李克勤（jixuie)题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的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对这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就读过不下100遍，在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阅读此书，这是我们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毛主席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洁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39年底，毛主席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老井冈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717050102eebi.html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和时间新论【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共产党宣言罗译本陈译本【论文摘要】本文为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以及《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实证性的研究视角。青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不可能读到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罗译本），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个译本。罗章龙的回忆有误。他最早研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译本）的确切时间，是在1920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自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毫不动摇的信仰开始，终其一生，都在结合实际，不断地研习《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小百科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且巨。而他最早研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时间和过程，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一、笔者曾经在1989年第3期《毛泽东思想论坛》上发表了《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和时间》一文（以下简称「初论」）。文章认为：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19年12月-1920年4月），黎锦熙看到他「最初研读的《共产党宣言》，既不是陈望道译本，也不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等人翻译的油印本，或者其它的什么稿本，而是在《国民》杂志2卷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译本」;文章还认为，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在1920年4月之前并不存在。上述观点被《青年毛泽东》（初版）一书欣然接受并加以引用。[1]但是在《青年毛泽东》这本书的修订版中，专家们却这样改写道：「根据当时报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情况及罗章龙多次回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此时毛泽东所读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罗章龙说的油印本，而且是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对《共产党宣言》之摘译。」[2]此处较之第一版，尽管同样注明援引了我的「初论」，但行文中却有两处修订。当然，笔者认为，《青年毛泽东》（修订版）仍然是一部在史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而历时三年、四易其稿的反复锤炼，更使修订版的《青年毛泽东》尤具功力。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上引之处的两个修订都不对。《国民》杂志2卷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译《共产党宣言》并不属于「摘译」。因为这里发表的是其文字份量很重的一个整章（第一章，且原计划连载其余各章）。这一点尚无关紧要。关键之处是：修订版肯定了罗章龙等人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以下简称「罗译本」），早在1920年4月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进一步断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经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全译本。这一失实的回忆，事实上已经对毛泽东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何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等问题的正确研判，产生了影响甚至误导。罗译本在1920年4月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吗？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油印本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初版的《青年毛泽东》和我本人持否定态度，而《青年毛泽东》的修订版却持肯定态度。结论虽然相反，但两点根据相同，即都是根据当时《共产党宣言》的刊印、出版情况，以及罗章龙本人的多次回忆。由于笔者发表的「初论」运用的是选言证法，在没有新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之前，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出版、刊印情况，作为前提已被穷尽。《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版和修订版对此均无异议。所以，全部问题出在罗章龙本人有关罗译本的回忆。但是，罗章龙有关罗译本的回忆经得起检验吗？二、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罗章龙曾于1990年3月作出了如 下的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3]《青年毛泽东》的修订版同样援引了罗章龙的这一段回忆。还有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认同了上述回忆。倒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较为客观一些。他这样写道：「据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该会成员罗章龙认为，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可能是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也就难辨事情的真伪。」[4]不过，我发现，尽管没有人见过这个油印本，但事情的真伪并不难鉴别。我的「初论」一文是在1989年9月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否定罗译本在1920年4月以前存在的可能性。可以看出，罗章龙生前的上述回忆，正是针对我的「初论」做出的否定性回应。不过，「初论」确实存在著一个缺陷，即它并没有说明，在1920年4月以后，罗译本产生的可能性问题。前引之罗章龙的回忆，是关于毛泽东于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曾经全文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资料来源。由于当年正在北京大学读预科、且同为新民学会骨干的罗章龙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人们对他这种以当事人出面的回忆，很容易深信不疑。而《毛泽东年谱》的权威性引用，无疑加重了这一回忆的份量。所以，罗章龙本人的回忆，就成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罗章龙的有关回忆存在著诸多问题。第一，罗章龙有关罗译本的多次回忆之间存在著重要差异。他在1978年9月4日说：「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本翻译的，有油印本。我想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译本。」[5]他在1983年又回忆说：「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6]由此可见，较之《毛泽东年谱》和《青年毛泽东》（修订版）所采信的1990年3月的那次回忆，罗章龙的各次回忆之间存在著下列重要区别：其一，他的回忆由「可能不是全译本」改变为「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其二，他在1990年3月的的回忆中，不仅取消了「我想」、「大概」、「可能」之类的模糊用语，而且进一步确定罗译本早在1920年就已经存在；其三，由不能肯定到断定毛泽东于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经读到过这个油印本。模态词的使用，说明罗章龙本人的有关回忆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由不确定到非常确定的变化，仅仅根据罗章龙本人的回忆，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第二，罗章龙回忆中的那个「庞大的翻译组」，在1920年尚未组建。罗章龙写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7]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就连罗章龙本人也说，翻译室是在研究会成立以后才创设的。[8]所以，德文组的创建，是在1921年11月以后的事。而它在此前的活动轨迹，并无任何历史文献可证。由此可见，在1920年4月，成立「庞大翻译组」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大量翻译外文书籍」的条件并不具备。第三，在这个庞大翻译组的全部成员中，唯罗章龙一人忆及：罗译本早在1920年即已存在。这是一例孤证。但不知何故，修订版偏偏采信了这一孤证。迄今为止，学界并没有找到罗译本存在的实物证据。（所以，石川祯浩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相反，却有一些证据可以否定罗译本在1920年的存在。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1921年的一份档案记载：北京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而「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9]刘仁静与罗章龙同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又据刘仁静回忆：「在1920年时，我们有个计划，要翻译一些书，我们认为罗章龙的德文好，就把托洛茨基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交给他翻译，他没有接受。我不知道他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知道他翻译过《康德的生平及思想》一书。」[10]第四，在罗章龙精心著作的《椿园载记》一书中，作者回忆说：「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著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1]由德文组的商章孙、罗章龙合译《康德传》（即刘仁静所说《康德的生平及思想》），「前后费时一个多学期，全书方告完成……这部《康德传》自1922年2月初起，连续重版多次」。[12]由于译者是根据德国莱比锡的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21年的再版本译出的，所以，德文组翻译《康德传》的时间不可能早于1921年。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罗章龙本人的其它著作中得到验证。他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11月17日成立后，……我与章孙决定选择《康德传》作为先导，事实上它是亢斋首先完成的译本。」[13]亢斋（翻译室）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才组建的，一如前述。事实和逻辑非常清楚：在1921年11月17日以后，罗章龙、商章孙等首先完成的第一本译作是《康德传》；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未翻译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任何著作。第五，关于罗译本，罗章龙还提供了下列旁证：根据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个罗译本曾于1922年送往中共中央，转交给人民出版社印刷了三千份。[14]我们核对了这份报告，发现这份报告并未注明这三千份《共产党宣言》即是罗译本。再稍前一点，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清楚地说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署名改为「陈佛突译」。由此可知，罗章龙关于人民出版社曾于1922年印刷了罗译本三千份的回忆，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笔者认定:在1921年11月之前，罗译本根本就不存在。不过，笔者并不否定它后来出现的可能性。如果罗章龙等人确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的话，那么，他们是在何时翻译这一经典著作的呢？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本《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于1923年3月出版，其中，就引用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译《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所以，如果罗章龙等人确曾油印过《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或部分译文的话，那么，它出现的时段，只能是在1921年11月至1923年3月之间。可以肯定的是，在1920年间，毛泽东决不可能读到尚不存在的罗译本。三、第二个须要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最早研读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以下简称「陈译本」），究竟是在何时。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他第一次读到陈译本，是在1920年。不过，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陈译本，他都没有说。其实，答案就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根据现有的毛泽东文稿，他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是在1919年7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此间，他只是援引朱熹的语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解读马克思的方法。并未言及他读了马克思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的哪本书。到了1920年11月，他在「书之重要者」一栏下，也只是列出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依然没有提及对他影响更大的陈译本《共产党宣言》。[15]不过，在1920年9月间，毛泽东更加频繁、集中地使用诸如「阶级」、「奴隶」、「治者」和「被治者」这样一些概念。[16]9月28日，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与「在位党」相对的新概念：「在野党」（《共产党宣言》的其它译本中，「thepartyinopposition」通常被译作「反对党」，唯陈译本把它译作「在野党」）。[17]紧接著，在他9月30日发表的文章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作为「被治者」的新概念—「平民」。[18]特别是毛泽东于1920年10月7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就在这样一篇短文中，他竟一口气使用了十个「市民」概念！其中又出现了几个他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新概念如：「中世」、「自由民」、「中世的自由都市」。[19]而上述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高频率出现的新概念，无疑都是源自陈译本。毛泽东在此文中写道：「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20]这一史实和观点，显然也是援引自陈译本《共产党宣言》。近代西方政治改革和宪政的确立，正是通过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之尖锐的冲突来实现的。显然，新术语的使用，新概念群的出现，以及总结西方立宪主义的基本经验，都是青年毛泽东受到陈译本影响的最直接的证据！它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和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诚如李博所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译成中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21]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毛泽东号召道：「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22]无疑，这种语气又是效仿了《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毛泽东将湖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成功，直接诉诸人民。早期革命的实践经验，使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作出了一种创造性的解读：「1848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23]他与彭璜等人于1920年9月发动的湖南自治运动，正是探索性地运用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同时，《共产党宣言》的其它基本原理也开始对毛泽东发生影响。此容另文撰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至迟到1920年的9月底和10月初，毛泽东就已经读到了陈译本。在上海，初版于1920年8月的陈译本，第一次印刷1000册，旋即被赠阅一空。紧接著，在9月里又印刷了1000册。那么，毛泽东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陈译本的呢?兹事体与陈独秀的关系极大。毛泽东很可能是从陈独秀那里得到陈译本的。首先，陈独秀是陈译本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1920年5月，上海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则是会员之一。当时，他正在加倍努力地翻译《共产党宣言》。6月27日译毕，6月28日，俞秀松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24]紧接著，陈独秀和李汉俊一起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同时，陈独秀又从俄共密使维经斯基那里，筹措到一批经费，创办了「又新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8月出版的陈译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正是在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影响之下，才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其次，在建党前夕，毛泽东与陈独秀过从极密。此时的陈独秀，是毛泽东心中的「楷模」，是「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立夏这天抵达上海，7月7日离开上海。这是他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奔陈独秀而去。毛泽东要创办文化书社，要组织「改造湖南联盟」，这些都需要陈独秀的支持。而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和李汉俊等人酝酿成立中共早期组织。当时，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两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我认为应该包括虽未正式出版，但陈独秀正在校对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稿本。矢志不渝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陈独秀的直接影响之下，经过反复比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加速度地朝著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20年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根据的。再次，湖南文化书社是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由于陈独秀等人的信用担保介绍，文化书社于1920年8月2日成立，9月9日营业，包括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内的大批新书，迅速从京沪等地运抵长沙，开始上架销售。与此同时，1920年8月，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成立，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为建党作准备。北京小组收到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上海发起组寄达的。[26]也就是说，配发陈译本，是陈独秀及上海发起组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组党的重要步骤。陈独秀甚至计划于1920年底亲自到湖南长沙会唔毛泽东。总之，毛泽东此时与陈独秀交往极密，他从陈独秀那里得到陈译本，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青年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比较、反思、选择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本文正是为青年毛泽东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提供一个实证性的、新的研究视角。最后，须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研读、接受和应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有一个发展过程。本文指谓的「初读」，既不是一次性行为，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参考文献】 略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