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無法負擔高額費用，她每天只使用2支VWF來做預防性治療，遠低於每天6支的正常用量。

北京，2017年除夕前一天，兩歲的小春光喫東西時剮破了口腔上皮，在醫院，由於一時無法辦理住院手續，她只能側躺在父母懷裏，以防止不斷流出的血液進入肺部。但含不住的血液從嘴角流出，每5分鐘就要擦拭一次。那一晚，小春光用掉了兩卷衛生紙。

小春光所患的是血管性血友病。一歲時，她精神萎靡，臉色發黃，腿腳無力。檢查後發現，她的血紅蛋白只有56g/L，比正常值低了一倍多，可能有生命危險。直到醫院給她輸血後，小春光才得以恢復。

兩歲這次，北京的一名病友送來一些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以下簡稱“VWF”)，只打了一針，小春光立刻就止血了。血友病是一種罕見病，即使出現很小的創口，甚至只是一個深蹲導致的毛細血管破裂，血液也無法凝固，傷口極難癒合，小春光所患的血管性血友病，尤爲嚴重。

VWF是一種澳大利亞企業所生產的藥物。根據1986年《禁止◇因子製劑等血液製品進口的通知》，VWF不得進口，境內患者只能通過代購從境外購藥。按照匯率不同，一支VWF價格在800元~1000元。小春光今年4歲，截至目前用了20支VWF。

另一名成年女性患者於麗萍(化名)告訴記者，因爲無法負擔高額費用，她每天只使用2支VWF來做預防性治療，遠低於每天6支的正常用量。

被血友圈稱爲“神藥”的VWF，正是從人體血漿中提煉而來，但2018年5月北京食藥監局在回覆北京人大代表班春燕時提到，目前用於血管性血友病治療的，只有美國FDA於2015年批准的重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尚未批准進口，國內企業生產的藥品正在研究中，尚未提交上市申請。

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進口人體血液製品，應當……取得進口藥品註冊證書”。今年3月2日，國務院對這一條款進行了大幅修正，但涉及到進口人體血液製品的，仍然應該按照相關規定取得進口藥品註冊證書後，方可入關。“看來局勢仍然不明朗。”於麗萍說。

血漿製品缺乏背後，則是我國血漿這一“源頭”缺口極爲巨大的現實。據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2017年生物製品批簽發年報》，當年全國共申請簽發約4000萬人血白蛋白(按10g/瓶折算)，國產與進口比例分別約爲43%和57%。

而根據伊朗輸血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InstituteforResearchandEducationinTransfusion)2016年的一份報告，生產50萬公斤白蛋白，需要超過2000萬升的原料血漿。以此計算，如果中國要實現白蛋白的自給自足，2017年的採漿量需要達到1600萬升。

儘管目前中國單採血漿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根據衛計委的最新數據，2013年中國採漿量尚不到5000噸，合計約500萬升，離自身需求距離極大。

同時，一人份血漿所含的抗體十分稀少，以提煉血漿中富含的IgG抗體、能在特定條件下增強人體免疫力的靜丙(靜脈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PH4)爲例，《中國藥典2015年版》要求，生產人靜丙所需的原料血漿，每批應由1000名以上供血漿者的血漿混合而成。

因此，相關制度也鼓勵獻漿員固定獻血漿。根據《中國藥典2015年版》，在採漿之前，血漿站需要對漿員的血型、血紅蛋白含量等九項指標進行檢測，需要耗費一定時間。但對於半年內供漿2次及2次以上的固定供血漿者，則可以在採漿後留樣檢查，年齡限制也可以放寬到60週歲。

與無償獻血一年最多兩次的頻率不同，供血漿的頻率可達一年24次。但饒是如此，由於缺口巨大，我國內目前採取“有償”獻漿的制度，即採漿完成後，獻漿員會得到一筆200~300元的誤工費。

但兩三百元的營養費，在欠發達地區，卻被當做一種收入，並異化爲奇特的利益鏈條。

《中國經營報》記者掌握的判決書顯示，2014年1月，17歲的張萬文(化名)欺騙被害人周卓浩(化名)去做免費體檢。周卓浩信以爲真，到了武南血漿站後才知道是賣血。儘管自己並不願意，但張萬文威脅要打他，周卓浩被逼無奈就獻了血漿。周卓浩稱，從2014年1月至4月，他總共在武南血漿站獻了12次血漿，遠遠超出了14天獻一次的法定頻率。

每次獻完血漿後，工作人員會給一張票據。憑此票據，周卓浩能領取約200元營養費，但票據每次都被張萬文收走，他只從張萬文處獲得過一次50元的車費。

兩三百元的營養費，以及介紹人來的獎勵金，確實是相關事件的“利益促動”因素。曾在血液製品單位工作、離職後從事獨立研究的杜向軍認爲，補助獻漿者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全球85%以上的血漿來自於“有償”獻漿者，但補助金額過高則可能會催生一些“血頭”“血牛”等不願看到的結果。

兩年迎來45名吸毒者

在2013~2014年8月期間，有45名在冊吸毒人員供過血漿。

據悉，早在2009年武威血漿站就發生了另一起強迫賣血案，該案主犯高成元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巧合的是，近期武威打掉了一個47人的涉黑團夥，名單中也出現了高成元的名字。對於兩者是否爲同一人，記者詢問涼州區公安局，截至發稿未獲迴應。

武南鎮曾是武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繁榮的地區。當時，武威火車站、機務段都設立在此，當地多數人的就業、讀書，都依靠機務段的下屬單位。但隨着機務段的合併、搬遷，武南鎮也逐漸蕭條。

衰落之後，武南鎮出現了不少吸毒人員。一名當地人士稱，販賣者與吸食者並不見面，他們通過約定公路某處來交接毒品。他曾開車送朋友去取毒品，看朋友吸毒時稱：“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表情。”

2006年之後，蘭州生物所在武南鎮設立了單採血漿站。其兩三百元的費用，很快吸引來了吸毒人員。原副站長黃大鴻告訴記者，儘管《中國藥典》裏明確要求，有吸毒史的不允許獻漿，但血漿站當時並沒有能力檢測對方是否吸過毒。

“我會觀察他胳膊上有沒有針孔。如果針孔比較多，我會偷偷跑出門給武南派出所打電話，民警會過來帶走他。”黃大鴻告訴記者，他通過這一方法，辨別出了好幾名吸毒人員，當時血漿站也沒有相關的醫學檢測方法。

根據《單採血漿站管理辦法》，血漿站只接受本地戶籍的獻漿員。這一規定也有助於辨別吸毒人員。2014年時，武南派出所曾給血漿站提供了幾名涉嫌吸毒人員的名單。然而，實際上仍有大量吸毒人員成爲漏網之魚。

《中國經營報》記者掌握的司法材料顯示，涼州區公安局武南派出所禁毒辦公室的一位警員在作證時表示，警方曾覈對了供漿人員花名冊，發現在2013~2014年8月期間，有45名在冊吸毒人員供過血漿，另有12名供血漿者身份信息不實或查無此人。

此後，這一事件的相關責任人，被以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以“翫忽職守罪”進入司法程序，最終以“歸案後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確有悔罪表現”而被免於刑事處罰。

曾在血液製品單位工作、離職後從事獨立研究的杜向軍告訴記者，單採血漿站首先會篩選低風險人羣，對其進行全面體檢，採集的原料血漿要進行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種病毒檢驗，送到血液製品單位後，公司要複檢和執行窗口期管理，最後還要經過多種工藝去除和滅活病毒。通過這樣一系列方法逐級降低病毒風險，最後製成的藥品不可能含有病毒。

一邊是各種未成年人、吸毒者獻漿醜聞，另一邊，卻是社會對此更深刻的認識偏見。記者在武威採訪期間與多名當地人士攀談，他們對血漿的作用均不瞭解。一名出租車司機說：“這不是抽走人血裏的精華嗎？”

“疑慮”阻滯了“任務”？

“改制之後，單採血漿站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杜向軍認爲，通過層層篩檢、滅活，目前血漿製品的病毒安全性已達歷史最高水平。

“現在的採漿就像過街老鼠。這裏面差在哪兒？ 就是這200塊錢營養費。”血友病患者、北京血友之家罕見病關愛中心理事長關濤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扭轉業已形成的“賣血”觀念，纔是解決國家血漿短缺的有效方法。

“我是終端受益者，獻漿員是源頭。現在我們和源頭是脫節的，獻漿員只知道血漿賣給了藥廠。我們要讓獻漿員明白，這些血漿能夠拯救生命。”關濤已組織血友病人去四五家血漿站與獻漿員面對面交流，根據反饋，此後每一家的採漿量都提升了20%~30%。

根據世界血友病聯盟的數據，缺乏凝血因子VIII稱爲血友病A，缺乏凝血因子IX稱爲血友病B，發病率分別爲萬分之一和五萬分之一。公開信息顯示，除此之外還有因缺乏其他物質導致的血友病C、血管性血友病等。學界估算，中國約有10萬名血友病患者。

如果不使用藥物，血友病人只能任器官出血，直到內外壓強達到平衡狀態，流血纔會終止，這一過程伴隨着巨大痛苦。關濤說：“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級，血友病就是十一級”。血友病人的神藥，一般是凝血因子◇或凝血因子◇，目前大多隻能從人體血漿中得到。

“獻漿員只知道血漿會進入藥廠，但並不知道終端受益者是誰。”經過了多年的觀察、研究，關濤認爲，這個認識上的斷層，是造成目前國內血漿供不應求、獻漿如過街老鼠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血友病人僅僅是血漿受益羣體的一小部分。根據澳大利亞紅十字會(AustralianRed-Cross Blood Service)2016年年報，血漿可以用來製造18種藥品，以治療出血性疾病、免疫缺陷、燒傷等多種情況。

在2006年之前，單採血漿站大多由各地衛生部門所辦，這種管辦不分的情況，造成了部分地區管理混亂。

2006年，衛生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單採血漿站轉制的工作方案》，要求爲控制經血傳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強化地方衛生行政部門監管責任，按照“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衛生部門要與單採血漿站脫鉤，原由縣級衛生行政部門設置的單採血漿站轉制給血液製品生產企業。

根據通知要求，改制後的血漿站將與血液製品單位保持“一對一”的供漿關係，即除了上屬的藥廠，血漿站不得向其他單位供應血漿。

由此，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輪議價談判。公開報道顯示，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蘭生物”)曾在改制期間收購了貴州至少六家單採血漿站，共花費3600萬元，其中僅惠水血漿站收購價就達1800萬元。“這些血漿站都設立在偏僻的農村、城鄉結合部，土地房屋根本不值多少錢，爲何收購價如此之高？”杜向軍質疑。

其間，也曾發生過諸如貴州鎮遠縣血漿站站長陳登富利用個人關係，將血漿站編入自己名下，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案件。但總體來說，在2007年改制完成後，單採血漿站違法違規現象大幅減少。

“在血漿站改制之後，我國單採血漿站基本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杜向軍認爲，通過層層篩檢、滅活，目前血漿製品的病毒安全性已達歷史最高水平。

以使用低溫乙醇法生產的人血白蛋白爲例，這種工序最早產生於1940年，截至目前尚未發生致病案例。這也是人血白蛋白能突破血液製品進口禁令的原因之一。

政策與觀念

在2011年之前，貴州的採漿量一度佔全國25%。杜向軍分析，正是因爲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導致了貴州的關站行爲。

上世紀八九十代，一些地方曾出現“血漿經濟”，各方的利益交錯，最終讓中國的單採血漿走入“至暗時刻”。多方努力之下，1996年3月全國開始取締以營利爲目的的血站，並在1997年12月通過了《獻血法》，規定實行無償獻血制度。

2000年起的3年間，河南迅速關掉了全部單採血漿站。天眼查統計顯示，截至目前，河南境內僅有4家單採血漿站，而排名第一的廣東省有50家。

2006年，根據《關於單採血漿站轉制的工作方案》，所有單採血漿站從政府部門剝離出來，在經過一段收購價格談判後，被重新劃入血液製品企業，並與企業保持一對一的供漿關係。長達十多年的管辦不分、疾病傳播，終於在2007年之後得到了遏制。不過貼在單採血漿站身上的“賣血”“艾滋”“貧困”標籤，在短期內仍然無法撕下。

直到現在，杜向軍仍然在爲獻漿正名。“單採血漿等於賣血是一個共識，屬於羣體偏見。如果能把‘獻血漿’，‘獻全血’‘成分獻血’關聯到一起，對於扭轉偏見將有巨大的作用。”2012年，杜向軍在四川都江堰見到了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竺。在他提議下，陳竺寫下了“獻血獻漿同樣光榮”的題詞。

這幅題詞被廣泛傳播，用於單採血漿事業的宣講。

陳竺對血液製品產業非常重視。一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在出席一次會議時陳竺發言稱，血液製品關乎國家安全，無視血液製品產業，即是無視百姓健康。2012年，陳竺還在都江堰單採血漿站獻漿400毫升。

2011年，貴州關閉了境內16個血漿站，僅餘4處倖存。業內普遍認爲，這是貴州脫貧的一次嘗試。亦有傳聞稱，衛生部時任領導聽說後非常着急，親自向貴州方面詢問此事。

記者瞭解到，血漿製品的供應與用量存在“不均勻”的情況。北京、上海這兩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並沒有設置單採血漿站，但用量卻相對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則是單採血漿站的主要分佈區域。在2011年之前，貴州的採漿量一度佔全國25%。杜向軍分析，正是因爲這種“不平等”的情況，導致了貴州的關站行爲。

與下屬於血液製品企業的單採血漿站不同，中心血站的命運則好得多。根據《獻血法》，地方各級政府領導本行政區域內的獻血工作，衛生行政部門負責監督管理。多份判決書顯示，無償獻血也曾被納入了多地政府的考覈指標。

全國血漿站分佈圖

目前血漿供應量和用量存在“不均勻”的情況。圖爲各省GDP與血漿站數量的對比。

原標題：單採血漿供應鏈：吸毒者獻漿與“神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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