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煥《呂讓墓誌銘》（№.大中107）：皇考諱渭，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皇妣河東郡夫人柳氏。外祖識，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名高四海。府君七歲在潭州，七日之內，繼失怙恃，號慕如成人。伯兄故衡州刺史與仲兄等所不忍視。既祥，念《春秋左氏傳》，日五百字。衡州伯父撫其首曰：“聰明厚重，吾家之寶也。”親授文章意氣，經傳宗旨，志學之歲，著《婁納言墓表》、《衡州合江亭記》。伯父見而驚曰：“佐王之才也。”風清月朗，必具酒饌資談論，未嘗不以生人爲先，社稷次之之義應對。聲譽日在於王公大人之口，若洪瀾東注，勢不可遏。故柳州刺史柳公宗元爲序餞別，具道所以然者。十八，經伯父哀苦，涕慕成疾，逾歲而平，初從鄉賦，韓吏部、皇甫郎中、張司業方閒宴，見公《賈珠賦》雲：‘洞庭方員七百里，其瀾浸日月，土出金入’之句，環目驚視，不浹辰傳乎萬人。二十三，進士上第，解褐祕書省校書郎，以支使佐故相國彭原李公程於鄂嶽。

呂渭、呂溫、呂讓與韓仲卿、韓會、韓愈一樣都屬文章世家，呂溫從呂讓學文過程，有似韓愈從韓會學文。呂溫讓七歲的呂讓念《左傳》，日抄五百字，並親授作文之法。其間又得到了柳宗元鼓勵。韓愈之子韓昶的習文之路也頗相似，《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爲墓誌銘並序》（№.大中102）曰：

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暗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詩，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匯。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

其性好文字，出言成文，當是出於韓愈家教之故，其所從之事是張籍、樊宗師都是韓愈重儒崇古的同道者，所以也較早表現出與流行文風的相異之處。韓昶這一成長環境顯帶有古文家族的特色。

韓愈也成長於類似的環境中，他早年也曾得到了韓會的指教。韓會曾得蕭穎士、李華稱讚，是大曆朝曾爲中書舍人，與崔祐甫、樑肅一樣，也是古文大家，作有《文衡》一文，曰：

蓋情乘性而萬變生，聖人知變之無齊必亂，乃順上下以紀物，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俾皆有經，辯道德仁義禮智信以管其情，以復其性，此文所由作也。故文之大者統三才，理萬物，其次敘損益，助敎化，其次陳善惡，備勸戒。始伏羲盡孔門，從斯道矣。後之學者日離於本，或浮或誕，或僻或放，甚者以靡以逾以蕩以溺，其詞巧淫，其音輕促，噫，啓奸導邪，流風薄義斯爲甚。而漢魏以還，君以之命臣，父以之命子，論其始則經制之道老莊離之，比諷之文屈宋離之，紀述之體遷固敗之，學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知文章之作以君臣父子，簡而不華，婉而無爲，夫如是則聖人之情可思而漸也。

此文不僅在古文觀念上與韓愈相似，語言風格與表達方式也與韓愈相近，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韓愈古文學習起步於長兄的傳授。在宣州這一段學習雖是以自學爲主，但其早年所受的家族文化教育已奠定了他成爲古文家的知識起點，其自學也應依照其家學傳統來進行，以研經習古爲主。他曾反覆陳述這一段早年求學的經歷。如：

《上宰相書》：“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

《進學解》：“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他對自己這種專注儒家經典的治學經歷是非常自信的，他認爲這是與世俗流行的學風是不同的。在宣城這樣一種環境裏，他除了沿續家族文化傳統，較少受到京洛地區爲以辭賦爲宗的當代流行文化的影響，自然地與當代流行文化拉開了距離。其所學與當時流行科場範式並不一致，所以，屢試失敗，其《答崔立之書》言：

“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餘亦無甚愧焉。”

他以當時流行駢文爲俳優之辭，以之示人，自感不安，這是因爲這一種流行文風與他一直尊崇的古文家法是全然不同的。作爲古文家，他與流行文風的矛盾當緣於他在宣州苦讀時形成的復古化的知識結構與文章意識。韓愈自敘自己習文經歷言：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答侯繼書》）

以上是說自己習文的整個過程，其起點就是先秦兩漢的著作，這與韓會所論是一致的。這又與以《文選》爲基本教材專習辭賦者是顯然不同的，而這種追求是在他治學之初就形成的知識觀念。他已認識到他的文風與流行文風的距離，如其曰：“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答李翊書》）”駢文與古文，不僅文學觀念有別，所習讀本不同，而且閱讀與學習方式也不一樣，初習文者多以有聲誦讀爲主要方式，特別講究對偶與節奏的駢文句法與以散行爲主的古文句法在閱讀方式上差別很大，所以，在習古文者韓愈看來，駢偶之文似倡優之語，在習駢文者看來，韓愈的古文無法以通行的駢化語氣讀出，自然是不入流者。

與時風的這種距離與其居家治學方式相關，同時，又與他所處的宣州這一環境有關。如前所敘，戰亂後中原士族多舉族南遷，也將他們家族文化帶到江南，並在江南地區形成了復古化的文化環境，傳承了天寶年間以蕭李爲代表的文學復古之風。其中最突出者有李棲筠、獨孤及以及陳少遊等。關於李棲筠、獨孤及重建州學，陳少遊重經學並舉薦趙匡、陸質等事，筆者已有所論 ，此處不再重複。本文要強調的是：當時幾任宣州刺史也都表現出這一傾向，興元與貞元初，宣州刺史孫會就是其中一員，孫會是孫逖的侄子 。孫逖是開元天寶年間倡導古文之先驅，開元后期爲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人，直接推動了古文運動初興。其後人也多能繼承他的傳統，樑肅有《賀蘇常二孫使君鄰郡詩序》一文，二孫使君，即常州刺史孫會、蘇州刺史孫成兄弟二人，一爲孫逖之侄，一爲其子。文曰：

二公修懿文之烈，成變魯之政，地無夾河之阻，人有同舟之樂，抑近古未之有也。……興元、貞元間，偕以治行聞。天子器之，於是仲有吳苑之寄，伯受晉陵之命。自庱亭以東，御兒以北，面五湖，負大江，列城十二縣，環地二千里，政教同和，風雨同節，禮讓同俗，熙熙然有太平之風。每歲土膏將起，場功向畢，二公各約車輿，將命者十數人，循行邑里，勞之斯耕，喻之斯藏。民樂其教，且飽其和，然後用籩豆盞牽展友愛於交壤之次。綽綽怡怡，有裕有歡。

文中稱道他們二人不僅能安定地方，而且善於以儒家禮教施教。樑肅是韓愈之師，大曆年間是獨孤及的弟子，獨孤及在天寶年間又是蕭穎士、李華的追隨者，這些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不僅文學主張相似，而且在人事交往上也有着密切的關係，存在着清晰的師徒授受關係。在樑肅文中提及的李萼就是顏真卿的弟子，李萼作《二孫鄰郡詩》，也應是緣於老師顏真卿與孫氏家族的特殊關係。其時屬而和之者有三十七家，這應是當時江南文壇上的一大盛事。其時來江南避難的中原士族文學活動頻繁，且聲系相連，不只同聲相應，還以推獎互助之舉引領好古之風 。孫會主政宣州及崇儒好古之舉，對年輕的韓愈當有所影響。這一點可由孫會兒子孫公乂在長慶年間與韓愈交往一事見出，馮牢《孫公乂墓誌》（NO.大中054）言：

祖遹，皇左羽林軍兵曹、贈祕書少監；父會，皇郴、溫、廬、宣、常五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公即常州第二子也。幼而嗜學，長能屬文，尤以博識書判爲己任。年十四，初通兩經，隨鄉薦上第，未及弱冠，遽失恃怙。長兄不事家計，諸弟尚復幼稚，公以負荷至重，他進不得，遂即以前明經調補楊州天長縣尉。有替，校考不足，重任江陽主簿，由主簿授婺州錄事參軍。覆獄得冤狀，爲太守王公仲舒知，闢ヘ軍事。時元和末載，相國蕭公俛始持國政，方汲引時彥，特敕拜公爲憲臺主簿，方議朝選。屬殿內御史有以自高者，惡非其黨，將不我容。公以爲道不可自屈，即直疏其事，置之憲長故相國贊皇公，是日解冠長舌，堅臥私室。贊皇披文，聳聽，益固其知，以公之志不可奪，因白執政授京兆府戶曹，由戶曹爲鹹陽令，歷四尹，皆以政事見遇，尤爲韓公愈、劉公棲楚信重之。昌黎得畿官簿書不能決去疑滯者，必始質信於公，然後行下其事；河間當時威豪右，自以明︹爲己任，每有情僞未分，關人性命者，亦常先議於公，諸曹已下但承命而行，假鼻而息耳。

韓愈爲京兆尹，孫爲京兆府戶曹、鹹陽令，是韓愈的下屬。韓愈對這樣一個下屬如此尊重，應出於對其父孫會的敬重，孫公乂大中五年（851）八十歲時卒，當生於大曆六年（771），韓愈僅比其大三歲，年歲上屬同輩人。孫會或許與韓會有交往，這種交往就應發生在韓氏家族避難江南期間，而韓愈與孫公乂的最早交往也可能是在宣州苦讀時。聯繫到上述的韓會等四人在江南以“四夔”在自居，韓愈少年時也應與李陽冰之子、孫公乂等形成一個交往圈，這些山東士族在寓居江南期間，應有自己特定的交往羣體。

他與這一羣體的聯繫，還可由他與蕭存的關係見出。韓愈晚年，由袁州歸京途中，特意到廬山訪問蕭存的後人，蕭存在《唐書》有傳：

蕭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樑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後去官，風痹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爲經贍其家。

此記當據趙璘《因話錄》：

《因話錄》卷三：“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留百縑以拯之。

趙璘言：“功曹（蕭穎士）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即餘之外王父也。”蕭存姐夫是其外祖父，所記當更可信。符載《尚書比部郎中肅府君墓誌銘》所記更詳：

君即功曹之子也，稟乾坤清粹之氣，聚而爲德義，散而爲識度，行可以輔教，纔可以拯時，大抵根儒術，尚名理，喜言人之善，鋤人之惡，其餘九流百氏，質文沿革，雖千古窮絕，如以眸子視左右掌也。大曆初，與昌黎韓愈、天水趙贊、博陵崔造素友善齊名。李大夫棲筠領浙西，掇華刈楚，遂奏授蘇州常熟縣主簿。顏太師真卿典吳興，纂文編韻，延納以修術之任。

符載文中韓愈應爲韓會之誤，因爲大曆初韓愈尚未出世。蕭穎士於戰亂中也有過避難江南的經歷。由蕭存仕宦經歷看，其早期一直在江南、淮南一帶任職，其家也寄莊江南，故能與韓會在大曆初有交往。趙璘言韓愈“少爲存所知”一事，應發生在韓愈在宣州期間。韓會在與蕭存的交往過程中，接受了蕭穎士的文學觀念，這一觀念通過家庭教育又傳承到韓愈身上。韓愈的晚年的懷舊之舉表明他非常重視在江南苦讀期間得到的與天寶古文派的因緣關係。

由韓愈在宣州受薦一事還可看出宣州地方官文化導向對韓愈的影響，韓愈《答崔立之書》言：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及年二十時，……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

韓愈十六七時，正是在宣州度過的。在上文中，韓愈表達了自己對進士科、博學宏詞科考試的接受過程，可能有一定的誇張成分。其言二十歲來京之說，與其它處所敘有異。如：《祭十二郎文》：“我年十九，始來京城。”《贈族侄》：“我年十八九，壯志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作秋蓬。”《歐陽生哀辭》：“貞元三年，餘始至京師。”綜合多家之說，大至情況是十九歲秋離家，二十歲到京城，後又回到宣州府求舉。他曾有過“四舉”之事並被三次推薦參加博學宏詞制科考試，這本身就是比較特殊的事。按唐制，每年各州薦舉的人數是有限的，《唐六典》卷三十記：“凡貢人，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異等，亦不抑以常數。”宣州是上州，每年也僅三個名額，即便可以突破常數，總人數可能也只有五六人，韓愈年年能得到這樣的機會，固然是因他在州舉考試中成績優秀，也當是宣州刺史對他的特別關照。查《唐刺史考》等文獻可知，從興元元年至貞元十二年（784-796）宣州刺史是孫會（興元元年至貞元二年）、皇甫政（貞元二年至貞元三年）、劉贊（貞元三年至貞元十二年） ，孫會與韓愈關係已見上，皇甫政生平資料不多，獨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有記：“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潁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嘗同司諫之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託論撰，以實錄刻石。 ”時在大曆十年，他是福州都督李椅的判官，與獨孤及是同僚，也是一個具有復古傾向的中原士族。崔祐甫《廣喪朋友義》說到皇甫政這一特點：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餘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餘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餘以所著《喪朋友議》，餘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思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餘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諛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彌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

崔祐甫、常袞於大曆末貞元初主宰文壇，有意改造文風，推舉好古之士。在上文中，崔祐甫以皇甫政爲同道者，認爲他“重禮義，有古之遺範”。唯因如此，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也將此人列入，“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亷使爲太子賓客。 ”這表明皇甫政與柳宗元父以及柳宗元有相同的文化立場。大曆七年，皇甫政未至四十歲，與韓會爲同輩人。其權知宣州刺史時，完全有可能會舉薦像韓愈這樣以古文爲業的學子。劉贊，官署“朝議大夫、使持節宣州諸軍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採石軍等使、彭城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在《舊唐書》中有傳：

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匯之子。少以資廕補吏，累授鄠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南還朝，途出於鄠，贊儲供精辦。鴻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捃拾榛楛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 ，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匯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跡。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斂殖貨，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劉贊是史學家劉知幾之孫，劉匯之子，這是當時第一等有家學淵源的家族，劉知幾六個兒子，個個都是學者，皆有著作傳世。但劉贊並不好學，以門蔭入吏，以實幹能力，曾得到了杜鴻漸、楊炎的賞識，累官到宣城刺史。他當時不僅以斂財求恩出名，而且還因子弟缺乏家教有惡名，當時人都認爲他是劉知幾後代中的一個另類。但同時，他又以表彰孝女之行而爲當地人稱道，這表明他雖然成爲一名酷吏，但劉知幾尊儒重文的家族傳統仍存於其身 。又，《全唐文補遺 千唐志齋新藏專輯》（329頁）有李宗閔爲劉贊之子劉勝孫所寫的墓誌《唐故河南府士曹彭城劉君墓銘並序》：

丁敬公憂，居喪以孝聞。李說爲河東節度，表爲推官，拜左武衛胄曹。說死，鄭儋因之，署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君在河東凡十年，府三變而君輒留，皆以直道，故人無閒言。丁太夫人憂，復以孝聞。左僕射餘慶留守東都，以其行薦於朝廷。詔未報，會嚴綬爲荊南節度，又請君爲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時監軍使挾恩作威，稍侵綬政。綬不能制，君敷以道析之，遂爲其中傷，召至闕下，公卿大夫多爲之言，上知其無罪，授河南府士曹。禮部尚書播爲監鐵轉運使，以君守法不阿，請君知宣歙池三州院事。與本道觀察使不相能，乃棄職歸。……君之伯氏、殿中侍御史茂孫，仁而賢，哀其弟不遂，欲其名傳於無窮，乃脫其左驂，因其季懿孫，請餘爲志。餘故與嗣居巢伯敦質善。蓋敦質於君從祖兄也。貞元中，數以君之昆弟友愛，爲餘道之。

劉勝孫少入弘文館，後又爲杜佑巡官，丁憂皆以孝聞，後十年裏在河東任職，皆以直道，人無閒言，再後與荊南監軍使宦官、宣州觀察使有衝突，皆因守法不阿所致，而非失禮輕狂，估計其惡評也是因此而來。墓誌多虛美之言，但是基本內容與《唐書 劉贊傳》有如此之別，表明史書所言劉贊子弟缺家教不盡實情，其實，劉知幾一門家風至其第四代仍存，劉贊可能更是如此。具有這樣文化傾向的地方官，也應有與天寶古文派類似的文化立場，韓有愈得薦，也是因其所學與他的文化導向相合 。

由上述內容看，年輕的韓愈在宣城備考的三四年間，內有重古文的家族文化傳統的影響，外有中原儒士地方官所創造的崇儒復古的文化導向，使他直接承繼了孫逖——蕭李——獨孤及、樑肅一系的古文派傳統，遠離時風。再加上寄莊戶身份與維持衣冠戶榮譽的精神壓力，使他發憤苦讀中完成了古文派傳人的身份認定並形成了獨承古道的使命意識。

科舉時代，應試備考是青年學子求學的重要過程，考試競爭的壓力，使其對學業的專注往往達到人生的最高度。這是他們走上文場的起步階段，也是他們文學觀念與文學風格的初始化時期。以“山東世族”以中心的士大夫家族教育多是士人的知識起點，在家族組織緊密的時代，這種教育模式具有很強的傳承性。安史之亂之後，中原士大夫大多脫離原居住地，失去原先的依託世族莊園的生活條件，也失去了在地方上相應的一些世襲特權，以科舉求生存的壓力增大，自身傳統之學與生存之資的關係愈發明顯。同時，北方世族南遷，文化南移，使得中原儒學文化在江南這個特殊文化環境得以傳衍與發展，這些應是韓愈等江南移民應試求學階段所面臨的文化環境，這也是古文運動在中唐勃興的一個背景。如陳寅恪所說：“雖隋唐統一中國，江左之貴族漸次消滅，然河北之地，其地方豪族仍保持舊時傳統，在政治上固須讓關隴胡漢混合集團列居首位，但在社會上依然是一不可輕視之特殊勢力。職此之故，河北士族不必以仕宦至公卿，始得稱華貴，即鄉居不仕，仍足爲社會之高等人物。蓋此等家族乃一大地主，終老鄉居亦不損失其勢力，自不必與人競爭勝負於京邑長安洛陽也。……李棲筠既不得已捨棄其累世之產業，則並其家前此之社會地位亦失墜之矣。夫李氏爲豪縱之強宗，棲筠又是才智不羣之人，自不能屈就其他凡庸仕進之途徑，如明經科之類，因此不得不舉進士科。 ”居住地的改變使得士人生存環境與生存方式發生變化，不僅是河北士族，多數移居江南的中原士族也是如此。因此，避地江南的生活方式、寄莊戶的身份、與京城不同的地方文化導向以及這三者所產生的合力，應是我們考察韓愈古文觀念以及中晚唐文學背景的重要因素。

二○一二年三月草

二○一三年九月修訂

二○一四年六月定稿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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