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與竹林七賢》（下） ● 許天一 郭長秀 【阮籍阮咸樂稱聖】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借琴痴黃鐘公之口寫到《廣陵散》，稱之為「和平中正，卻又清絕幽絕，高量雅緻，深藏玄機，便這麼神遊琴韻，片刻之間已然心懷大暢……」　　就嵇康來說，他從小就對音樂有著特殊的感受性，後學琴、笛，將一曲《廣陵散》奏成「千古絕響」。嵇康有一張非常名貴的琴，為了這張琴，他賣去了東陽舊業，還向尚書令討了一塊前代玉佩，截成薄片鑲在琴面上作琴徽，此琴可謂價值連城。據說有一次，山濤想乘醉意剖琴，嵇康以生命相脅，才使此琴免遭大禍。嵇康創作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與蔡邕創作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是我國古代一組著名的琴曲。隋煬帝曾把彈奏《九弄》作為取士的條件之一，足見其影響之大、成就之高。嵇康除以彈奏《廣陵散》聞名外，在音樂理論上也有獨到貢獻，這就是《琴賦》與《聲無哀樂論》。在「竹林七賢」中堪與嵇康之琴曲比肩的，還有阮籍的長嘯和阮鹹的琵琶。 【司馬之心路人知】　　 阮籍（公元210～263年），「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人，音樂家、文學家。曹爽輔政，召為參軍，不久託病辭歸，後相繼為司馬懿從事中郎、司馬師從事中郎。阮氏一門，出了很多音樂家。阮瑀曾從同鄉蔡邕學習音樂，其子阮籍、孫阮咸，皆為「竹林七賢」中以琴見稱者，而咸子阮瞻也是為後人稱頌的音樂名家。　　阮籍初被司馬懿召去任從事中郎時，不敢拒絕，是怕他面慈心狠，遭日後的報復。對更無所忌憚的司馬師的任命，阮籍更無法逃避，因為一旦被他看中，除了以性命相搏之外，無論積極還是消極的抗拒，都是白費心力。這種事有成例在先：　　司馬師帶兵東征，特辟上黨人李喜為從事中郎。李喜是名士，曾拒絕過司馬懿的徵召，而當司馬師相召時卻乖乖地來了。司馬師狡黠地問道：「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李喜倒也坦率，回答說：「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　　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語震動當時並傳之後世的司馬昭，於魏晉之間的政壇上，堪稱首屈一指的人物：要剛毅有剛毅，要智謀有智謀，要實力有實力，司馬昭可稱得上雄視宇內。　　要大經營，就離不開用人，離不開用幹練之人，尤其離不開用大名人。在司馬昭看來，大名人不一定有大實用，但至少能得大虛用，用他們可點綴門楣，顯示自己盡得人心。這樣做，未必獲得期望的效果，但總能為自己的臉上貼些金。　　但用名士得注意他們的顯著特點，就是喜歡發議論，以炫耀有見地；此外脾氣大，容易發牢騷。因此用名士來「裝飾」政壇，得把握分寸：他們完全可以清談，可以玄言，談風花雪月，談天文地理，談那些無關宏旨的人，談那些無關緊要的事，然而絕不准他們對本集團進行非議，進行詆毀，進行任何刺激性的評說。如不這樣，本集團的政治行為將從反面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自己苦心樹立的形象將遭到極大的扭曲，才得到的一點人心將無可挽回地散去。　　名士們只要不說長論短，鬧點脾氣，使些性子，都好說。即使心存芥蒂，不願合作，不願靠攏，不願歌功頌德，那也好說，沒多大的關係。原則只是一條，不得亂說，亂說便不客氣。像那個以孔子後裔自重的孔融，目空一切，由著性子亂說一氣，曹操忍了又忍，終於忍無可忍，將他給殺了。　　司馬昭心裡的想法，拿出來就成了規矩。對當朝名望大得無出其右的竹林七賢，司馬昭非常關切。他的關切，典型地反映在對「七賢」的態度上：　　山濤洞識時務，可委以重任；　　王戎心向官場，可授以美位；　　劉伶縱酒昏放，可隨他胡鬧；　　阮咸癲狂無度，可由著他性子來；　　向秀悔過自新，可既往不咎；　　唯有嵇康不識抬舉、胡言亂語，得給他點兒顏色看。　　嵇康拒絕了他的拉攏，以致司馬昭的興趣全部轉向了阮籍。拉攏阮籍，多少能彌補一點遺憾。在竹林七賢中，阮籍的歲數不及山濤大，風度不及嵇康好，然他卻是其中的另一個領袖。能將他歸入彀中，便等於招降了「七賢」中的大半。　　阮籍是個能說會道的人，激起談興，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然而他的言談內容卻清空奧妙，有趣、有致、有理、有道，但仔細一辨，玄遠得很，似乎什麼都說了，又似乎什麼都沒說，讓人摸不著邊際。他極為謹慎，簡直謹慎至極。與他交談，聽不到人過，聽不到時事，聽不到「敏感」問題。也因此司馬昭才感嘆：「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　　有這樣謹慎的人在朝中做個榜樣，便能為口無遮攔者戒，為喜歡批評者戒，為存心誹謗者戒。戒得透了，朝中就會減少孔融般的人，嵇康般的人，就會減弱輿論波瀾的泛起，就能保證自己的事業少些阻擋，以便更好地向縱深推進。　　阮籍有用，且有大用處，司馬昭對他很是看好。因此阮籍提出的一般要求，都盡量予以滿足：他要當東平相，就讓他去當，當不下去，回來了，照樣歡迎；他要當步兵校尉，也讓他去當，事情不管，將酒喝得爛醉，也由著他去。　　至於阮籍的狂，那是名士做派，沒這樣的做派，反倒不像大名士。對這種無傷政局的事，可睜一眼閉一眼，無需拘束得太緊，否則砸了朝中的花瓶，是很不上算的。　　司馬昭不需要名士來充當先鋒、充當爪牙、充當走卒，只希望名士都能像阮籍那般彼此相安無事，也就知足了。花瓶就是花瓶，司馬昭想得非常清楚。【步兵應恨做響笛】　　 當嵇康因呂安案被牽連入獄之後，阮籍曾帶病向司馬昭求情。但司馬昭卻說：「阮校尉別再枉費心機了，嵇康非死不可。」阮籍聞聽此言如晴天霹靂，知道生平至交再無生還之望，頓時呆住了。突然，一股腥氣從胸中湧起，阮籍口噴鮮血，昏倒在地。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司馬昭為進一步謀篡曹魏政權，準備加封自己為晉公，並賜九錫，於是指定由阮籍撰寫《勸進文》。但阮籍一次次「沉醉忘作」。一天，阮籍正在袁孝尼家飲酒，司空鄭沖寫親筆信、指派專使騎馬前來索要文章。阮籍此時已有九分醉意，既無法推託，又不敢不寫。　　他抖抖顫顫拿起筆，使者見狀，不信他能握管行文，便說：「阮大人是否等酒醒之後再寫？」阮籍冷笑一聲，說：「趁我尚不清醒，方能草就；一旦酒醒，恐怕這筆就不聽使喚了。」言畢，信手揮毫，片刻工夫，一篇言不由衷的《勸進文》便書寫出來。全文一氣呵成，觀者無不嘆服！司馬昭讀後也大為滿意。　　阮籍被迫於醉中書《勸進文》，精神再次遭受重創，身體從此垮了下來，一病不起。兩個月後，阮籍在病痛與憂憤中去世。【長嘯歌哭說阮籍】　　 在司馬氏的黑暗統治中，阮籍內心的痛苦實非常人可及。《晉書》中稱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之所以「痴」，是因為心懷不平，只得借酒澆愁，或者寄情音樂。音樂的不確定性、無限性的特點，最適合承載他自由縹緲的精神。　　阮籍的拿手好戲是吹口哨。一次，阮籍去拜訪蘇門山中的真人孫登。阮籍對著孫登談天說地，激揚文字，可真人卻聽而不聞。阮籍無奈，乾脆對著真人吹起了口哨，音調清麗激越，嘯聲空廓遼遠。孫登微微一笑，說：「請再來一次。」阮籍屏氣凝神，再次長嘯，其聲深沉致遠，久久不歇。阮籍引身而退，至半山腰，山谷中忽然回蕩起優美的嘯聲，阮籍抬頭望去，原來是真人在長嘯不已，韻律和諧，聲音在林谷中回蕩，在天際間傳響，沁人心脾，奪人魂魄。受嘯聲的感染，回到百家岩後，阮籍寫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傳》，以抒發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感慨之情，尤其是痛斥虛偽禮法之士一段，直抒胸臆，嵇康看後，拍案叫絕。　　我的一位同事說，在他的家鄉尉氏縣一中的門口，有一個大土丘，據說是阮氏長嘯台，上面如今只剩下萋萋荒草。當年的阮籍，「志氣豪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且「嗜酒能嘯」。想像一下他在長嘯台上「嘯聞數萬步」，「韻響寥亮」、「有如風音」。這樣一個風流倜儻的人，能爛漫地吹著口哨，實在很是瀟洒。　　阮籍的哭也是非常有名的。《晉書·阮籍傳》說，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男兒有淚不輕彈，要怎樣的傷痛，才能積攢如此的號啕大哭！阮籍也曾萌發過棄世歸隱的念頭，但是這樣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嚮往只能棲情感於琴曲、棲精神於音樂。與琴相伴，為阮籍的精神獨住帶來了勇氣與支持。　　阮籍創作的琴曲《酒狂》，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在司馬氏大肆殺戮、排斥異己的黑暗統治下，且恐且憂、且怒且避的真實心態。全曲通過五個段落的循環變奏，使感情不斷深化，將主人公對黑暗現實強烈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達得非常充分。《酒狂》，稱得上是我國古代音樂中的珍品。　　除《酒狂》之外，阮籍還有音樂理論著作《樂論》。【阮咸精研音中理】　　 在阮籍的侄子阮咸（字仲容，生卒年代不詳）身上，曾發生過一個近似「黑色幽默」的故事：阮氏家族一街兩行分居，「南阮貧、北阮富」。陳留風俗，每逢七月初七，家家戶戶都在外邊晾晒衣服，以防蟲蛀。北阮諸家晾出來的都是紗羅錦綺，在陽光下燦爛奪目，而阮咸家沒有這些華貴東西，就在院子里用一根長竹竿挑出破褲子舊圍裙晾曬。外人都感到好笑，阮咸卻自嘲地說：「我也做不到免俗，姑且就這麼著吧！」後人以「未能免俗」喻遷就世情，由此可見阮鹹的放達與幽默。　　關於阮鹹的愛情，《世說新語》里也有一個有趣的故事：阮咸愛上了姑姑身邊的一個鮮卑族使女。後來姑姑搬家，本來說好了把這個使女給他留下，但等到要出發了，姑姑卻又把這個使女帶上了路。當時阮鹹的母親去世，阮咸正在居喪，聽到這個消息後，阮咸顧不得換衣服，穿著重孝，借了頭驢就去急追這個使女，並和她同驢而返。阮咸和她生了個兒子叫阮遙集，後來也成為晉代名士。　　阮咸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任何作品，後人幾乎無法從文字方面去追探他在詩詞創作上的成就。但是他精通音律，對音樂有著天才一樣的敏感，有著超乎常人的悟性和辨別力。據《世說新語》記載：荀勖是當時主管樂禮的官員，位高權重，對音樂也很精通，但是他的才能不及阮咸。荀勖自造新律，請阮咸來欣賞，阮咸認為新律不合於古韻雅樂，不能表現音樂「中和」的境界。荀勖極其自負，聽阮咸這樣說，便對阮咸產生嫉恨，阮咸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　　後來，有人在掘地時發現一把周代玉尺，荀勖用這把「天下正尺」校以新律，發現新律都要比正尺稍微短一點，才真心佩服阮鹹的「神識」。即便稍微有一點聲音上的差異，阮咸也能聽出來。　　阮咸留給這個世界最光彩的東西，便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樂器——「阮咸」，其實就是琵琶，它在今天的民樂中仍然佔據重要的位置。阮咸擅彈琵琶，死後以樂器隨葬。500多年後的武則天時代，蜀人蒯朗在其墓中得銅器，身正圓似琵琶，與《竹林七賢圖》中阮咸所彈的樂器相似。元行沖認為，「此阮咸所作也」，後「易以木，弦之，其聲亮」，武則天以阮鹹的名字命名樂器，宋時簡稱「阮」。以人名來為樂器命名，中外音樂史上僅此一人。　　林清玄在他的散文《冢中琵琶》中說：「阮咸與琵琶的故事是宜於聯想的，經過時空一再的洗鍊，我們雖無幸重聆阮鹹的絲竹之音，但我們可以感受到一顆偉大的藝術心靈不朽。藝術心靈的偉大縱使在地下數百年，縱使他手中的樂器弦敗質朽，卻仍然能在時空中放光，精燦奪目。」　　詠曰：　　司馬之心路人知，　　步兵應恨做響笛。　　長嘯歌哭說阮籍，　　阮咸精研音中理。【魏晉風度千載行】　　對於中國文學史上如此重要的「竹林之遊」，正史中並未作詳細記載。今天，憑著對他們的了解，我也來「戲說」一下當時的情形：　　夏日的一天，百家岩下的田野里，農民們正頂著日頭辛苦耕作。當他們從田裡直起腰來喘口氣的時候，看到山腳下竹林里遊盪著這麼幾位「閑人」：　　阮籍在頭前開路。一旦到了路的盡頭，他就扯開嗓子長嘯一聲，坐在地上開始痛哭流涕。嵇康跟在他後面抱著琴，看見阮籍哭了，趕快為阮籍彈上一曲，治治他的「翻白眼」。劉伶醉醺醺坐在鹿車上喝酒，上車前他塞給向秀一把鐵鍬，說：「你先幫我扛著。待會兒走哪兒看我不行了，就挖個坑把我埋了算了！」向秀老老實實扛著鍬，累得呼哧帶喘，心想這朋友真不夠意思，看來還不如去幫嵇康拉風箱，還能掙個酒錢。阮咸替劉伶趕車，時不時從車上偷點兒酒喝，同時在瞅路邊的竹子，尋思著哪根可以拿回去，七月初七晾衣服時用。跟在後面的山濤安步當車，思量著隱居真不如當官好，至少弄個「寶馬」什麼的，也不用像這樣年紀一大把，還坐「11路」。王戎埋頭劈里啪啦地撥著算盤，算計著這次旅費一共多少，自己應該找個什麼借口，把這費用攤在另外六位頭上……　　述曰：　　康慕庄行，秀解周言，　　王戎智士，劉伶酒仙。　　山公近儒，道鍾籍咸，　　千載稱名，魏有七賢。 【正始竹林開風氣】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幾乎再也找不到像魏晉這樣令人詫異的時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維持了二百多年後，「禮義廉恥」竟然奇怪地被顛覆了二百多年。隨之而來的是「全民皆僧」的南北朝，然後是儒、釋、道三教並重的唐朝，最後經過頻繁戰亂的五代十國，才到了「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宋朝。由此我們不得不驚訝於魏晉「破壞力」之大，不得不對這樣一個時代投以關注的目光——究竟它有什麼樣的魅力，竟能影響數代風氣，而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之類的詞語，幾乎影響了後世1800年的文史哲學……　　「竹林」中的嵇康、阮籍等人，最初是因為政治環境的惡化，只好閉口談玄以避禍，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恥於同當權者合作，借玄學這塊陣地來表達自己對披著名教面紗的虛偽當權者的蔑視和憤慨。他們用種種狂放的姿態把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玄學以自然為本的思想推向了極端。而嵇、阮之後的中朝名士或是江左名士，大多則是在所謂的「名士情結」的驅使下對林下諸賢的模仿使然。　　從最初的清議到後來的玄談，固然是因為統治者的迫害而退縮，但既然「談」就難免不走火、不出格，仍有遭迫害的危險。更進一步便是阮籍的不臧否人物與嵇康的不喜慍於色，再進一步便是「任誕」中人，以放誕不羈作掩護，以縱酒沉醉忘卻痛苦……【名教自然兩分離】　　 「竹林」中人反對最烈的，莫過於當時的「禮教」，又稱「名教」。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說的正是這個意思。這從「竹林七賢」中阮籍對女性的態度可見一斑。　　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阮籍可能有強烈的「戀母情結」。譬如他早年做官時，過問的唯一一個案子就是逆子殺母案，他判了兇手死刑。這本不奇怪，奇的是他的結案詞。當時阮籍一反自己無喜無嗔的作風，氣得破口大罵：「你這個畜生不如的東西！你應該殺你爹才對，你怎麼會把你媽殺掉？！」偏巧那天皇帝旁聽審案，當時驚得目瞪口呆。待緩過神兒來，他趕緊問阮籍：「殺父乃天下第一惡行，你怎能加以鼓勵？」阮籍自知失態，趕緊辯解說：「陛下，畜生都只知道跟著娘到處亂跑，從不知道哪個是自己的爹。殺父親還算畜生的同類，如果殺母親就連畜生都不如！」　　最能體現阮籍「戀母情結」的事情，是他母親去世他的表現。阮籍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和別人賭棋。聽到這個消息，對手勸他別下了。他為了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弱點，故意綳著勁，堅持把棋下完。等到他自己回到家裡，就一頭扎進酒缸里，不知不覺喝下去兩斗酒，直到喝得吐了好幾升血才住嘴。　　在母親的葬禮上，他又一次喝得吐血，酩酊大醉，披頭散髮，兩眼翻白。人家來弔唁，他根本不知道，也不哭，也不言語，就那麼呆坐著。別人見他總是以白眼對人，也都不願再理他。後來嵇康知道了，連忙抱著琴來，給他彈了一首阮籍最愛聽的——大概是「搖籃曲」吧，阮籍這才回過神，露出黑眼珠來。從此他就對嵇康青眼有加，引為知己。　　母親死後，阮籍的這種「戀母情結」轉移到嫂子身上。每次哥嫂來看他，他都和嫂子聊個沒完。有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特意跑去和她告別。別人對此說三道四，他眼睛一瞪：「我是流氓我怕啥？你們那些禮法到阮爺我這兒統統無效！」　　再後來，他這種「戀母情結」進一步惡化，逐步擴大到全體婦女身上。譬如說他好喝酒，附近有美婦人當街賣酒，他經常去喝，醉了就在美婦人旁邊倒卧，因其行為怪異，美婦的丈夫也不認為他有什麼不軌。甚至當他聽說隔壁有個未嫁之女因病夭折，竟也不顧世人議論，跑到靈前大哭一場，盡哀而還。　　這些常人理解不了的事情為他招來非議，他仍然神色自若。他在服喪期間，依然無視禮法，我行我素，即便在「功德盛大」的晉文王（司馬昭）所舉辦的宴會上，仍是「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只有真正的性情中人，才能夠那麼自然地對待悲喜。　　魯迅先生曾說：「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諸子風流各穎異】　　 《世說新語》中說：「林下諸賢，各有俊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疏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劉伶這個「酒仙」，與後世的「詩仙」李白好有一比，兩個人的兒子都近於白痴。過飲之罪，豈能言哉？除此之外，「竹林七賢」的兒子們，個個「見重當世」，令人感嘆。　　山濤看起來最不像竹林中人，但他的兒子卻很有「竹林」之風。據《世說新語》記載：「山公大兒著短袷，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雲勝山公。」　　「著短袷，車中倚」，實在是很瀟洒的態度，幾乎也就是「魏晉風度」的體現。皇帝想召見他，山濤不敢替兒子推辭（居然想到推辭，於此已可以想見這個兒子平日的言行態度）。果然：問兒，兒不肯行。態度不只是瀟洒，而近於簡傲了。於斯世而能輕視王侯，更無畏於父親的權威，於此一端，山簡見重當世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山濤雖不敢辭，卻也只是問兒，顯然沒有強人所難的意思，雖然「父不如兒」，這樣的老子究竟還是可取的。很多父母見子女犯了錯，忙不迭搶在社會之前痛斥他們的不長進，恨不能代社會斬草除根、以謝天下。這樣的事情每一天都在發生著，很多，卻也沒人當作悲劇。　　據記載，阮渾的氣韻風度與其父相似，他也曾想學父親那樣「飲酒酣昏」。阮籍教導他說：「我和你的兄長仲容之所以任性縱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竹林之遊有我們倆已經足夠了，你和兄弟們切勿再入此道！」而被山濤推薦做官的嵇紹，在晉惠帝兵敗被困，文武百官紛紛逃散之時，衷心維護，「血濺帝衣」，可稱忠烈。　　魯迅先生評論說：「（嵇康）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地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魯迅先生所說的才是嵇康、阮籍所謂「越名教」的真諦。【傳至後世風度稀】　　 玄風的大盛，引起服飾、服食、飲酒等風尚的變化，並由此產生了一批「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的名士。如果說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竹林七賢」嵇康、阮籍諸人的清談、尚玄，還有一定的政治、哲學、宗教的原因的話，那麼後人所學、所談，無非是東施效顰，完全成了無意義的空談、極造作的玄言、無緣故的飲酒。　　劉伶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實無可非議，但發展到後來的周顗，欲在宴樂之中與歌伎交接，且「露其丑穢，顏無怍色」，就很是駭人聽聞、有傷風化了。與王戎的慳吝相對，一些名士如石崇、王愷之流，競相鬥富。石崇甚至為顯豪奢，「交斬美人」；而王濟則以人乳所養之豬待客，窮奢極欲，無所不用其極。　　晉元康年間，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等名士皆依附於權貴賈謐，人稱「二十四友」，其中卑瑣諂媚者比比。石崇和潘岳每候賈謐出即「望塵而拜」，而「士無特操」說的就是魏晉時此等末流。　　又如「清談誤國」的王衍，王戎曾說他「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風塵外物，是超塵脫俗；瑤林瓊樹，是高潔雅逸。王衍身為宰輔，卻口不論世事，唯雅談浮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終為石勒所殺。　　被殺前，王衍不斷強調自己一介清流，不過隨波逐流。沒想到性格直率火暴的石勒聽後大怒：「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當場就下令處死王衍！不過石勒「愛其名士」，允許他「不加鋒刃」——用磚頭活埋。王衍死前曾感嘆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冷酷的現實讓王衍徹底否定了自己當年的虛無玄誕。　　後世能得「竹林」餘韻的，東晉陶潛、北宋蘇軾約略似之而又有不同：陶潛不越名教而返歸自然，蘇軾則合名教於自然，而豪邁之氣猶有過之。其餘鄭板橋之類，除得「七賢」之怪行外，余無足言。　　「七賢」留在山陽當地的，除百家岩的竹林之外，就沒有太多東西了。當地有一種小吃叫「七賢澄沙糕」，實際上就是「豌豆黃」內加入了當地特產的懷山藥、雞頭黃精等。據稱這種小吃是久居山陽的「竹林七賢」所創。　　採訪結束時，記者聽到了雲台山進一步開發的規劃。雲台山景區為改變其「自然景觀遊覽區」的面貌，增加人文歷史的氛圍，正以百家岩為中心投資興建「竹林七賢人文景觀區」。而在此之前，記者在武陟縣採訪山濤墓與向秀冢時，武陟縣有關方面也表達了他們準備與修武縣聯手開發「竹林遺迹」的願望。　　在歷經了千餘年的沉寂之後，百家岩的竹林內又將迎來一片「世俗」的喧囂。竹林或許從此不再清幽，但竹林上的天空卻也不再陰霾；我們能看到「七賢」的遺迹，是否能體會到「七賢」那看似瀟洒實則憤懣的心境？　　詠曰：　　 正始竹林開風氣，　　 名教自然兩分離。　　 諸子風流各穎異，　　 傳至後世風度稀。　　 串連起諸篇名目，又成一首小詩，以為結語：　　 鬱郁竹林七賢逢，　　 嵇康任氣有俠名。　　 山公自有長者風，　　 向秀思舊賦友情。　　 劉伶酒醉三年醒，　　 王戎鑽核鬼靈精。　　 阮籍阮咸樂稱聖，　　 魏晉風度千載行。　 （全文完）　 （2004-12/06-12/15《 大河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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