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在問世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採納隔離式包廂，即各包廂之間沒有走廊可以互通，每個包廂能容納六到七名乘客，相對而坐，每排有三到四個座位。因此衆多陌生而毫不相干的乘客就這樣被臨時安置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裏。由此，火車旅行爲剛剛跨入現代社會的人們提供了近距離觀察陌生人的機遇，各種面對面相視的戲劇隨時都可上演。

　　原文 ：《火車車廂：“相視”的戲劇隨時上演》

　　作者 |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張傑

　　圖片 |網絡

　　愛麗絲漫遊：規訓成“工業時代的主體”

　　《愛麗絲漫遊奇境：鏡中奇遇》（1871）中有這樣一個場景：愛麗絲在不知不覺間就坐在了火車一等車廂的座位上。車警來檢票，愛麗絲沒有票，她很害怕地告訴檢票員，“我來的地方沒有見到售票處”。對方不相信，“一直在看她，首先用望遠鏡看，接着用顯微鏡看，然後用帶柄的單片觀劇鏡看她”。這種粗魯的觀看方式遂將愛麗絲“非人化”“動物化”。檢票員用各種鏡觀察這個突然出現在一等車廂的小姑娘，似乎是在質疑她作爲人的本體地位，而不是她的社會地位。

　　可以想象，小姑娘一定是膽戰心驚，瑟瑟發抖，而且身邊那些奇怪的乘客都對她表達了排斥之意。檢票員檢票時，許多聲音同時說：“別讓他久等，孩子！他的時間每分鐘要值一千磅！”當檢票員說她應該在司機那裏買票時，這些聲音又說：“火車司機就是開車頭的人。嘿，火車頭的煙每噴一口就值一千磅！”每當愛麗絲欲作出回答，這些混合的聲音就會齊鳴，而當她沉默時，這些聲音竟又能猜出愛麗絲的想法。由此，車廂內部瀰漫着一種集體性的、強大到不可抗拒的窺視欲。

　　英國學者馬修·博蒙特認爲，車廂裏的這段經歷是要將愛麗絲規訓成一個“工業時代的主體”，首先是教育她認識時間、空間與金錢之間的關係，比如衆人齊聲對她發出的催促；其次是告知她一些車上的繁文縟節；第三是要她適應機器對感官的刺激，不要動不動就爲了火車咆哮聲而“驚恐地跳起來”；第四，火車“跳過一條小溪”，直向上竄到空中，這絕不是在讚美火車鑽天入地，恰恰相反，這個細節或許隱隱暗示了當時經常發生的火車事故；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警告她作爲女性在車廂內被觀看、窺視乃至被謀害的命運，這正是19世紀60年代之後（或者更早）的女性乘客頻頻遭遇的。

　　車廂監禁：客體化

　　如果說舊有的U型馬車並置型座位促進了交談，配合着咖啡屋、俱樂部、報社、劇院等資產階級公共空間的興起，推動着更大範圍的社會交際方式的變化，那麼火車很可能卻停止了交談，帶來了面面相覷的尷尬。

　　現代人會因爲他人的眼光而不知所措，德國哲學家喬治·西美爾把現代交通作爲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19世紀發明公共汽車、鐵路和有軌電車之前，人們根本不可能在幾分鐘或幾小時的時間內持續盯着對方，或者必須面對對方而不交談。現代交通很快就降低了人與人之間一切感性的關係，把這種感性關係交由純粹的視覺感官去處理，這樣一來，必然會把一般的、社會學的感覺置於徹底改變了的前提之下。”

　　在車廂內，四目相對的乘客只是“用純粹的視覺感官”觀看對方外表，卻無法獲知其任何身份信息，無法進一步交流，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安全，其間的困惑、焦慮和煩躁不安，或許只有19世紀那些剛剛開始坐車遠行的人才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不過事實上，每個人可能都不自覺地學會了一種類似相面術的技巧，悄悄地評定身邊乘客的儀容外表、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而且由於人們處在一種被迫靜止的狀態，其力比多被壓抑，閱讀等活動往往成爲暫時性的逃避策略。

　　1857年，又有人將歐美車廂的優缺點做了對比。特別是英國火車，由於各車廂彼此隔離，乘客只能從所屬車廂上下車，一般有六七名乘客；也有人數更少的車廂，比如獨處（極少）或兩人間，滿足了英人喜安靜、厭噪音的性格特徵。而美國火車則設計了更長的開敞式車廂，乘客都面向同一個方向，免除了相對無言的尷尬。顯然，歐洲乘客會更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客體化”，被迫數小時不斷地“研究”對方的面相，同時也被對面的乘客所研究。尤其是女性，她們被客體化的機率更大。《愛麗絲漫遊奇境》內配一幅插圖，愛麗絲雙手交叉，放在暖手筒裏，她戴着圍巾和帽子，頭上還有一根羽毛，在老紳士、車警、山羊等毫不掩飾的窺視下，她低着頭，身體有些蜷縮，顯示出其內心的驚恐。愛麗絲形象或可用來代指鐵路旅行中的弱者、潛在的女性受害者。

　　另外，因爲與其他包廂完全隔離，包廂成爲維多利亞時期罪惡頻發之地。在現實的火車旅行中，女性因與陌生男性共處同一車廂，在過隧道等黑暗地帶時遭侵犯甚至謀殺的案例時有發生。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紳士們也被客體化了！他們開始拒絕與弱小女性、單個女性共處同一包廂，以免引起懷疑或指控。當然，男性遭遇謀殺的案例同樣引發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的驚恐,可怕的謀殺發生於無形無聲之中，即使是極其恐怖的尖叫也會被飛速運轉的車輪淹沒、遮蔽，導致受害者無法得到及時的救助。1861年的巴黎火車站，一位聲名顯赫的法律官員被發現慘死在車廂內，與其同室的乘客此後竟再無任何蹤跡可尋，年輕的左拉對此案銘記在心，三十年後他以之作爲題材創作了長篇《人獸》。此類事件在英國亦時有發生。暴力與謀殺因此伴隨着疾馳的火車、封閉的包廂，成爲19世紀以蒸汽火車爲代表謳歌工業文明之外的另一種敘事和想象。由此不難理解，包括《東方快車謀殺案》、《火車怪客》在內的很多恐怖小說、偵探推理小說都將其背景安置於火車之內。正是從這一意義即火車車廂作爲犯罪現場出發，車廂成爲馬歇爾·伯曼所說的“原初現代景象”。

　　但是，或許只有特權階級纔會經歷這種尷尬和威脅。在有相對較大空間的三等、四等車廂裏，“愉快的談話和大笑從每個方向都能傳到枯燥無味的隔離包廂中”，這類車廂構成了一種開放的公共空間。真正感受到安全危機、充滿戲劇緊張情節的卻是裝配了更多舒適軟墊的一、二等車廂，這裏既不屬於公共空間，也不是真正的私人空間。那麼如何能既保持隱私，又能保證安全呢？當時的《費加羅報》曾以頗爲苦澀的幽默筆調形容乘客之間如臨大敵的相互防範。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捍衛歐洲的包廂系統，認爲美國火車的樣式不宜引入。德國社會學者沃爾夫岡·施伊費爾布什認爲，“對歐洲公衆來說，最重要的旅行空間是、而且仍然是包廂”，保持它的安靜和隔離，同時體驗因之而生的快樂與恐懼。由此可見，火車包廂在捍衛歐洲的社會傳統和等級體制上的重要性。“我們並不浪漫”，這是19世紀人的清醒認知。

　　不過，保留隔離包廂是爲了避免被所有人看，可是畢竟無法避免被包廂內部那個坐在自己對面的人注視，也無法完全避免會有意外者的闖入。弗洛伊德在《怪怖者》（1919）一文中有個自傳性的腳註，大致是說某個晚上他正獨自在臥鋪車廂裏坐着，突然進來一個身穿睡衣、頭戴旅行帽的老頭，他跳了起來剛想把他勸走，突然發現這個老頭竟然是鏡中的自己，而當他第一眼看見這老頭時卻是徹徹底底的厭惡。他最初視其爲一個跨越社會界限的“侵入者”，但當發現“侵入者”竟然就是自己時，問題就有了更深的內涵——也就是說，當人們擔心身邊其他乘客的威脅時，或許他自己也正是那個威脅者。再如《東方快車謀殺案》，包括貴族、中產階級、僕人等在內的十二名乘客共同設計參與了一場恐怖的謀殺案。雖然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終呈現的是一場正義的復仇，但她同時也在告訴我們，或許火車上的每一個現代主體都可能是危機的源泉和製造者。

　　可是，即使車廂內沒有什麼危險，難道它就是可以保證隱私的嗎？每一天，車廂都會向不同的公衆開放，它不斷吸納新的乘客，從現代工業的視角來看，它實際上也在大量地生產“產品”，只不過這些“產品”是一個個極力想要突出自我的乘客。儘管乘客在其社會地位、道德品格上可能很體面，但其身體卻被變成了大規模生產即大衆交通的對象。約翰·羅斯金說，旅行者成了“活動的包裹”。尤其是早期那些第三、第四等級車廂的乘客，與其說他們享受的是交通運輸的服務，不如說他們就是被運輸的貨物，羅斯金早就看清了大衆交通與工業生產在本質上的相通。

　　對面的目光：注視技巧

　　撇開車廂內的危機四伏，當乘火車成爲大衆日常性的活動經驗，“來自對面的目光”就會逐漸克服最初的尷尬與防範心理，而發展出一種新的觀看技巧。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在其小說《女孩觀察者》（1907）中塑造了一個每日從郊區趕到東京城內上班的中年男人。這個男人每天早晨7:20從家裏出門，走同一條路線去火車站。塌鼻、齙牙、膚色黝黑，亂糟糟的連鬢鬍子遮住了半張臉，他爲生計而奔波，因自己的社會地位、幽暗心理、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不如人意而備感壓抑，但他在注視、觀察同車的漂亮女孩中獲得了不可言傳的快樂，由此能暫時性地擺脫來自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他對經常碰到的每一個女孩都能熟稔於心，包括其皮膚、身材及某些特殊部位，甚至家庭住址，因爲有時他會在下車後繞道去追蹤對方，偷偷掌握對方的住址。日復一日，這個37歲的中年男人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光明正大、長時間進行而又不爲人覺察的注視技巧。在白日夢中，他總是幻想，這些女孩子中如果能有一個來擁抱他，那他的生活就會如再生般充滿希望，可是他每天面對的只是陰鬱無望的現實。最後一天，他繼續帶着陰鬱的心情回家時，因爲過於投入地觀看一個如同天人般的女孩，不小心放開了火車上的把手,他被越來越多的乘客擠下了火車，跌到鐵軌上，隨即就被呼嘯而來的進城火車無情地碾死。德塞託說，車廂內由“休息和夢想統治全局”，可是如果過於沉浸於白日夢，休息就會在瞬間轉爲真正的死亡。

　　可以說，以火車爲代表的交通方式擴大了浪遊者們的視線，也使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爲觀看他人的浪遊者。火車因此創造了性吸引的良機，無論是安娜·卡列尼娜款款走出包廂，與年輕的渥倫斯基相遇在站臺上，還是陌生男女僅僅因爲四目相對而直接表白慾望。現代人從對坐之初的倍感尷尬，到逐漸適應，再到利用這些來自對面的目光，爲自己在焦慮無息的日常生活之外找尋暫時的解脫與樂趣。

　　[海南省2018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一帶一路”視域中的西方“移動性”理論批評研究，批准號爲HNSK(YB)18-33]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