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書話】

屈指數來，我與《文學評論》的聯繫頭緒繁多，緣分匪淺。梳理起來，大致有三個方面。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習工作40年，辦公室的斜對面就是《文學評論》編輯部，常常與編輯部同人在午飯之後一起看看電視，聊聊天，此是其一；出任文學研究所所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11年，兼任《文學評論》主編近12年，主持刊物發稿會數十次，此是其二；應編輯部之約，撰寫紀念老所長鄭振鐸、何其芳、文學研究所成立50週年以及五四運動、魯迅週年紀唸的文章，加上其他研究性的長文、短論，從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各民族文學到諸子學的論文，計有25篇，此是其三。我學術生涯的重要時段是與《文學評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是我成長的搖籃，我前進的臺階，我施展的舞臺。

《文學評論》創刊已經60年，我與它結緣就有40年。長久的緣分中，包含著對前輩篳路藍縷的感恩。《文學評論》的前身《文學研究》季刊，於1957年3月創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份刊物是在「雙百」方針提出後創辦的，辦刊宗旨是「中外古今，以今為主」，「百家爭鳴，保證質量」。在創刊號《編後記》上，就宣佈：「將以較大的篇幅發表全國的文學研究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的結果……我們將努力遵循黨所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儘可能使多種多樣的文章，多種多樣的學術意見，都能夠在這上面發表。」以「長期的」「專門的」來限定所刊載的「研究結果」，表達了對刊物質量的嘔心瀝血的重視。如今，文學研究所主辦的這份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頂級學術性刊物，團結了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著名學者，許多人的代表作、成名作都在此刊亮相，真是中外古今，目不暇接，佳作連篇如雲，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好和信任。其中不少上乘之作，至今讀來猶覺新鮮、厚重、富有啟發力。1959年初，《文學研究》改名為《文學評論》，其間雖然停刊、復刊，名字和旗幟卻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替。

還在文學研究所創辦之初，何其芳所長就提出，文學研究所的學風是「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進一步的解釋是：「謙虛的反面是自滿和驕傲，刻苦即是反對不努力，不刻苦。別人對我們有誤解，以為我們渙散，這當然是不行的，我們在一定時期就會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實事求是即是馬列主義的工作態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內部聯繫，是它的規律性。學術工作上的主觀主義之一是臆測，武斷，牽強附會；另一表現為用馬列主義的詞句往文學現象上硬套，即是教條主義。」《文學研究》的創辦，體現了這種學風，以文學研究所這種國家隊的學術定位，在所內聚集了一批國內外有影響的文學研究專家學者，積學深功，秉持著積極的、科學的進取創新精神，以此團結和帶動全國文學學術的深入研究。名刊風采，是一種無形的資產，這使我們後繼者受益尤多。

說起我和《文學評論》的結緣，還可以前推到20世紀70年代前期。那時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內部，重新銷售一些古籍和舊版書刊。我在其中淘到了一套五冊《文學研究集刊》，蓋有「西諦藏書」印章，是鄭振鐸先生的家藏本。這令人浮想聯翩。早在1955年7月，文學研究所（1953年2月22日在北大臨湖軒召開成立大會，當時編製上屬北京大學，1956年改屬中國科學院）出了32開本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刊登所內一部分研究論文，篇幅上幾乎沒有限制。該刊基本上半年出一冊，接連出了五冊，最後一冊的出版時間為1957年5月，末一頁的《停刊啟事》署的時間是1957年1月20日。然後銜接上1957年3月開門辦刊的《文學研究》季刊。珠聯璧合，真可謂《文學評論》的前身試刊了。這一套五冊蓋有「西諦藏書」印章的《文學研究集刊》，我一直珍藏，還拿出來參與文學研究所建所50週年的展覽。《文學研究集刊》之名，1964年春文學研究所又決定恢復，專門成立了編輯部。同年7月第一冊印行，刊有楊絳先生的《李漁論戲劇結構》和錢鍾書先生的《林紓的翻譯》。這已經是後話了。

我在《文學評論》發表的25篇文章中，留下深刻記憶的有2003年第2期刊出的《解讀文學所》。這是五萬餘字的長文，是我作為所長，為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50週年出版的五卷本《文學研究所學術文選（1953—2003）》所寫的序言。我已經提早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基建局籌到20萬元的出版經費，才使這五卷文選的出版有了著落，敢於著手編纂。我作為後入所的新人，落筆寫此文之初，對此渾無用心。幸而發表之前，召集了樊駿先生等幾位前輩學者座談，徵求意見，他們在讚揚文稿的同時，幫我推敲語句，彌補了不少疏漏。文選以每位學者最佳的文章為入選標準，故去的學者由集體衡量，健在的學者由自己酌定。樊駿先生希望我選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論文，於是就選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緣及審美形態》一文。當時，我希望長輩學者盡量選早期的文章。但遴選的結果，前30年僅佔一卷，後20年卻佔了四卷。可見，許多優秀的文章都是改革開放後寫出來的。有趣的是，我希望曹道衡先生選文在他的學生劉躍進之前，但曹先生掂量的結果竟然比劉躍進先生的文章晚了兩三年，可見他認為自己最好的文章不在五六十年代，而在改革開放以後。編纂這五卷文選，對我的思想衝擊極大，啟示也極多，是對我的思想認識的一種磨鍊。

我在《文學評論》1986年第5期發表的《當今小說的風度和發展前景——與當代小說家一次冒昧的對話》一文，是改革開放十週年對當代小說創作的成就與缺陷的學術檢閱。其時有一種樂觀主義的看法，覺得改革開放十年，中國小說已經達到歷史最好時期。但我提出，這十年是中短篇小說的十年，按照現代文學發展的規律，下一個十年將是長篇小說的十年，這十年的短板和缺陷將在新的十年中得到補償。後來中國文學的發展，證明我之所言不虛。我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幾篇作家論，包括張恨水、蕭乾、路翎、劉以鬯。1992年第2期刊發《蕭乾的小說藝術》後，我收到蕭乾先生的來信，稱對我文章的重視「超過了1979年給我的改正通知，您是真正的文學史家」，他還稱我的《中國新文學圖志》是「一部曠世奇書」。1993年第3期發表的《劉以鬯小說藝術綜論》，受到劉以鬯先生的高度重視，作為他選集的附錄，被認為是香港文學研究的新收穫。1995年第5期發表的《張恨水：熱鬧中的寂寞》，被張恨水研究會推選為「研究張恨水最好的論文」。研究會多次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年會，但我由於興趣已經轉向古典文學，並沒有與會，這是非常抱歉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發表於《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是在我2003年做英國劍橋大學客座教授時發表的一篇講演稿基礎上綜合而成的，這篇文章打開了文學民族學、文學地理學的窗戶。其後出自榮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的學術擔當，我轉治先秦諸子學，以期對中國學術智慧進行返本還原的一竿子到底的清理，於是2009年以後就陸續發表了《莊子還原》《韓非子還原》《老子還原》等論文。2016年第2期發表的《〈論語〉早期三次編纂之祕密的發明》，引起較多的注意，被認為是「《論語》研究中的新發現」。還有一篇《文學地理學的淵源與視境》，刊發在《文學評論》2012年第4期，算是我文學地理學研究領域提綱挈領的文章。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繼我之後出任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陸建德先生和劉躍進先生，高度關注和讚賞我在經學、諸子學研究方面的點滴進展，這也成了鞭策我自己不可懈怠，而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動力。他們多次出席我的新著出版座談會，發表了熱情的充滿真知灼見的講話。國家圖書館的博士後學人為我的著述校勘引文，作出規範的註解，也對我的學術起了促進作用。平心而論，我的許多學術成果，都凝聚著多方面的關懷和支持，這是令我永誌不忘的動力源泉。

（作者：楊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