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城市間的產業梯隊形態明顯。經濟自由區模式是體制機制上的創新探索，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部分或全部範圍內分階段延伸香港自由港的有關制度。

呂鐵 王俊/文

粵港澳大灣區將建設經濟自由區作為開放創新的著力點漸成共識。

通過建設經濟自由區，讓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的其他城市共享香港與東盟和許多發達經濟體約定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爭端解決機制等優惠政策，不僅有利於提升區域的開放度和競爭力，而且有助於構建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新平台。

形成全球新經濟自由區

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命名的經濟自由區，是1547年在義大利西北部熱那亞海灣建立的Leghohy自由港。20世紀60年代以後，全世界出現了創辦經濟自由區的熱潮。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人口密度、資金密度、國際專利密度最高的區域，其佔地面積、常住人口、經濟增長速度、港口吞吐量和機場通航量，均超越現有的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但與同在一個經濟體內部的上述三大灣區相比，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存在兩種制度和三個相互獨立的關稅區，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建成世界級城市群面臨的現實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需要加強內部各城市間在基礎設施等硬體上的互聯互通，更需要在促進商品、投資、服務、知識及人員的跨境流動上著力，以系統提升區域的一體化程度。同時，迫切需要粵港澳大灣區在跨境電子商務、數字貿易等經貿新形態方面率先突破。藉助經濟自由區的機制，突破經貿制度壁壘。

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目前深圳、廣州的經濟總量已接近香港；繼深圳港之後，廣州港的集裝箱吞吐量也將很快超越香港，這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經濟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內地城市的崛起和競爭，引起了一部分港澳民眾的警覺，希望通過邊境關卡繼續維持制度條件的優勢。通過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建立經濟自由區，構建區域利益共同體，有助於消除泛政治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將關注點引導到共同提升區域整體的競爭力上來。

粵港澳大灣區形成經濟自由區有利於香港的金融機構和會計、審計等專業服務機構開發更多的內地客戶，創造更豐富的金融產品，香港的人民幣交易中心和離岸人民幣市場也會得到更好發展。

創新粵港澳大灣區體制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各城市間的產業梯隊形態明顯，如香港的金融及商務服務業佔比較高，有較強的輻射力；廣州有良好的商貿物流基礎和數量眾多的大學，深圳則擁有優勢明顯的科技創新產業，東莞、佛山、中山等製造業基礎雄厚。如果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提供一站式服務，減少要素流動的障礙，將有效提升區域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佛山新城 資料圖）

經濟自由區模式是一種體制機制上的創新探索，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部分或全部範圍內分階段延伸香港自由港的有關制度，在以下方面重點突破：

賦予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因地調整」快速程序。發達經濟體在發展經濟自由區時大多有專門立法。由於港澳現行法律體系與內地不一樣，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自由區可以三地現行法律為基礎，針對內地城市制定便捷的法律「因地調整」程序，以促進改革措施儘快落實。

以「軟邊界」為核心，推動整合式邊境管理理念創新。對於已有CEPA協定下的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邊境管控，可以在雙方戰略互信的基礎之上，不斷探索便利人員和貨物往來的辦法，實施人流物流「三地一檢」的監管互認。

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稅制安排。如果沒有相應的低稅負政策，沒有符合國際慣例的稅制設計，許多離岸業務不會選擇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由於香港、澳門已是自由貿易港（香港只設三種直接稅，報關單14天內提交即可），粵港澳大灣區稅制優化的重點應該放在解決內地城市進口稅、企業所得稅等稅負較高等問題上。

促進投資自由化。香港在解決雙向投資的跨境結算、資金融通、利潤轉移等方面已有豐富的運行經驗。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推廣投資自由化制度，既是推進區域平衡發展的需要，也可用制度試驗的形式為更廣的開放積累經驗。

灣區的金融開放試驗

中國投資的一些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完全有條件打造成金融投資產品，通過香港、深圳等國際金融中心為相關項目進行投融資服務，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在建設經濟自由區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在金融開放上先行一步。

打造基礎設施項目資產證券化交易中心。據世界銀行測算，目前全球投資於負利率債券的資金約有8.55萬億美元，投資於收益率在 1％及以下的政府債券或未投向任何標的資金有32.5 萬億美元，兩項合計超過40萬億美元。另據統計，截至2017年9月底，我國已進入開發階段的PPP項目總投資約10.1萬億元。如果能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基礎設施項目資產證券化交易中心，打通資金供求的通道，不僅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市場完善，也有利於國內基礎設施產業的健康發展。

推行負面清單管理。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在G20國家中也只有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尚未實行這一模式。根據最新版《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負面清單）》，外資金融機構在持股比例、股東資質要求、業務範圍等方面仍有許多限制。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可按照經濟自由區的要求，爭取先行先試的機會，逐步縮短負面清單，放寬對外資金融機構在股東資質、業務範圍、牌照數量等方面的限制。

促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突破。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存在離岸和在岸兩個人民幣市場，為拓寬人民幣迴流渠道，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可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先行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一是放寬境內大灣區範圍城市戶籍人口換匯額度；二是在加快《外匯管理條例》修訂工作的同時，由國務院給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相關授權；三是在深港通的基礎上，擇機放開境內大灣區範圍城市戶籍人口投資港股和香港澳門居民投資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

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開展中介服務的開放試點有先天優勢。可以在大灣區範圍內允許境外機構發行人自主選擇會計準則來編製財務報告，允許境外會計師事務所為在大灣區範圍內註冊的境內外企業提供審計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多路徑吸引移民

根據國外權威機構預測，香港和中國內地到2033年勞動年齡人口（15歲-64歲）將分別下降22％和7％。2017年是中國內地全面二孩的補償性出生高峰年，結果卻比2016年少出生63萬人。無論是從紐約、舊金山等國際成熟灣區的發展經驗看，還是回顧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歷程，都可以發現移民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如何利用移民政策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開放？

繼續減少落戶限制，吸引內地人才。2017年以來，珠海、中山、東莞三個珠三角城市紛紛取消積分入戶並降低戶籍准入門檻，體現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減少落戶限制、吸引內地人才已成為社會廣泛共識。廣州、深圳在一線城市中落戶條件本來就不高，未來也應該繼續減少落戶限制，吸引內地年輕人。香港、澳門則需創新勞務派遣等政策，解決部分行業人力緊缺難題。比如，根據香港建造業協會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4月，香港29歲以下的建築工人僅佔5.84％，60歲以上的建築工人佔55.12％，建築行業老齡化日趨嚴重，急需加大吸引內地年輕人的力度。

面向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逐步吸引國際移民。預計未來印尼、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仍將較高，與粵港澳大灣區互補效應很強。發達經濟體的移民規模一直處於非常高的水平，進入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移民已向工作移民為主模式轉變，移民在擴大勞動力規模方面已經越來越重要。粵港澳大灣區應主動根據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的情況，創新國際移民政策，促進區域國際化程度提升。

制定便利人員流通的邊境管理法律制度。公安部最近已對來華探望親屬、洽談商務、開展科教文衛交流活動及處理私人事務的外籍華人給予簽發五年以內多次入境有效簽證和居留許可的便利。應特別重視對粵港澳大灣區勞務市場的保護，通過增加簽證簽發數量或減少申請簽證流程等手段來簡化其出入境審批。此外，還可以在大灣區範圍內通過信息共享、設立聯合工作小組和規範爭端解決程序建立移民合作機制。

大力發展高等教育。通過廣州、珠海的大學城，以及深圳的知名大學新校區等建設，加上香港、澳門一些優質大學的異軍突起，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力。鑒此，一方面整合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校資源，解決港澳名校生源不足和內地學生就讀名校比例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大力吸引社會資本投資高等教育，尤其是建設中外合作辦學的知名高校新校區，有步驟地吸引海外學生來粵港澳大灣區留學、就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本文首刊於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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