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國壁畫，可以看出契丹人是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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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我覺得大家把儒家化和漢化混爲一談了。

儒家學說主要創始人雖然是漢人先祖，但是儒家學說或者說儒家世界觀卻是具有一種普世性。

如果我們用現代社會科學分析方法去分析儒家學說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學說本身其實民族特徵很少（很少不代表沒有），而且這些民族特徵本身很模糊，可以做多種解釋。

儒家學說更多還是類似於西方保守主義價值觀，更強調父權和血緣，而正是因爲這種普世性使得儒家學說在東亞傳播非常廣泛，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遊牧民族很輕易的就能全盤接受。

總體而言，在缺少神學特質的東亞地區，儒家意識形態事實上是起到了天主教在歐洲的作用：把各族羣都團結到了一種意識形態下面。

爲什麼歐洲會發生十字軍東徵？

就是因爲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幾百年裏，雖然歐洲單一各族羣都不是阿拉伯帝國的對手，但是天主教意識形態在這幾百年時間裏或是自然影響或是刀劍傳教，總而言之是慢慢從西歐傳播到了東歐，法蘭克人、日耳曼人、馬扎爾人、維京人、羅斯人，這些羅馬帝國時代的野蠻民族相繼信奉天主教；儘管歐洲單一族羣確實還不是阿拉伯人的對手，但是用天主教意識形態團結起來的歐洲已經在武力上壓倒了阿拉伯人，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是十字軍東徵重要原因。

雖然歐洲基督教世界形成了，各族羣都承認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員，但是不會有法蘭克人會自認自己是馬扎爾人，同樣，維京人也不會自認是羅斯人。

甚至信奉了東正教的羅斯人會指責生活習慣上比他們文明多了的馬扎爾人是“野蠻人”，原因是這些羅斯人歸順了東羅馬帝國，又信奉了東正教，於是以文明的羅馬人自居，而在羅馬人看來，凡是不屬於羅馬帝國管轄的都是“野蠻人”。

事實上這就有點類似遼國契丹人、金國女真人以及後來清朝女真人在接受了儒家意識形態後看待其他遊牧民族的心態了。

不過東西方文明進程儘管有類似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地方更多，比如說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結合就比西方緊密得多。

儒家意識形態最初和中原民衆生活方式是緊密糾纏在一起的，至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要全盤接受儒家意識形態就要同時接受中原生活方式，所以魏孝文帝要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儒家化，就必須同時進行漢化。此時，漢化和儒家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但是隨着唐朝的建立，中原和內亞地區交流日益頻繁，深受儒家意識形態影響的遊牧族羣精英分子開始覺得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是可以分開的，也應該分開，因爲他們覺得接受了中原生活方式、發行服飾有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感覺。這種感覺讓這些遊牧族羣精英分子感到屈辱。

這有點像奧匈帝國把馬扎爾人貴族送進維也納大學學習，初衷是想他們產生帝國認同，可沒想到這些馬扎爾貴族反而是匈牙利第一批覺醒了“民族意識”的馬扎爾人，匈牙利第一篇馬扎爾文的詩歌就誕生在這些維也納大學的馬扎爾人貴族手裏。

清明上河圖

當然，這種覺醒是和中原地區武力衰弱密不可分的。

說一句大白話，你都不厲害了，爲什麼別人還要模仿你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在遼國對“中國”認識中表現的非常明顯。

遼國最初如劉浦江教授所說“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於‘中國’。”，但是逐漸就變成對“夷”、“藩”特別敏感，比如劉輝得知宋人歐陽修遵循漢人的夷夏觀念修撰《新五代史》，將契丹列入《四夷附錄》，十分不滿，特上書說：“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

發展到最後就是乾脆以“中國”自居：

“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挽，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費。”’

這裏“中國”說的是契丹人，而“西邊諸番”則是指的臣服契丹的遊牧民族。

到了遼聖宗時期遼國皇帝乾脆以“中華正統”自居，反而根據“五德終始”學說認爲北宋是“非正統”。

遼聖宗“慶陵”石刻

要注意，此時遼國契丹人並沒有在所謂生活習慣上漢化，不但沒有漢化，契丹服飾反而傳到了北宋，不少北宋居民喜歡穿戴契丹服飾，這股“契丹風”甚至傳到了北宋首都開封，迫使北宋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宋人穿戴契丹服飾，可是屢禁不止。

一直到宋徽宗年間，皇帝還繼續下旨禁止漢人穿戴契丹服飾：

“敢爲契丹服若氈笠、釣墩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因此，我們可以認爲從文化上說，北宋時期，儒家意識形態和中原民族生活方式在少數族羣精英看來已經是可以分開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