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已邁入“都市圈”時代，但仍面臨協同體制機制不健全、區域經濟差距大等問題。3月27日，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院長顧強在2019年博鰲亞洲論壇“中國區域發展的都市圈時代”分論壇上表示，爲促進都市圈空間的合理化，需將大城市周邊的微中心和節點城市的建設發展納入到都市圈空間規劃體系和範疇，促進都市圈空間體系結構的集約化和合理化。未來，通過PPP模式、資產證券化、融資租賃等渠道，引入社會資本參與都市圈的建設，可以降低政府負債風險、完善都市圈城鎮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都市圈高質量發展賽道上，精耕多年的華夏幸福其核心產品“產業新城”，已成爲促進所在都市圈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中國縣域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角色。在業界看來，都市圈的高質量發展將給中小城市帶來機遇，而產業生態則是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的關鍵。由於產業的支撐，都市圈將逐漸成爲資本的聚集地、人才創新的高地、新技術的發源地、獨角獸的誕生地。在都市圈發展過程中，華夏幸福以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爲代表的產城融合模式或爲中小城市以及區縣經濟發展釋放出新動能。

　　“微中心”破除“都市圈”發展難題

　　從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可見，對於“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的方式，政府提出“堅持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羣發展”。此前，在國家“十二五”、“十三五”規劃中，均有“城市羣”戰略的身影。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於近日發佈了《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羣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爲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爲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並計劃於2035年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都市圈。

　　這意味着，在一個城市羣中可包括若干都市圈，都市圈範圍還存在相互重疊、連片發展，甚至形成都市連綿區（巨型城鄉一體化區域）的可能。

　　顧強表示，對比城市羣，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的數量和人口規模存在上限，存在範圍邊界，更利於城市間的協同。如目前中國特大超大城市約有16個，超大城市及大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分別約爲1000萬人、500萬人，超大城市和大城市數量和人口數量均有核定標準。

　　值得關注的是，都市圈發展是世界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一般規律及普遍現象，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國家一線城市都已形成適合本國家的都市圈發展模式。

　　據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介紹，目前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核心大城市已經足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較爲充分成長、高速公路和高鐵通勤發展迅速，以上四個條件的達成是中國城鎮化進入都市圈時代的主要依據和標誌。

　　不過，綜合國家以及各研究機構的多份報告內容可見，推動都市圈發展的過程中，各城市仍面臨交通一體化水平不高、分工協作不夠、協同發展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同時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資源過度集中、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嚴重等矛盾頻發。

　　在顧強看來，都市圈發展存在城市落差，中心城區與外部的節點城市、微中心，以及周邊城市之間的體系結構不合理，而這在本質上與區域利益之間分配和制度相關。因此，將中心城市周邊的微中心和節點城市的建設發展納入到都市圈空間規劃體系和範疇，是都市圈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談及微中心和節點城市的具體概念，顧強表示，目前還沒有國家規範標準，比如說多少萬人。如果從東京周圍的微中心來看，大概是在5萬-50萬人。若要定義微中心，可以考慮成“和都市圈核心區進行高效聯通的功能區”。

　　百萬億消費市場未來可期

　　長期以來，中國城鎮化面臨特大超大城市的城市病難消除、中小城市發展動力不足的局面，尤其縣域經濟缺乏城市生活配套、基礎設施，在經濟結構、人力資源都仍與中心城市存在較大的落差，無法吸引和承載高端技術、高端產業和高端人才。

　　隨着“都市圈”時代的到來，中國城市格局面臨洗牌，中小城市以及縣鎮發展都市圈的關鍵是什麼？《指導意見》指出，以推動都市圈內各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爲導向，推動中心城市產業高端化發展，夯實中小城市製造業基礎，促進城市功能互補、產業錯位佈局和特色化發展。

　　事實上，源自產業的支撐，都市圈將逐漸成爲資本的聚集地、人才創新的高地、新技術的發源地、獨角獸的誕生地、交通樞紐以及文化中心。據中國統計局、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等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從國際上看，絕大部分世界500強企業都分佈在各國的都市圈內，佔比達到92.4%。同期，全國31個都市圈新增固定資產投資超36萬億，其中外圈層佔比超六成。預計到2035年，以都市圈爲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預計累計拉動消費120萬億元。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陳憲認爲，創新生態和產業生態是建設現代化都市圈的命門。發展產業生態，其核心要素是創新生態，只有創新產業生態環境，纔可帶動中小城市新興產業較快發展。

　　顧強表示，都市圈所覆蓋城市的產業基地要與中心城市的產業存在內在聯繫，並具有一致的產業發展邏輯。如河北大廠的影視產業、固安的生物醫藥、懷來的大數據產業選取，均與中心城市所佈局的產業相契合，形成產業走廊。

　　顧強近一步強調，都市圈的發展已經帶來了產業空間的重構。目前，都市圈產業形成“三二一”產業逆序化分佈規律，即高精尖人才與金融、商貿、總部經濟等高附加值產業，重點分佈在中心城市核心區，而製造業從內而外按產業附加值由高到低梯度佈局。不過，由於一些中心城市還未到達產業溢出的階段，需要都市圈內的其他中小城市以及縣城積極打造產業生態環境，把重心城市的資源要素吸引至此。

　　開發性PPP模式破解區域發展瓶頸

　　《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爲強化政策協同機制，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都市圈建設與運營，並允許都市圈內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餘指標跨地區調劑。這意味着，落地都市圈規劃，是一個多極帶動、多元參與的過程，而市場機制在其中可發揮重要的作用。

　　華夏幸福產業新城開發性PPP項目，主要是通過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配套的完善和更新來吸引高端技術、高端產業、高端人才進駐。通過以產業發展爲核心，提供規劃設計、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建設、公共配套建設、產業發展和城市運營維護六大服務，彌補縣域缺資金、缺人才、缺產業、缺機制的四塊短板，提升城市魅力、吸引力、承載力和競爭力。

　　例如，2002年固安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年財政收入約1億元。在固安產業新城建設的持續帶動下，十多年後，圍繞“全球技術商業化中心”和“京南硅谷”的發展定位，固安已形成新型顯示、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三大千億級產業集羣和人工智能、雲計算等一大批百億級產業集羣聚集，地方年財政收入近100億元，躋身中國競爭力百強縣。在導入、培育產業集羣的同時，華夏幸福還同步建設並運營居住、商業、教育、醫療、休閒等城市配套。

　　事實上，類似固安產業新城這樣的產業新城開發性PPP項目，華夏幸福在全國主要都市圈核心城市外圈層還打造了很多。截至目前，華夏幸福已在北京、上海等全國15個都市圈核心城市外溢的圈層內，以開發性PPP模式打造了數十個產業新城。

　　據顧強介紹，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通過洞察都市圈內部產業發展機會，來確定公司的戰略選址並落實產城融合策略，爲區縣城市提供區域經濟發展解決方案，包括產業新城或公共配套的補充，以此搭建產業生態，這是目前華夏幸福的一個戰略邏輯，在都市圈時代將有效助力都市圈外圍節點性城市的價值提升和經濟發展。

　　顧強指出，華夏幸福對於核心都市圈的佈局戰略不會改變，對於已經進入的都市圈，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佈局和產業培育。對於尚未進入的都市圈，公司將積極保持跟蹤，待企業實力和條件具備時適時進入。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員會祕書長馮奎表示，都市圈不是簡單地把城市羣切小，而是要更務實地去推動區域要素流動。涉及規劃、土地、人口、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多方面機制創新，如引入社會資本的PPP模式等，是下一步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方向。

　　“解決產業化和城鎮化相關問題，開發性PPP是有效方法。”中國財政學會PPP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祕書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PPP研究所所長彭程表示，“下一步，相關機構和公司需要在研究中重點思考和解決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投資和融資這三個層面的激勵相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