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沒有失敗，憲政還在路上 [原創 2011-03-06 2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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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馮崇義、楊恆均 （悉尼科技大學）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華兒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與憲政的坎坷歷程與成敗得失、評判有關人物的是非功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是當代人依據當代人的「問題意識」、當代人的視野和當代人的思想高度去「敘舊」。反思過去當然是為了今天與未來。「立憲」百年而仍然沒有憲政，中華兒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慚愧，有充分的理由慚愧得無地自容。

中華民族在這樣的年頭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須拋棄錯誤的歷史觀，以免誤讀歷史或矯枉過正。矯枉過正可以來自右的方向，徹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為死硬的統治者堅決拒絕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為之。矯枉過正更可怕的是來自左的方向，沿著「以成敗論英雄」、「成者王、敗者寇」的流氓史觀，鼓吹「徹底革命」。列寧等人錯誤總結「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搞出毒害全人類的黨國專制；毛等人錯誤總結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搞「徹底」的「革命」，差一點斷掉了中華文明的血脈。

辛亥革命：妥協與和解

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妥協內在於民主。民主政治是通過多數人的同意授權來解決政權合法性問題，是在各種利益之間實現妥協的一種制度安排，而不是贏家通食。

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個世紀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種政治勢力以天下蒼生為念、根據民主精神達成的一種壯麗妥協：革命派、立憲派、清王朝漢族實權派、滿清王室。

革命派見好就收、功德圓滿。滿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種子。清初順治二年（1645）的「揚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跡斑斑。辛亥革命前關於「驅除韃虜」、「剪滅韃虜」的反滿宣傳，大有將滿族斬盡殺絕、斬草除根的勢頭。

但是，辛亥革命進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數沒有確切統計，但總的說來死人很少。武昌起義頭兩天內奪取武漢三鎮，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軍藉機殺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後的武漢保衛戰及奪回武漢三鎮的戰鬥，死亡人數也不過千人左右。至於其他響應湖北倡議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數更少，財產損失也不多。袁世凱的北洋軍自從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佔漢陽之後，便基本上停止了對南方各省的進攻，戰爭打得比較文明，減少了人員犧牲和財產損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內的確發生過殺戮革命對象的行為，但很快便被制止，濫殺無辜的情況沒有擴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駐防的南京、鎮江、杭州、乍浦、福州、廣州、荊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後落入革命軍手中。其中有一些駐防點由於八旗兵放棄抵抗，而被革命軍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駐防點的八旗兵由於反抗而被革命軍鎮壓。但大規模的「排滿「沒有發生，想一下幾百年的「反清復明」積攢下來的仇恨，這實在堪稱奇蹟。陝西的排滿最厲害，據傳西安的旗人由於反抗而被殺二萬，但實際被殺的人數要少得多。三十幾年後中國的另一場革命，「消滅國民黨軍隊八百萬」，還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被定為「惡霸地主」、「反革命「之類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語。

而且，「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在辛亥革命之後立即與時俱進、華麗轉身。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迅速完成了從「革命黨」到議會政黨（執政黨）的轉變。

辛亥革命確實很「不徹底」，沒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沒有犁庭掃穴、沒有斬草除根、沒有「革命恐怖」、沒有「鎮壓反革命」、沒有「專政」、沒有報仇雪恨。

「階級鬥爭史學」的荒謬性：辛亥革命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天底下不會有以「節制資本」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全中國也沒有幾個資本家，何來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不是某個階級或某個集團的革命。同「戊戌變法」一樣，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領導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識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不再是「成者王、敗者寇」，也是中國幾千年循環往複改朝換代的結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變更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趕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夠有效地抵制外來侵略。

立憲派折衝樽俎、化險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大大出乎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運動會黨在帝國邊緣兩廣雲南搞了十多次武裝起義，但應者廖廖。而武昌起義後兩個月內即有十多個省響應宣布獨立，顛覆了清王朝，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立憲派人士的響應參與。當時立憲派士紳的領袖，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等，在說動一些都督、巡撫宣布獨立、說動袁世凱反正等方面，功勛卓著。立憲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別，他們努力引進西方代議制來取代過時的專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會出現的不同利益。

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革命派主張共和民主，目標都在於憲政，只不過是革命派更為激進些。手段分歧主要在於要不要暴力「排滿」。在這一點上立憲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隊伍中流行的是狹隘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欲將滿、蒙、藏、回等少數民族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立憲派所提倡的卻是理性的現代民族主義，將滿、蒙、藏、回等少數民族都包容在中華民族之內。革命爆發之後，革命派迅速轉變立場，接受了立憲派的主張，共同構建「五族共和」（實際上是中國版圖內所有民族共和，當時還沒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說法）。

立憲派從制度變革和思想教育雙管齊下，扎紮實實地既開官智，也開民智。立憲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開國會」的全國性大規模和平請願、切實推進地方咨議局、地方自治和國民教育等改革事業。國會請願運動是要朝廷改變制度和轉變思想；發展地方自治和國民教育，是培植和訓練民眾行使政權的能力。當時的進步力量已使憲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傳檄而定、咸與維新。

滿清王室審時度勢、理智退讓。王室內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現和成長起來。滿清王朝在1898年有過脫胎換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機會，但這一機會被斷送在頑固派殘殺「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後來悔之莫及。清朝滅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說成是「欺騙」。其實，經歷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劫難後，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識，連慈禧太后和最頑固的皇親國戚也主張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現代化突飛猛進的時期，中國的現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軍隊建制等均於此時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廢科舉、興新學，建立現代教育體制。法制的現代化改革更不用說，不僅引進了刑律、民律，為發展經濟還議定公司律、破產律，直到欽定憲法，預備立憲，準備開國會，籌辦地方自治。經濟上也在與世界接軌，創辦大清銀行、修建主要鐵路幹線、改革幣制、稅制。為清王朝挖墳墓的是清朝頑固派。憲政改革無疑是要讓請王室出讓實權，但清朝頑固派卻死抱權力不放、不見棺材不掉淚。他們組織「皇族內閣」(1911年5月裁軍機處，改設內閣，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十三名閣員中王族佔七人)，傷透了漢族大員的心，也把立憲派推向了對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攝政王載澧，主管政法大權的肅親王、民政部尚書善耆等，是政治上相當厚道開明的人物。他們對「有異心」的漢族官僚魁首袁世凱優容有加而不置之於死地；特別是對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1910年2月下旬進京埋炸彈行刺攝政王載澧（皇帝他爹）的叛黨汪精衛等，居然也沒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訊逼供株連同黨，在南北議和期間就赦罪釋放了（難怪1925年孫中山病死前一個月，在北京帶著汪精衛等往醇王府拜見載澧。當今的諸位要學習學習啊）。南北和議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發布了「罪己詔」，30日宣布開放黨禁，並隨即大赦政治犯以促進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勢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沒有搞幾個「堅持」，也沒說「絕不」，體面地退位，這才真正體現中華民族的智慧。

滿清軍事實力派順天應人、皆大歡喜。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之後的「中興」，仰賴的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官僚。甲午戰敗之後，清廷開始編練新軍。新軍領導權也因為「八旗子弟」的無能而落入袁世凱等漢人手中。因為感覺到大權旁落，滿族貴族集團曾一度以「回鄉養痾」的名義解除了袁世凱的軍權，但袁世凱在新軍中所培植的，非滿族貴族集團所能左右。武昌戰事一起 ，袁世凱就指使其黨羽挾迫清廷恢復其軍權，並委任其為總理大臣。這樣，清朝軍政大權終於落在漢族官僚集團手中。

兩軍對壘，袁世凱的北洋六鎮在軍事上佔優勢。但是，袁世凱沒有窮兵黷武，而是開啟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貶黜蟄伏多年的袁世凱被清廷重新啟用時，開出的條件即是：開國會、解黨禁、赦免革命黨人。袁世凱出山後對南方革命軍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顯示他的實力。他當時在掌握軍事主動權的前提下，主動提出並主導了南北和談。南北和談是實力派與革命派對談，但居中謀劃調停的是立憲派，如張謇、趙鳳昌（原張之洞幕僚）。趙鳳昌隱居的上海私宅「惜陰堂」，成為南北和議談判之地和各派謀劃成立民國政府的據點。孫中山剛從國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陰堂」 拜會趙鳳昌。清王室的退位詔書竟由張謇起草，和議各方在「惜陰堂」討論定稿，由袁世凱轉交隆裕太后簽發。

袁世凱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稱：「將統治權公諸於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接受臨時大總統時通電贊同「共和為最良國體」，立誓「永不使君子政體再行於中國」，深得人望。

軍閥混戰：政治領袖們定力不足

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實現憲政民主制度，當時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全球沒幾個民主國家），與文明古國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為理想信念而戰，武昌首義諸賢都沒有爭權奪利。他們沒有在打下「江山」之後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沒有貪功，在革命已經發動並佔有主動權的情況下，將指揮權交給了當時並非革命黨的吳兆麟。而吳兆麟也沒有佔山為王，又將指揮權給了清軍軍官黎元洪。之後，他們又請出了立憲派人士和有行政經驗的舊官僚組成了軍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回國，1911年12月29日起義十七省「都督代表會議」就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十六票對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對最高權力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學會選舉，這還不是令人驚嘆的君子行為？起義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們並不看好孫中山這位江湖郎中（外號「孫大炮「）的實力和能力，但看重孫中山的聲望和三民主義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確定的基本目標，辛亥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是用比預期代價小得多的代價取得了勝利，功在千秋。長期以來國、共兩黨的官修史書都說辛亥革命「失敗」了，實在讓人不敢苟同：幾千年的專制帝國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價（例如英國革命死傷人數、美國獨立戰爭死傷人數、特別是法國革命死傷人數）被推翻，而且還是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說的糟糕的傳統文化之下），難道還是失敗？那何為成功？成功與失敗的評價標準又是什麼？黨國史學首要標準是革命政黨是否奪取政權、掌握政權，並「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戲？同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區別何在？

辛亥革命的勝利，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勝利。武昌首義之後，湖北軍政府立即頒布《鄂州約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論、集會、結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選，對議會負責。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兩項：

1.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從此結束。

2.建立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體現在價值觀念層面：主權在民（人民主權）觀念、保護人權（人權平等）觀念。體現在制度層面：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選舉、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並非某一階級或集團的勝利，而是國內各派勢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就在於有一套以憲法、國會、政黨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舊的世襲王朝，以現代民主取代傳統專制。

遺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寶貴成果後來被蹂躪、拋棄了。首先蹂躪辛亥革命憲政民主成果的是舊官僚和無聊文人，後來拋棄憲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凱當上總統之後就發生了總統與國會之爭。如何釐定各自的權力範圍，這是民主政治範圍之內的正常紛爭。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孫中山革命派。民國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後，孫中山對議會政治並不熱心，國民黨黨務實際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國民黨得到國會多數席位，行將組成政黨內閣。極負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幾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歲的宋教仁慘遭暗殺（22日因槍傷過重而亡），袁世凱當然值得懷疑。不過，暗殺是孫中山革命黨的慣用手段，袁世凱以往從未行暗殺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懷疑袁世凱，但民國注重的是法治，必須有確實的證據才能定案。連古代的韓世忠都知道「莫須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殺之後，國會安然無恙，以國民黨與共和黨（後改進步黨）兩黨對峙為主的兩黨政治安然無恙，憲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鑼緊鼓的正常行進之中（憲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國會三讀通過）。正確的因應之道是法律解決，在現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內解決問題，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軌道解決問題，這也是當時多數國民黨人的主張。理當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辦案、由國會組成特別委員會作出全面調查，查個水落石出，並對袁世凱嚴加問責。孫中山則力主「武力討袁」，經過艱難預備，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討袁聯軍總司令」，倉促起兵進行「二次革命」，引起國民黨內部大分裂，顯然是濫用「革命」、迷信暴力。議會大黨以武力革總統的命，章法大亂，目標與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據。從策略上說，國民黨的武力與財力比袁世凱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對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長，也完全是下策。「討袁」戰事毫無建樹，頭尾不足兩個月，「獨立」各省均先後失敗。實際上，袁世凱當時所領導的共和政府，在國際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國內也被多數人認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孫中山革命派這時已完全不同於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勢單力孤的一群軍事冒險主義者。更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創造民國，創造議會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寫了政治遊戲規則；「二次革命」又回過頭去武力爭權，使民國政治攪成一團亂麻，實在是自毀江山。

孫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脫離民主法制軌道，搞獨裁專制，根本不承認憲法、國會的權威。1914年7月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要黨員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無條件服從他個人，使得黃興等人也只好離他而去。憲政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還要犧牲「生命自由權利」，實在是強人所難。

袁大總統對民主制度不習慣，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國務員，處處受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政黨內閣的制約。民主政治下的爭爭吵吵，本很正常。即便當今發展了幾百年的民主國家，政府與議會不還是爭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難時就主張向專制政治倒退。袁世凱受自己及身邊幾位奸佞之徒所製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圖恢復帝制。在這場騙局和鬧劇中，有幾個奸佞起的作用特別壞。一個是袁世凱的洋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識界那類表面對中國友好而骨子裡賤視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帶著惡毒的種族主義偏見，認為中國人不配享受憲政民主、沒有能力實行憲政民主，最適合中國的是帝制。這種人當時不少，現在在西方也沒有絕跡，而且他們還常常成為北京的坐上貴賓。一個是浪得虛名的無聊文人楊度，受袁世凱重用、聘為總統顧問之後便飄飄然不可一世，厚顏無恥地「勸進」袁世凱當皇帝。再一位是等著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辦一份專給袁世凱一個人讀的報紙來欺騙老爹。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1915年12月12日發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記參議會「一致通過」送給他的地位。但是，他此舉立刻招致世人反對，眾叛親離，「天下共擊之」。「護國運動」與辛亥革命一樣，又是反對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聯合，又是一次傳檄而定，在始於西南的各省紛紛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凱只好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隨即在悲憤交加中大病不起，於1916年6月5日斃命。一念之差，毀了一世功名、誤了卿卿性命。袁世凱歸天之前，召集心腹開會，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各省獨立也隨之取消，中華民國又復舊觀。

「洪憲帝制」還沒開場即告覆滅，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滿人的「異族政權」，而是君主制度。滿人的君主要推翻，漢人的君主同樣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國已經成為歷史。即便是袁世凱的那班心腹部屬，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樹錚、馮國璋、陸榮廷、龍濟光等，也大都堅持政治與道德底線。他們可以跟著袁世凱逼清帝退位，可以跟著袁世凱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凱稱帝的倒行逆施。「護國運動」勝利之後，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復。辛亥革命的成果，諸如約法、國會、內閣、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中華民族又回復到了憲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國體制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顛覆了憲政。

議會是西方富強之本，必須立即將中國變為法治與民主的國家，這是改良派與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達成的共識。當掌權遇到挫折的時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領袖」帶頭破壞這種共識，使專制勢力借屍還魂而復辟於中華大地，教訓至為深刻。

孫中山：以俄為師，誤入歧途

鴉片戰爭後在西方衝擊下中國經歷了「千古奇變」，遇到「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政體已運轉不靈，必須改弦易轍，從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價值層面實行全面學西方、全面變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學習謀求現代化，建立憲政，這是大方向。不同政見不同利益集團應在國際通行的（憲法、國會、政黨）民主機制下和平競爭。

孫中山是一位缺乏實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來開道，「革命」征途中的種種舉措，可議之處很多，但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試圖以割讓滿州為誘餌騙取日本對他的革命事業的支持，也並非不可開脫。當時英、美、法等民主國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孫中山孑然無助。日本多種政治勢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價，誰出價高就支持誰。他們要支持孫中山，當然需要孫中山要以袁世凱出的價來壓孫中山。孫中山為從滿清政府及袁世凱手中奪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讓民族利益為諾，確實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於無奈。

但是，孫中山最根本性的錯誤在於放棄憲政民主這一現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轉向「以俄為師」，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過思想革命和議會鬥爭來變為「真共和」。美國當初成立的共和國，用現在的標準來看，漏洞百出，就是例子。「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求取「真共和」的無懈努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孫中山被歷史超越，辦《建設》、《星期評論》等雜誌，在思想啟蒙運動中打個下手。憲政體制已經建立，在價值理念方面繼續下功夫，便可使憲政體制能夠正常、順利地運作。而「以俄為師」，以黨國體製為目標，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孫中山改組革命黨，回到歷史中心，「繼續革命」，中國又亂套了。「北洋時期」，中國的現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會高度發達，市場經濟也在健康高速地發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榮。後來的黨國體制變換花樣，將專制政治推向頂峰。古代的綱常禮教固然壓制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現代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黨國主義對個人自由的壓迫變本加厲。一旦以國為本，特別是以黨國為本，國家富強壓倒個人權利、黨國利益壓倒公民自由和權益。這就是「以俄為師」的必然結果，可惜的是，俄國早就改弦易轍了，而中國卻依然在這條此路不通的衚衕里瞎折騰。

辛亥革命沒有失敗，憲政中國還有希望。中國人民在一百年前就選擇了憲政民主。一百年以來，人類世界的大多數國家，無論是天主教文化的國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國家、伊斯蘭教文化的國家、印度教文化的國家，還是儒教（儒家）文化的國家，都由人民的選擇而成功地建立和享受憲政民主和這一制度所提供和保障的自由權利。某種文化或某種「特殊國情」不適合憲政民主的神話或鬼話，早就被全人類的政治實踐打破了。且不說百年以來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啟蒙已經有了多麼深厚的積累，中國人民在儒家文化還佔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就選擇並建立起憲政民主制度。民國初年那些無知而又無聊的軍閥武人妄圖顛覆憲政民主制度而恢復帝制（哪怕是袁世凱的君主立憲），也都落得遺臭萬年的地步。後來的一些革命黨人和政治領袖，為某種新的理論和諾言所迷惑，用武力為中國人選擇了黨國體制的歧途。正、邪之間的選擇，往往只在一念之間。於今緬懷辛亥先賢為中國建立憲政民主的豐功偉績，我們浮想聯翩，痴迷地想，中國當今朝野上下應該還有迷途知返、重歸憲政民主正道的智慧和勇氣。

馮崇義、楊恆均2011－3－6

參閱：

《九十年的變與不變，五四的希望與失望》

《馮崇義、楊恆均對話：和解還有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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