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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被撤稿並非稀罕之事,尤其在中國學者頻繁因論文被撤登上頭條的2015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發表於《美國移植學報》的兩篇論文10月因涉嫌造假被撤稿,事涉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獲者範上達;10月14日,愛思唯爾撤下旗下5種雜誌上的9篇論文,作者均來自中國;8月18日,世界上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集團宣佈撤回旗下10種雜誌上的64篇論文,作者全部是中國學者;3月,英國BMC(BIOMED CENTRAL)出版集團撤回43篇論文,其中41篇來自中國學者。

根據撤稿觀察網(Retraction Watch)創始人Ivan Oransky的調查,2010年被撤稿的文章的數量是2001年的10倍。據該網站觀察,目前全世界每年被撤稿的文章的數量為500到600篇。

論文被撤撤稿,理由無外乎數據造假、數據出錯、數據無法被複制、剽竊、倫理等問題。大多數情況下,撤稿總被理解為個人的學術不端行為所導致的後果;但有時,撤稿還能反映出科研圈在缺乏有效監懲機制時的腐敗現象。比如,塞爾維亞國家生物學會會刊《生物科學檔案》近日撤掉了16文章,原因是上一任編委會出現了嚴重的集體瀆職:他們向投稿的作者索要1785歐元的出版費,並承諾其文章能在24小時內不經同行評審就被雜誌社接收,導致存在剽竊和重複發表問題的文章被發表。問題暴露後,上一任編委會被集體換掉,主編辭職。

《生物科學檔案》影響力不大(2014年影響因子為0.72),但還是保留了一套有力的撤稿機制。然而,在另一些世界知名的學術期刊看來,撤稿機制卻並不是必備的選項。

根據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頂級期刊沒有撤稿機制。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數字已經比10年前一項類似調查得到的數據減小了三分之二。

這項調查就撤稿機制訪問了200家科學期刊。根據2012年湯森路透《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的數據,這些期刊的影響因子是業內最高的,平均為18.1。大約有四分之三(147家)的期刊回復了調查,其中,只有95家(65%)有撤稿機制,剩下的35%沒有撤稿機制。

該調查的作者發現,相較於之前的調查,具有撤稿機制的期刊的比例大幅上升,從21%躍升為65%。出現這種可喜的變化,可能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編輯和出版商意識到了撤稿的重要性,並且沿用了美國出版倫理委員會制定的規範。但是,目前這些解釋都還只是推測,撤稿機制的成熟化也可能來源於學術不端行為率的上升。這一觀點也可以間接解釋為何生物醫學類期刊的撤稿機制比其他期刊更健全——在受調查的生物醫學期刊中,60.5%的期刊擁有撤稿機制,而非生物醫學期刊只有29.4%的期刊擁有撤稿機制。這暗示,生物醫學領域可能更加容易受到學術不端行為的困擾,因而產生更多的撤稿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沒有撤稿機制的期刊的編輯認為,由於他們只發表綜述,而不發表原創的實驗論文,因此不會被學術不端問題(比如篡改、偽造數據)影響。

很顯然這些期刊忽略了至少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綜述文章即使不涉及原創的實驗數據,也可能存在剽竊行為,比如從別的文章中摘取一大段而不加引用,或者反覆「自引用」之前發表過的內容;第二,從存在造假問題的原創論文數據中得出的綜述性結論是否可靠,也存在爭議。一些造假的實驗結果(比如小保方晴子的STAP),如果未被發現,很可能因為無法被其他科研人員重複,成為某個前沿問題的唯一的參考依據,並很有可能被不知情的綜述作者作為典型個案而收錄到綜述裏,嚴重影響綜述作者的判斷和綜述結論的得出。

綜述文章因總結性強、涵蓋面廣,成為了許多科研人員的重要參考。綜述文章往往有相當高的引用率,這也是綜述性的期刊影響因子遙遙領先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這次調查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被撤稿的論文中的錯誤數據以及結論是否會經綜述(或者其他有影響力的文章)擴散,從而導致二手謬論以不經人察覺的方式傳播開來。比如,被撤稿的華裔美國癌症研究者吳同(音)和韓暢的4篇文章,引用數最高的一篇被引了109次。那些曾經引用他們的文章的作者是否對二人論文被撤稿一事知情,而這些作者的實驗和論文的準確性是否受到這二人的影響,都是後果難以估量的問題。

一旦綜述文章所包含的結論或推論是基於有問題的實驗數據的得出的(特別當這個研究是關於某個前沿問題的唯一研究時),綜述的可靠性就會大大降低。這種經過二次「消化」的錯誤信息會不會阻礙科學的進步,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甚至比應該如何處理引用了被撤論文的綜述還要棘手。

學術圈目前還沒有檢測學術造假的有效手段,甚至連撤稿機制是否應該存在都沒有統一的定論。然而根據愛丁堡大學的Daniele Fanelli的一項分析,1.97%的被調查科學家承認在職業生涯中至少有一次從事過篡改、偽造數據的學術造假行為;而33.7%的被調查對象承認曾經從事過輕微的學術不端行為,比如將顯著性p的小數點後的數字進行「微調」,以達到結論顯著的「幻像」。諷刺的是,這些被調查的科學家認為,同事裏有過學術造假行為的人數佔到整體的14.12%,而有輕微學術不端行為的同事的比例佔72%。他們到底是根據平日觀察,還是根據自身的情況來對別人進行推理,不得而知。

不論如何,到底有多少存在疑問的實驗被錯誤地引用,而這些實驗又產生了多少消極的「蝴蝶效應」,已經引起了生物醫藥行業的注意。生物醫藥公司拜耳集團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拜耳集團曾經嘗試複製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67項實驗,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8%)的實驗結果能夠被複制,而其中,11.9%的實驗的結果只能被部分複製;有64.2%%的實驗結果完全無法被複制。

重複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實驗結果,還只是醫藥行業研發的第一步,而能經過層層考驗到達醫藥研發的臨牀二期階段的就更少了。根據自然綜述(Nature Reviews)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從2008年到2010年的數據變化看,二期臨牀試驗的成功率從28%下降到了18%。不能被複制的實驗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損失,更可怕的是,它讓本該為人類揭示真相的科學期刊變得不再完美,因為人們無法再完全相信,一篇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的數據是否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證實。不能被複制的實驗不一定代表其作者有學術不端行為,然而這卻警示我們,科學界和出版界在完善數據篩查和撤稿機制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何判斷哪些論文是垃圾論文?-領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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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調查數據:

· 95個期刊有撤稿機制;其中89個期刊允許編輯在不經所有作者同意的情況下撤稿,50個期刊允許編輯在未經作者同意的情況下對文章發表表示顧慮的評論。由於在某些情況下,不是所有的有問題的文章的作者都同意撤稿,因此,允許期刊編輯在這種情況下發表表示對文章可靠性的評論有助於讀者對問題論文的識別。

· 48個期刊的撤稿機制要求其說明文章因何而被撤稿,剩下的47個並不要求發表撤稿的原因;86個期刊的撤稿機制要求說明撤稿的過程。不發表撤稿原因顯然會影響讀者的判斷,使得讀者無法辨別文章是因為數據失真而被撤稿,抑或是因為別的原因(比如倫理問題)。

· 49個期刊的撤稿機制來自於出版商,只有29個期刊的撤稿機製出自於美國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和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兩者。

參考資料:

1. retractionwatch.com/201

2. ncbi.nlm.nih.gov/pmc/ar

3. retractionwatch.com/201

4. nature.com/nrd/journal/

5. wsj.com/articles/SB1000

6. journals.plos.org/pl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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