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西方傳教士 中國圖書館史 近代化

西方傳教士是近代中西關係中極為重要和活躍的角色，他們在我國創辦的圖書館是我國近代 圖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人們在研究傳教士在華活動時，往往專註於其譯書和辦學活動的 文化啟蒙作用，而對傳教士在中國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卻研究不夠 。本文擬就西方傳教士對晚清時期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產生的影響及其歷史作用做出評價。

1 西方傳教士對西方新式圖書館的介紹

西方傳教士航海東來，當然首先是為了傳播所謂「上帝的福音」，使東方世界皈依基督，故 其最初的文化活動多集中在宣傳宗教思想上。但不久，他們就感到單純的傳教在中國收效並 不大，這不僅因為當時清政府實行的閉關和禁止傳教的政策，更主要的是以儒學為主的中國 傳統文化意識對異端宗教神學的巨大而無形的排斥力量，使他們的「播道」工作阻力重重。 為此，一些傳教士不得不變通方法，試圖通過介紹中國人比較感興趣的西方知識來擴大其影 響並挾售宗教思想。

西方圖書館傳入中國的歷史，發端於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他們在為傳教服務的宗旨下 ，翻譯介紹了各種科學文化知識。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與古代藏書樓不同的西方新式圖書館 觀念。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1623)最早向我國介紹了歐洲國家的圖書館事業，「以西把 尼亞(即西班牙)有書堂閣三十步，長一百八十五步。同列諸國經典書籍，種種皆備。即海外 額勒濟亞國之古書，亦以海泊載來，貯於此處」。「書院積書至數十萬冊，毋容一字蠱惑人 心，敗壞風俗者」。「(歐羅巴)其都會大抵皆有官設書院，聚書於中，日開兩次，聽士子入 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攜出」〔1〕。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父子合著的《外國史略》(1807 )介紹了葡萄牙、荷蘭、法國等國家的藏書和圖書館等，同一時期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理哲 著的《地球史略》更為詳細地介紹了義大利、法國、德國的藏書和圖書館的情況，美國傳教 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志略》(1848)、英國傳教士戴德江的《地理志略》和英國傳教士莫維廉 著的《地球全志》分別對歐美各國的圖書館情況進行了介紹；19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傳教 士先後撰著，如花之安的《德國學校論略》，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七國興學備要》和美 國監理會傳教士林知樂的《文學興國策》等書，宣傳了西方各國教育、文化及圖書館。西方 傳教士對西方新式圖書館的介紹，儘管很簡略和不全，但對當時生活於閉關狀態下的中國人 來說，無疑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是一些進步知識分子認識西方圖書館的最原始、最珍貴的 材料，由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構建。如最早介紹西方藏書和圖書館的中國人林 則徐、魏源、陳逢衡、姚瑩、徐繼畲等先後撰譯出版了不少介紹西方科技文化的著作，其中 如《華事夷言》、《四洲志》、《海國圖志》、《英吉利紀略》、《康酋紀行》等都有關於 英美各國圖書館情況的介紹〔2〕。

總之，無論林則徐的《華事夷言》和《四洲志》，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等都曾大量取材 於《職方外紀》和《外國史略》等早期來華傳教士的著作。由此可見，近代早期中國人的圖 書館學知識有不少正是經西方傳教士這一媒介而得到的，並形成了感性認識：19世紀60年代 以後，隨著中外接觸日益頻繁，一些駐外使節和出洋遊歷的知識分子還有倡導維新變法的學 者及朝臣，如馮桂芬、郭嵩燾、曾紀澤、王韜、馬建忠、薛福成和鄭觀應等也都熱情地在其 著作或遊記、日記中介紹西方的圖書館事業，並重點介紹了外國圖書館對外開放的明智舉措 。這種文化氛圍導致了我國近代圖書館觀念的產生；進入19世紀90年代，創辦圖書館的社會 輿論達到高潮，中國近代性質的圖書館已露端倪。

2 西方傳教士在華創立圖書館

西方傳教土在中國創立圖書館早在19世紀就有過嘗試，最著名的是北堂圖書館。北堂圖書館 系北京西什庫北天主教堂(簡稱北堂)所屬圖書館。該天主教堂系康熙三十九年(1700)皇帝撥 地撥款所建，是17、18世紀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先後在北京建成的四座著名教堂之一。其他 三座分別是：南堂成立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東堂肇始於順治七年(1656)和歷史最短的西 堂建於雍正三年(1725)。最初，東南西北四堂均設有圖書館，其中北堂的藏書在當時數量最 多，並最有價值。後因戰亂和清政府實行禁教、閉關政策，在北京的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受到 了嚴格的限制，最後被徹底禁止。隨著傳教士的活動被禁止，傳教士被驅逐和教堂的衰敗， 東南西堂的圖書館已不復存在，它們的藏書或被毀或併入北堂圖書館，而倖存下來的只有北 堂圖書館。據1938年整理時統計的北堂圖書館有西文圖書5，000冊(教會書3，000冊，科技 書2，000冊)，中文書80，000冊，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3〕。這個時期，清王朝閉 關自守，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扼殺了孕育中的近代圖書館萌芽，致使早期來華的西方傳教 士無隙可乘，傳教活動幾乎無法開展。同時延緩了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轉化的進程。

鴉片戰爭後，外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與世界隔絕的狀態。西方傳教士伴隨著中國 學習西方技術的步伐翩翩而來。雖然，他們中的大部分是由西方國家派往中國進行文化侵略 的「急先鋒」，但同時他們也很自然地成了西方文化的載體。當時英、法、美、德、俄、澳 、意等國國內遍設各級各類圖書館，尤其是圖書館的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 ，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 差。當西方傳教士踏上古老的中國大地之後，便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 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從而啟開了中國 藏書樓走向近代圖書館的進程，如1847年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建立了天主教藏書樓——「徐 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它共藏圖書資料20餘萬冊(西方圖書8萬冊，中文12萬冊)，不久上海 徐家匯一帶各天主教組織，如「耶穌會」、「修士院」、「天文台」、「博物院」、「徐匯 公學」、「徐匯師範」、「文學院」等天主教組織都設立了專門的或小規模藏書樓，大約共 有中西書籍80，000冊，合計徐家匯一帶的存書達300，000冊左右〔4〕；1849年西僑 社會在上海創辦了「工部局圖書館」(1851年改稱上海圖書館)，1913年改名為公眾圖書館， 又因其英文名稱Public Library,S.M.C.而譯作「工部局公眾圖書館」〔5〕；1871年 英國牧師偉烈亞歷創辦了「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該館系統地收集了有關東南亞和 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語言、藝術、宗教等各方面的圖書資料，曾被西方論著認 為是「在中國境內最好的東方學圖書館」，同時也是英國在遠東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情報資料 中心〔6〕；1874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發起成立的上海格致書院，「除延聘西士教習 化學、礦學，並按期延聘中西名人學士講演格致學理外，還設博物院、藏書樓供學生實習閱 覽之所」〔7〕；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設立他們在中國的最大出版機構「廣學會」的 同時，又建立了「廣學會圖書館」；此外，西方傳教土們在中國各地創辦的許多教會大學也 大都有藏書樓或圖書館，如1894年創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圖書館，於1915年實行開架閱覽； 1903年建立的文化公書林，「將文華大學的中西文圖書期刊公開陳列，凡武漢地區、各機關 、學校及一般民眾均可使用，同時打破舊式貯之高閣的藏書樓觀念，採取開架式供人閱覽 〔8〕」，這是中國圖書館史上最早的向社會開放的文字記載；1904年建立的聖約翰大 學羅氏藏書室(1915年擴建為羅氏圖書館)；1911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由美國專家 克乃文主持，於1913年在該校開設圖書館課程，它是中國圖書館史上出現最早的專門圖書館 教育〔9〕；1911年建立於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圖書館和江蘇的東吳大學圖書館；191 2年建立的杭州之江文理學院圖書館，1916年的福建協合大學圖書館，1919年的北京燕京大 學圖書館，1922年的山東齊魯大學圖書館，1925年的輔仁大學圖書館，法國天主教會建的天 津工商學院圖書館等等〔10〕。這些藏書樓及教會大學所屬的圖書館，儘管規模有限 ，但卻起到了「為天下之先」的作用，帶來了西方新式圖書館的思想、觀念、管理方式和先 進技術。

3 對西方傳教士在華創建新式圖書館的評價

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是以西方圖書館為參照系的。作為西方文化載體的傳教士與這一變革 進程發生了相當密切的關係，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有的歷史現象。毫無疑問 ，西方傳教士在華從事創辦圖書館活動，參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變革是抱著強烈的個人動機 的，具有鮮明的殖民主義色彩。但在近代特殊歷史條件下，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圖書館 動搖了中國古代藏書樓的封建基礎，客觀上對中國圖書館的近代化產生了事實上的推動作用 ，突破了單純的藏書性質，而把大門面向社會，並逐步形成了組織讀者利用圖書館的藏書這 一近代圖書館的特點。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建的圖書館客觀上促 進了中國古代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的轉變。

3.1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起到了啟蒙與示範的作用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史上出現年代最早的新式圖書館，它們成為中國人了解 和觀察西方近代圖書館的窗口。西方近代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和先進技術等使中國人眼界大開 ，日益驚醒，使人們深感有立即創辦圖書館的必要，促進了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興起。早 在40年代就有人說過：「中國之有近代式圖書館，是西洋文化傳入之後。鴉片戰爭前，西洋 文化是零零碎碎的輸入；及待戰後，帝國主義挾著勝利餘威與殺的武器，始大批的輸華。這 種文化，含有侵略性固多，有利於中國文化事業的，也不可勝算。譬如近代式圖書館之傳入 ，就是最大賜惠之一」〔11〕。從19世紀末起，我國的洋務派和維新派人士才開始提 出、宣傳和籌辦新型的圖書館。本世紀初出現的近代圖書館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古越藏書 樓、湖南圖書館等，與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在時間上相差半個多世紀。因此，近代圖書 館在我國從無到有的突破，實際上是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最先實現的。相當一部分中 國人對近代圖書館的認識，也是從這些「藏書樓」開始的。當然，西方傳教士興辦圖書館是 為了傳教，企圖通過宗教來征服中國。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維護和發展他們的政治、 經濟侵略而進行的一種牧師式的精神侵略，但在客觀上卻將西方圖書館的理論、圖書館的管 理和技術方法等帶進了中國，因此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起到了啟蒙和示範的作用，從而 推動了中國圖書館走向近代化。

3.2 帶來了西方近代圖書館建設的思想和模式

西方傳教士在華創辦的圖書館在圖書收集、管理與利用等方面，都採用了西方較為先進的理 論、技術和方法，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樹立了榜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圖書館界 的傳統思想及服務概念的變革與進化。正如盧俊在《記三十年一個國人自辦的私立圖書館— —國學保存會藏書樓》中所說：「中國資格最老的圖書館，恐要算距今九十年上海徐家匯天 主堂藏書樓，該樓成立，即在鴉片戰爭後，以後外人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紛紛創設，於是乃促 醒國人的自覺」〔12〕。1877年3月22日《申報》曾載文說：「本埠西人設有洋文書 院，計藏書約有萬卷，每年又添購新書五、六百部。閱者只須每年費銀十兩，可隨時取出披 閱，閱畢繳換，此真至妙之法也」〔13〕。可見這些洋式圖書館當時已引起中國士人 的關注和羨慕。1906年陳洙撰寫的《上海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序》(光緒三十三年商務印書 館出版)中說「上海向有格致書院，近由西士傅蘭雅君商諸各董，添設藏書樓……吾知登斯 樓者，即佩諸君之熱誠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為內國士大夫愧且望也。」並疾呼：「 裨益學術，光我文治，抗衡歐美，將在乎是!」〔14〕奮起效法之情溢於言表。西方 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促進了這種社會觀念的形成。而這種社會觀念的深入人心，又是我國近 代圖書館產生和發展的基本社會條件。

3.3 帶來了《杜威十進分類法》和新式管理方法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藏書樓或圖書館一般都有較完整的組織方式和較系統的分類、目錄體系， 使長期閉鎖、落後的中國人看到和吸收了一些較為先進更為文明的東西。「歐美圖書分類法 入傳，復以西學之部類，四部之法已無法包容，更創新法，故刻不容緩。今日圖書館，都采 用了由西洋分類法，特別是杜威分類法蛻變而成的圖書分類法，固為時勢所趨，實亦事實使 然〔15〕。如以收藏中文圖書為主的格致書院藏書樓，對舊籍用四部法分類，而新書 則劃分為科學、運算元等三十六類法，這是用新式科學分類法類分中文圖書的首次嘗試。早在 1909年孫毓修翻譯介紹杜威法到中國，指出四部法體制已不適應當時著譯的新學書籍之前， 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就已採用了杜威十進分類法及克特著者號碼錶類分圖書，為這部 後來在中國影響甚廣的西方分類法的應用開創了先例，而聖約翰大學圖書館則是使用杜威法 類分中文圖書的中國境內最早的圖書館，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一些使用率不高的空號碼來容 納中文圖書，如：000為經部，181為中國哲學，951為中國史等。這種方法雖然不盡合理， 但影響卻很大。同時，也為引進西方資產階級分類法，為編製和推行十進分類法開闢了道路 。在幾部中文分類法問世之前，國內許多圖書館都用這種辦法來類分中文圖書，在外文書籍 、新學書籍激增，舊的圖書分類法已無法適應的情況下，這種方法直接影響到後來大規模的 改革舊分類法的運動。杜威法的傳入，打破了四部法的傳統格局，一時間仿杜、補杜以及混 合中西的分類法相繼出現，仿杜、補杜及改杜分類法是以杜威法為藍本，同時也滲入點「四 部法」使其類目體系為中西結合型。以求中外文圖書能在編目中得到統一，滿足了科學發展 圖書類別多樣化的需要。

在中國最早採用卡片目錄的是上海亞洲文化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它早在1908年就編成了一套 字典式的卡片目錄，並附有杜威法分類索引。聖約翰大學圖書館的卡片目錄最為完備，除書 名、著者目錄外，還編有一套標題片，同時編製子目片和分析片。又如燕京大學中西之目錄 備有數種，如著者、書名、書架、分析片等，中文之目錄片先按首字筆劃之多寡為序，同筆 劃之字則按永字八法次序排列；西文目錄片則按字母先後排列〔16〕。所有這些都直 接影響到以後國人創辦公共藏書樓的活動。如維新派創辦的大批學會藏書樓及徐樹蘭創辦的 「古越藏書樓」等，也大多模仿外來近代圖書館模式，參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代圖書館的 建設原則及管理思想，力破千年陳規陋習，不斷擴大讀者範圍，制定必要的閱覽條例，從而 使圖書館服務技術較有改善，藏書利用率也有大幅度提高。這些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很快為 當時我國欲辦藏書樓或圖書館的人所接受，並模仿建立了大量公共藏書樓和大學圖書館。它 標誌著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誕生，從而使我國圖書館事業從封建藏書樓時代發展到近代圖書館 時代。

3.4 帶來了近代圖書館的觀念——公共、開放、共享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大都具備開放型的特點，與我國古代藏書樓保守的藏而不用或藏而 難用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早在1849年創辦的工部局公眾圖書館規定：「午前九時至下 午一時，午後二時至八時，為開館時間，日曜日停止，館內有新聞室，備歐美新聞二十餘種 ，普通人都可入覽，繳納會費者可借出，以四冊為限。」雜誌凡屬「極普通者訂有雙份，以 便陳列於閱覽室桌上」供人閱覽，「為謀公眾之廣大的利益，努力於造成此圖書館如——『 公開的書林』」並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娛樂之需」〔17〕為標榜。又如1871年創建的 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標榜：「無論何人均可閱覽，無拘束限制」，「可自由檢閱書庫 ，借出書籍，每次規定三冊，以二十一日為期」〔18〕。再如格致書院藏書樓，曾號 稱「第一所為謀華人讀者便利的圖書館」，時人亦有「惠我士林」之譽。在中國最早實行開 架借閱制度的是聖約翰大學圖書館，這在當時中國是絕無僅有的也是先進的，在歐美也只有 少數圖書館試行。在讀者服務的方式上，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圖書館也有獨到之處。如特別 突出的是文華公書林最早對社會開放。它不僅對文華大學師生開放，而且還對武漢三鎮的公 眾開放。還舉辦公開演講會、讀書會、故事會和音樂會等活動，以吸引讀者上門讀書。1914 年文華公書林還創辦了「巡迴圖書館」並選擇一些優良讀物，在一些離公書林較遠的學校和 單位設點，就近流通，送書上門，使師生得以就近閱覽或取得教學上的參考資料。每隔數周 ， 圖書更換一次，各校互調，使之具有利用圖書的均等機會。「這種把圖書館面向社會，開架 借閱，送書上門，是對封建藏書樓的最強有力的挑戰，是圖書館事業史上重大的轉折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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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圖書館》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