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不過，在我們傳統的歷史上，所謂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先後總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時期，每一個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權，每一個匆匆上臺、急急忙忙下臺的帝王人物，實在正如《紅樓夢》所唱的「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做故鄉」，看來真是可悲可嘆。同時，也可以說這一段的歷史，比起春秋、戰國的三四百年間的故事，更為紊亂和黑暗。但我們從中華民族和中華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那就立場不同，觀點也不一樣。例如照舊史的文化哲學的觀念來講，都說魏、晉時代的歷史文化，是誤在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太偏向於注重《易經》、《老子》、《莊子》的「三玄之學」，以致於「清談誤國」，致使「五胡亂華」，形成了東晉南渡以後的南北朝格局。其實，這樣論斷，也未必盡然。我們現在要講這個階段的歷史，卻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需要另加理解。

要了解當時的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魏、晉以來，文官政治體制的形成。所謂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已經養成輕視家天下的皇室統治，把從漢朝開始的「選舉」精神、漸漸結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權，開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學的人事體制，成為後世文官政治「銓敘」人事的先聲。家天下的皇帝歸皇帝，讀書的士大夫們歸士大夫，完全不理會皇室的權威，自然有他超然於政治權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謂「清淡」、「三玄之學」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輸入的「佛學」，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種潮流，一種輕視皇權的反動，反映士大夫們另一種不同意現實政治的風格而已。

這種情況，最初是由曹操父子開其風氣之先，當曹操在開始建立曹魏政權的時候，一面注重法治，一面又特別獎賞聰明才智和文學才華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們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階段，雖然名儒有如陳實、陳羣、王祥、賈逵等人，但是新進少年學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稱「竹林七賢」等輩，都是一代俊秀，名重當時，但又多是輕視世事，浮誇自負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種人事制度的考覈辦法來替代「選舉」用人。如史稱：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以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議，就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試法七十二條。然而經過朝廷（政府）會議，遲遲沒有通過，結果也就沒有實行。可是劉劭卻因此著了一部《人物誌》，開啟後世人事管理學的先河。

其實，在這以前，由陳羣在曹魏時期所創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當時從兩漢以來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會的儒術精神，不但早已實行於魏、晉的時代，也影響後世，使選舉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變成為名門望族所壟斷的局面，形成兩晉和南朝六代之間的門第、門閥風氣。正如晉初尚書左僕射劉毅所痛惡的「上品無寒門（所謂上流社會，沒有一個是貧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無勢族（所謂基層幹部，沒有一個是權勢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實，劉毅這篇有關用人行政的諫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將來，無論是哪種政黨、政見的民主時代，也應當好好研讀，作為民主選舉的制度精神的參考。

二是世家門第的學術官僚，形成知識分子讀書人的士大夫集團。這種風氣，從魏、晉開始，直到南北朝的兩三百年時期，並無一個有力者毅然出來鼎革這種時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時代的阮籍所感嘆的「時無英雄，徒使豎子成名」的情況。其原因，是由於傳布學術知識的書本，都靠手寫傳抄的私家藏書，並不普及。文化教育並不發達，政府與社會，都沒有設立學校的風氣。尤其是一般社會，喪失了自古以來「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層社會，也只以讀書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標準。因此而使學術知識，大都出於世家權門，形成門第、宗族的士大夫羣的權威集團，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權，牢不可破。此時正當史稱「五胡亂華」的崛起和西晉皇室的沒落，由羣臣擁立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南渡稱帝（晉元帝），從此定都建康（南京），就為東晉的開始。但司馬睿和他的兒子司馬紹（晉明帝），雖然南渡以後，先後兩朝稱帝，事實上也等於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時間，都在憂患之中死去。

後來真正東晉王朝，雖然再經九個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時間，但政權仍然操縱在王、謝等勢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導，後如謝安、謝玄等王、謝權門，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的子弟出身。坐以論道，談玄說妙，大多是文（學）哲（學）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謝安、謝玄叔侄一樣，總算領導指揮了一次在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打了勝仗。但在指揮打仗的場面中，仍然還不離名士風流的風格，模仿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綸巾羽扇，瀟灑自如。猶如西晉初期，與東吳的陸抗互相敵守長江兩岸的羊祜（叔子）一樣，「輕裘緩帶」，依然不失其雍容優雅的風姿。這種士大夫們的作風，在政府或上層社會之間，只要讀劉義慶所輯的《世說新語》一書，就可大概瞭解當時的一般情形了。

簡單地講，由東晉開始，士大夫們的文人學術官僚集團的風氣，一直沿襲到南朝各代（宋、齊、梁、陳）和隋朝，儼然猶如牢不可破的堡壘，雖然是當時一代當國的帝王，也是對此無能為力，只好向這種現實低頭將就。這是確實值得注意的歷史經驗上的一面「風月寶鑒」。現在且讓我們舉一個歷史的故事來做說明。在南朝蕭道成篡位稱為齊帝的時候，他的中書舍人（等於皇室辦公室的主任）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蕭道成）」，「容表有士風」（外表很像一個有學識的讀書人）。

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榮階至此（我從行伍出身，官做到這個階層），無復所須（別的也沒有什麼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給我一個士大夫的榮譽）。齊主（蕭道成）曰：此由江學、謝瀹（這兩人是當時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詣之（你自己去找他們商量吧）。僧真詣學，登榻坐定（剛剛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江學就對旁邊侍候的人說：把我的椅子移開遠一點，不要靠近這個貴客）。僧真氣喪而退（弄得他很沒有面子，只好回來）。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現在才明白，士大夫這個頭銜，就算是當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辦不到的）。

你只要讀了歷史上這個故事，再來對照一下我剛提過的《世說新語》，便可知道魏、晉、南北朝之間的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傲慢和自負的酸味，有多麼的可畏和可悲啊！這種情形，直到唐朝才完全開始改變。所以唐代詩人劉禹錫，對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針對這種歷史情形的《懷古》之作了：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三是舊史所稱魏、晉、南北朝之間一百餘年的「五胡亂華」局面，幾乎與西晉、東晉的朝代相終始。北方少數民族這個歷史上的舊問題，是中國由秦、漢以來，直到隋、唐之際，大約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實際上，這是中華民族，容納接受「西陲」和「北疆」各個民族歸服內地，融入「華夏」民族的陣營以後，因歷代以來的帝王朝廷（政府），並沒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發的種族文明的衝突，形成「中華文化」的「內外之爭」、「南北之爭」，促使在隋、唐以後中華民族大結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讀歷史，容易簡略輕忽過去，沒有特別注意這是歷來中國「邊疆政治」的重要問題，和「華北」與「西域」多種少數民族的生存矛盾問題。同此，歷史慣例上只以固有的「華夷」之辨和「胡漢」之爭的習慣，就籠統地稱為「五胡亂華」了。

如果要徹底瞭解這個問題，必須先要從秦、漢歷史上的「匈奴傳」等開始，深切瞭解從中國的「北疆」，東起朝鮮，毗連俄羅斯的南境，直到內外蒙古、西伯利亞，再南迴到古稱「西域」、「西北邊疆」的新疆、青藏等廣闊邊境的許多少數民族，和我們遠佔軒轅皇帝前後代的血緣關係，以及歷來對待「治邊」政策的是非。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歷史文化的大問題。即使現在和將來，仍需要切實注意正視這類的大問題。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們會當作我在狂言亂語，或認為是危言聳聽，所以便只提到為止。

所謂「五胡亂華」之始，必須先要知道，早在西漢宣帝時代（公元前五○年間），匈奴呼韓邪單於已來歸降，漸通內地。到了東漢光武帝時代（公元五○年間），匈奴南單於以及鮮卑族的歸降內附，致使匈奴北單於又來懇乞「和親」。漢光武帝的政策（戰略），是以匈奴為屏藩來捍禦匈奴，可以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禦、代理戰爭的上策，並使匈奴各族，願意投降的移民內附，居住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等八郡（在山西、陝西、甘肅境內），賜以糧食、牛羊、絲綢布匹等生存種植物品，而且還派兵保護。到漢章帝時代（公元八十七年間），鮮卑人出擊北匈奴，大勝。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萬人，勝兵八千，都來降服，加入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處居留。接著又在漢和帝時代（公元八十九年間），以及漢桓帝時代（公元一五八年間），乃至在漢獻帝時代（公元二一六年間），都有陸續來降、移民內附的為數不少。

在這個時候，曹操初起，為追除袁紹的兒子、投奔烏桓的袁熙、袁尚，他就並擊烏桓而破之，斬其首領蹋頓（據史稱，是遼西烏桓的另一支）。跟著，他又把由漢光武時代開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陝西、甘肅一帶）的匈奴等族，分為五部，加以監護。這不能不說是曹操對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較有先見之明，只是當時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觀念，以致造成後來各民族之間的文明衝突，實為憾事。

「胡」、「華」民族的混和

但我們講到這裡，必須要了解，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文化不同的各個國家民族之間，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納外族歸附移民，不記宿仇，沒有種族歧視的成見，除了中華民族，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因為中國文化，本來有「王道治天下」的傳統，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義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實行了人類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種族歧視的狹隘胸襟。例如在這以後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國的歷史事實，都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作用。就以歷史的事實為證明，中華民族從來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強權當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謙讓」，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禮侵凌，加以感化而融歸於整體「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紀初，南朝梁武帝的時代，印度佛教的禪宗達摩祖師，決定要「東渡」中國傳法。別人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去中國，他說：「震旦有大乘氣象。」換言之，所謂「大乘氣象」，就正如佛說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國，確然具有慈悲（仁義）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義，是說「難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總之，由東漢光武帝到魏、晉兩百多年之間，以匈奴為代表的各種入居內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頗為複雜，事實上，早已是漢族血統大混合的一個時代。如加嚴謹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沒有入居中國的，後來就在歐洲建立匈牙利。丁靈另一支，就是後來的俄羅斯的另一族。烏桓另一支，就是和後來建國的阿富汗有關。鮮卑，就是後世還居留在西域邊疆的錫伯族。隋、唐之間的突厥，就是後來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後來的伊朗。大食，就是當時的阿拉伯帝國。天竺，就是印度。至於氐、羌、羯等少數民族，大部分都已匯合成後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後藏）、青海等地的少數民族。史稱「五胡」的，就是當時崛起而建國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後稱王稱霸的十六國，計有前趙、後趙和四次分裂的燕國、五次分裂的涼、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與成漢等十六國。其實，他們當時生活語言，早已華夏、漢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學會了漢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矯捷慄悍的習性．尤其他們看到漢末到魏、晉之間的朝廷皇帝的政權，原來都是這樣搶來搶去，並不行於正道。而且由司馬氏的家族，搶了曹家的天下以後，他們自己的家族，又鬧兄弟爭權的「八王之亂」，互相殘殺。平時所謂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義」，原來都成為書本上的廢話。那麼，他們也認為自己早已是中國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亂源。同時，在魏、晉時代，另一批知識分子士大夫們，也看不慣這些世族、門閥士大夫們的作風，乾脆就加入漢化的新民族，即習慣稱呼為「胡人」的範圍，起而大幹其逐鹿中原的美夢了。這樣，纔是史稱「五胡亂華」的基本原因，事實上，可以說是「胡華混和」，也並非過分。但在這個階段的中間和結束，就形成「中華文化」另一章的大結合，變成北魏文化與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大家試想，如果我們也是生在當時外來入居內地的少數民族之中的一分子，由祖先輩從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進入中原以後，正如毛澤東的名詞所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誰又願意再脫離中原，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間，終日與「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環境為伴呢？況且過了沙漠，西去歐洲，正是羅馬帝國強盛紛爭的局面，要想去分一杯羹，絕不可能。北有韃靼的俄羅斯擋駕，東有朝鮮的海峽阻隔。此時，晉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身強力壯，再不起來逐鹿中原，更待何時，難道要他們真肯傾心於當時的新進文化，去學佛修行打坐嗎？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的時代，便是這個情形所發生的歷史事故。

胡漢文化的另一面

現在讓我們簡略地列舉歷史上幾個事實，作為說明。

其一，正當司馬炎稱帝的西晉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間，鮮卑族的樹機能（人名）攻陷涼州（陝、甘）邊區。司馬炎採用了王濟的建議，就封匈奴族的劉淵為「左部帥」。其實，在這中間，歷史的記載，就早已說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部。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曾經疏奏說：

戎狄強獷，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徒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司馬炎不加理會。不到十年，改封劉淵為「北部都尉」。接著，又再加封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等於是統管五部胡人的總督），這就造成他後來自稱「北漢王」的權勢了。但劉淵本身，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條件。如史稱：

劉淵，劉豹之子。幼而雋異（幼年的時候，已經不同於一般的兒童）。師事上黨（山西德安府）崔遊，博習經史。淵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漢初的隨何）陸（漢初的陸賈）無武，絳（漢初的絳侯周勃）灌（漢初名將灌嬰）無文。」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又是文武全才）。

晉朝的名臣王渾、王濟父子都很賞識他，所以極力推薦。而且劉淵的為人，又「輕財好施，傾心接物」，所以「五部豪傑，幽（現在的北京）冀（河北的真定滄州區域）名儒，多往歸之。」這裡根據歷史所說的豪傑名儒，都是當時在民間的讀書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和一般民間社會上的豪強之士。因此，歷史上便稱他是「五胡亂華」之首的「北漢王」。後來俘虜晉懷帝、愍帝的「漢王」劉聰，都是他的後人。但是根據事實，劉淵父子，早已是漢化的胡人，並不能算初從境外入侵的外夷了。

石勒與佛圖澄的故事

其二，在五胡十六國當中，最為驍勇好殺的後趙主石勒、也並非只是一個武夫。其實，他也早已具有漢化的文化底子。他一邊篤信佛教，師事印度東來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圖澄。同時，又喜歡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化，如史稱：

趙主石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祖）。」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劉邦），當北面事之，與韓（信）彭（寵）比肩。若遇光武（劉秀），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操）、司馬仲達（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從他的這一段言論來看，的確也非等閑之輩。同時，也罵盡了歷史上不以「功德」取天下的自命英雄們，確是千古名言。比起莊子所描寫柳下惠的兄弟盜跖與孔子的對話，並無遜色，而且更是痛快淋漓。

石勒雖然並不勤學讀書，但「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

史稱：「石勒，字季龍，上黨（山西）武鄉人。其（祖）先匈奴別部也（也早已是漢化的胡人）。年十四，至洛陽，狂笑上都門。王衍（晉室名臣）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王衍看到他，便說：這個年輕的胡人小夥子，他的說話聲音和眼神，是胸懷異志的，將來會成為禍害天下蒼生的人）。遣人收之（想派人去逮捕他），石勒已去。」石勒既為後趙主，施行暴政。因受佛圖澄大和尚的教化，才漸迴心納諫向善。

這個時候，是佛法在魏、晉之間，正式進入中國的初期。一般從西域過來的高僧居士們，都是從事翻譯佛經。晉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導、謝安等人，都是極力結交西域高賢，潛心佛學，等於十九世紀以來國內的上層社會，都傾心科學一樣，風靡一時。但還未完全普及，可是在河四及關中的胡、漢各部，因為與西域較為接近，信奉的就比較內地為多。而佛圖澄的到來，不大講經說法，只以他本身的神跡示現佛法，又感化了後趙主石勒，佛教的聲望就大為人們所信奉了。

當時，在東晉的西域高士支道林，聽到佛圖澄在石勒身邊，便說：「澄公其以季龍為鷗鳥耶！」支道林的意思是說：佛圖澄把石勒當作飛禽走獸在調教嗎？太危險了！果然，東晉的兵力，曾經一度攻進淮泗，石勒就大發脾氣說，我這樣信佛，反而有敵寇來打我，佛是無神，太不靈了。佛圖澄就對他說了一段神話，你的前身，只是一個商人，經過罽賓（當時的西域國名，現在的喀什米爾）寺，發心作大佛事，但在僧眾中，有六個得道的大羅漢，接受了你的供養，我也算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有一位大阿羅漢就說，這個商人，死後要投胎變雞去受業報。再轉身，便會在晉地稱王。你今天也總算有了好報了。打仗，有勝有敗，怎麼又歸罪到佛法有靈無靈呢！石勒聽了神僧的話，倒很相信，又告訴佛圖澄說，要不殺，是很難做到的。佛圖澄就說：「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不到十多年，佛圖澄就對他說，我的壽命到頭了，要向你辭行了。石勒就說：「大和尚遽棄我，國將有難乎？」佛圖澄就對他說：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鹹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恨者，國家（指後趙石勒）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應當有好報）。而佈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教（你的政治行為又特別違背佛法），致國祚不延也（因此，你當國的壽命就不太長了）。石勒聽了，大哭一場，抬頭看看佛圖澄，已經安坐而逝了。可是不久，有一個出家人從甘肅過來說，自己親眼看見佛圖澄進了潼關。石勒聽了，馬上命令開棺驗視，並沒有遺體，只有一塊石頭。石勒一看，煩惱極了。就說，石是我的姓，大和尚埋掉我走了，這個國家還能長久嗎？果然不久，石勒也就完了。根據神僧的傳記說：「佛圖澄在關中，度化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噁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有如此者。大教（指佛教）東來，至澄而盛。」

我們講到這裡，主題仍在說明「五胡之亂」後趙石勒的時代，正當公元三三○年前後，也是羅馬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的時期。這時正是魏、晉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王道」陵夷，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也已瀕臨續絕，士大夫們的文人政治體制，猶如《詩經·小雅·巧言》六章所說：「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因此漢化已久的「五胡」等種族，對於固有傳統道德有關的「仁義禮智信」等，都視為空談，不足重視。但從西域新興傳入中原的佛法，以「慈悲」為教，以戒「殺、盜、淫、妄、酒」的主旨，加上宗教神靈默佑的冠冕，反而都被胡、漢人等所接受。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後「儒、釋、道」三教的文化匯流，以及後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興盛，纔有流傳到現在的敦煌壁畫，雲岡、龍門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憑弔。這些都是歷史的血淚所累積而成，我佛慈悲潤澤的結果，並非是離題太遠，專門介紹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苻堅見不到鳩摩羅什

其三，例如前秦的苻堅，他的先世，便是西戎的酋長，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遷入的胡人，舊史稱他：「雄武智略，盡有中原。」史稱秦王苻堅鼎盛的時期，其武力霸權，已「東極滄海，西並龜茲（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之間），北盡沙漠，唯建康（東晉首都的南京）在外。」但最後以百萬之眾南伐東晉，為謝安、謝玄所敗，自稱「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壽命只有四十八歲。但他能重用隱居華陰的山東名士王猛，也就是曾經與東晉的權臣恆溫見面，所謂「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的奇士。王猛在臨死之前，吩咐苻堅說：

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後來苻堅自負以百萬之眾，可以「投鞭斷流」，南伐東晉。弄得宗室苻融沒有辦法．只好對他說：「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亮），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苻堅還是不肯回心轉意，終於一戰而敗，身死國亡，不出王猛之所料。

但是，苻堅也是傾心文化，尊重學者和高僧，對他們都是加以特別的禮遇，絕不自以為是，輕視文化人士。他除重用王猛，言聽計從，尊如師禮外，那時在襄陽還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師，名重一時，他是佛圖澄的弟子，也就是後來南渡到廬山，建立凈土宗唸佛法門，影響中國千餘年來各階層社會的慧遠法師的師父。道安法師的學問和德行，中外皆知，東晉朝野也很仰慕。在中國文化哲學史上所稱的「襄陽高士」習鑿齒來見道安法師，自稱，「四海習鑿齒」，法師對說，「彌天釋道安」，便是這個故事。苻堅敬仰道安，曾經送他「外國金飾佛像金縷結珠彌勒。法師每次講經說法，便安沒此像作證。」但苻堅終於忍不住而攻打襄陽獲勝，就親自與道安法師見面，對左右的人說：「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可是，苻堅南伐東晉，苻融請道安法師力勸，也終於不聽。但他既得道安法師之後，又聽說西域有高僧鳩摩羅什，道望推重一時，就又派大將呂光（字世明，河南洛陽人）率兵七萬西征，要迎取鳩摩羅什東來中國。

呂光奉命西征，據說，威服四十餘個小國。到了龜茲，以武力威脅，龜茲國王無奈，只好出讓高僧鳩摩羅什。但呂光得到鳩摩羅什，回到了姑臧（甘肅的武威），聽說苻堅已死，他便收降了涼州牧（甘肅地方首長），先自稱為「酒泉公」，後又自稱「涼帝」。因此鳩摩羅什法師也在後涼呂光父子手裡，被「涼」了十多年。這個時候，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際，歐洲的羅馬，正開始確定基督教為國教。

苻堅以霸權武力，派兵遣將遠徵西域，只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學的高僧東來，實在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極為稀奇少有的事。同時，也可知後來佛學在中國的盛行，鳩摩羅什法師對中國文化哲學、文學上的深遠影響，也是史無前例的重要事件。

十多年後，西戎羌族的姚興，即位後秦稱王，又派大將姚碩德伐後涼，迎請鳩摩羅什入長安，待為國師，安居於長安的「逍遙園」，翻譯佛經三百餘卷。門下弟廣共襄譯事的很多，據說，從學的中國僧俗弟子，有兩二千人之多，而特別優秀突出的有七八人例加後來史稱「生公說法』』的道生，與著《物不遷淪》、《般若無知論》等哲學和科學上千古名文的僧肇，以及道融、僧叡等，各有著述。尤其他開創用梵文的拼音原理，為中國文字首創音韻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便是鳩摩羅什法師與他的中國弟子僧叡、惠觀、惠嚴等的功勞。可惜法師在秦住世譯經的時間，只有九年，便已圓寂。算來世間的壽命，並不太長，實在也是中國佛學文化的一大憾事。

但當苻秦與姚秦的兩個時期，中國的道安法師，與西來的鳩摩羅什法師的時代，關中（潼關以西）與洛陽等中原一帶地區的第一流知識分子、優秀人才，因對於當時政權的悲觀和厭倦，大都是脫離現實，跳出世網去出家學佛。不然，就去學神仙，做道士，因此也可以說東晉時期是「天下之言，不歸於佛，即歸於道」的時代。南渡以後，東晉王朝上下各階層的社會人士，也是如此，在位的權勢名臣如王導、謝安等人，都與西域過來居住在江南佛學的名士支謙、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例如道安法師居襄陽的時期，東晉的孝武帝司馬曜，便賜以詔書說：「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下，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但道安法師卻固辭不受。而且當時興起一種講學論道的風格，所謂有學問有修養的人，手裡都拿著鹿或馬的尾巴所做的拂塵，表示有出塵離俗的風度，這在史料的稱謂便是「手持拂塵，從事玄談」的風氣。事實上，這種習慣，是從印度文化中婆羅門教手持拂塵所傳布過來的形象，我們現在還可看到在佛、道兩門中還保有「持拂」的風規。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時代

總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直到唐代開國之初的三百多年時期，所謂儒家「孔盂之教」、「五經之學」，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來讀書習字，求知識的普通教育課本而已。並不像宋、明以後，不講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學」的人，就難以立足於朝廷，甚至在「土林」社會中，也會終身為人所輕視了。但在東晉到南朝六代之間，由於關中（籠統地指長安、洛陽一帶）的佛學昌盛，江南佛教寺廟林立，影響了當時的各層社會，上至皇帝，下至販夫走卒，個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經上的菩薩、羅漢、那羅延等名詞作為人名，由此可見當時佛學文化影響中國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這好比現代二十世紀的時期，人們喜歡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約翰、海倫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髮廳、原子冰淇淋店等作為招牌的，這同樣是時代感染的常態，並不足為奇。

可是正如曾子所說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到了公元四四○年間，北魏拓跋氏興起，江北統一，南北朝對立的形勢從此開始。北魏朝野後來也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歷代陸續建造佛寺三萬餘所，剃度出家僧尼達二百萬之多，聲勢之隆，更過於「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情況。但在五世紀間，北魏的皇帝太武帝燾，因受篤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響，崇拜道士寇謙之，便做出使佛道兩教相爭的大事，也就是中國宗教史上，佛教受到所謂「三武一宗」之難的第一遭。同時，也是中國本有文化意識史上自相鬥爭的大事之一。

據史料所載：宣告諸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經，皆擊破焚燒，沙門（出家人）無少長，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換言之，三萬多幢佛寺，都被摧毀了，也真是一場破壞性的壯舉，但現在看來，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為怪。況且從美國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觀點看來，「消費刺激生產」，沒有偉大的破壞，哪有偉大的新生產呢！你說是不是啊？人類就是這樣幼稚，經常做出許多無理取鬧的事，贏得自我毀滅。

其實，早經古代學者的考證，北魏拓跋氏也是黃帝的子孫，「昌意」的後裔，受封北方的一支，有「大鮮卑山」自以為號。故到北魏建國開始，「去胡衣冠，絕虜語，尊華風」，一律恢復學習漢化的文化習俗，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公元四五年，還在南朝齊、梁之際，制定「禁同姓相婚法」，「定戶籍法」及「公服制度」。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在那個時候，北魏就已開始實行「均田法」，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如果跟現在相比，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前進」了。至於有關這個時代的「佛學與佛教」文明的興盛和得失，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馬光，對於《魏書·釋老志》所載，便有一篇論文，也很有參考的價值。

總之，根據歷史的經驗，作為能夠影響一個時代的領導人物，基本的見解和修養，確實需要《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心境，纔能夠做到利己利人，功在當世，濟世安民，澤及萬代的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