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面對面』 馮小剛：冷靜客觀地表現最有勁
『名人面對面』馮小剛：冷靜客觀地表現最有勁
(2012-11-23 09:44:45)
馮小剛導演的新作《1942》終於要在月底公映了，17年的等待醞釀、2.1億的投資，輾轉8個地方取景、歷時5個月艱難拍攝，馮小剛說有圓夢了的感覺。過去拍了很多電影，但馮導告訴我說這一部才是在他心裡真正站得住腳的。影片改編自劉震雲的小說《溫故1942》，講述的是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一次大饑荒，這樣沉重的歷史題材使得影片的審查過程不像以往作品那樣輕鬆，終於得以通過的消息傳來，馮導在微博上說那一夜他喝醉了，他動情地感謝了投拍此片的王中軍、王中磊，感謝他們為了圓他這個夢所承受的壓力。交談中能體會到這樣一部作品最終得以呈現在觀眾面前頗為不易，馮導也略顯疲態，他告訴我說閑下來時他開始重拾老本行，一個人作畫，那感覺就像一個小孩子終於做完功課，可以有理由痛快地去玩了，他喜歡畫畫帶給他的那種自由、沒有約束、隨性而為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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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天災 也是人禍
許戈輝：我聽說你是在1994年第一次看到劉震雲的小說《溫故1942》的，在劉震雲的這個小說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1942年河南大饑荒這個事，對於這段歷史你之前了解嗎？
馮小剛：不光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而和這個大饑荒同一時期，希特勒的納粹軍隊在歐洲屠殺了100多萬猶太人，全世界都知道並且為之震驚，而且每年都有紀念活動，始終在進行深刻的反思，發生這樣事情的原因，如何避免再次發生。中國河南餓死三百萬人，別說外國人不知道，全世界不知道，咱們自己如果我沒看劉震雲這小說也不知道，甚至當劉震雲採訪當事人的時候，得到的大部分信息是記不清了。這不僅僅是一個天災，也是人禍，應該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蔣介石當時就有點忽略這件事，一開始他想把災民當成一個包袱甩給日本人，把軍隊撤出來，留下上千萬人嗷嗷待哺，餓殍遍野。日本人發現了蔣介石的這個政治企圖之後，他就只轟炸不進攻，結果河南陷入了一個無政府狀態。蔣介石認為在1942年擺在他面前的有很多更重要的大事，怎麼與英美協作和日軍作戰，怎麼和蘇聯協調讓它出兵東北，還有怎麼處理和各路軍閥的關係等等。他覺得這些都比河南這事兒重要，他沒想到他忽略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就是人民，然後這些人在1949年就拋棄了他，結束了他在大陸的統治，所以這些東西要總結。
許戈輝：你想要通過這部影片實現的似乎不僅僅是儘可能地接近、還原一段歷史，還有更多的思考，那麼你希望這個電影給觀眾帶來怎樣的反思和衝擊呢？
馮小剛：希望觀眾能對歷史有新的認識，然後對我們的民族性也有新的不同以往的認識。過去我們說我們這個民族有很多像勤勞、勇敢、善良、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等等這些優點，對於自身的那些弱點其實認識比較少，這個電影這兩方面都有。民族性里黑暗的一方面也會慢慢發生一些變化，那可能是很漫長的過程。
另外我覺得民族性也和人的那種生存條件有關係，張國立演完這個災民的角色以後說了一句話特別好，他說人的尊嚴是從肚皮開始的。咱們這個民族最起碼近幾百年來長期處在一個物資匱乏的狀態，在這樣的生存狀況下讓人變得特別有尊嚴是挺困難的。西方人為什麼有一種優越感，因為他生存條件好得多，所以他就會對生命有更多尊重。原來我們這電影里有一個教堂舍粥的情節，傳教士說你們大家把路邊上死人都給埋了，然後到這兒領一碗粥，災民說埋不過來，而且他不僅說埋不過來，他還說我這都餓得沒勁兒了，埋死人幹什麼呀。傳教士覺得說這些人餓死了咱們管不了，但起碼他們死了以後要有一些尊嚴吧，這是西方人精神層面對生命的尊重，但咱中國人的想法是先顧活的吧，這是和窮有關係的。
人性最黑暗的劇本 也是人性最光明的劇本
許戈輝：我記得那時看您的《唐山大地震》，眼淚嘩嘩地流，覺得是有一個出口可以讓我的情緒和電影一起共振宣洩，但這次看《1942》會覺得看完之後心裡特別堵，但眼淚就流不出來， 這樣的情緒上的收斂、控制是您的有意為之嗎?
馮小剛：拍這樣一部電影首先就是怎麼能夠靠近那個真相，1942年的這些河南災民他們剛踏上逃荒路的時候其實還是有個希望的，家裡頭祖祖輩輩都往陝西逃荒，村裡有親戚，到了那裡落腳，就有吃的了，所以剛上路的時候，誰家要是有個人餓死了，大家是很難過的。但是越往後走，就沒有希望了，以為政府會伸出手來，沒有，日本飛機不停地轟炸，國民黨的潰兵還經常洗劫這些已經慘成這樣的災民，再往後走等在前邊的就是死路一條，這時候就會有一種早死早托生的想法出來，這一輩子不行，咱們早點托生到下一世去，但是下一世有嗎？沒有，所以災民的感情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就會變得麻木了。徐帆演的花枝她把自己賣了，為了能養活倆孩子，母子分手的時候，如果是在正常的年代裡，骨肉分離肯定是撕心裂肺的難受，但在那個時候，目睹了那麼多死亡，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能把自己賣了，換來小米，自己和孩子都能活，就沒有那麼悲傷。我並不覺得煽情有什麼不對，該煽情就得煽情，不需要煽情的時候你就不要煽情，這樣的一部電影，我們儘可能地冷靜客觀地表現是最有勁的。
許戈輝：我聽劉震雲說過當時會有這樣的事兒，比如說災民倒在路邊餓死了，旁邊人就從他身上割肉，這一割給割醒了，扭頭說我還行呢，割他肉的人說你不行了，還是救救我吧。電影也正是客觀冷靜地呈現了這種在極端困難、飢餓的情況下人性層面的拷問才會讓人看著覺得心裡很堵。但影片最後老東家牽著小女孩兒的手走了，又讓我們看到了生命的延續，有一種和解的力量。
馮小剛：我們片中有一個演員，好萊塢的明星蒂姆·羅賓斯，很少的片酬，很小的角色。他來中國拍戲直接從首都機場轉機到山西，到了山西直接拉到村裡拍戲，太原什麼樣不知道，北京什麼樣不知道。我問他你為什麼要吃這個苦接下這個戲，他說這個是我看到的人性最黑暗的劇本，也是人性最光明的劇本。描述人性黑暗的劇本有很多，他說他經常接到這樣的劇本，但是這個電影在結尾的時候，老東家拉起那個小女孩說叫我聲爺咱倆就算認識了，一下讓他覺得看到了那種人性最溫暖的，最有希望的東西，這個電影就是這樣。
到了可以拍成《1942》的時候了
許戈輝：回顧你拍片的軌跡，和其他幾位大導演比如張藝謀不太一樣，他們早年先是拍了很多反映中華民族苦難的那種比較沉重的題材，後來開始拍比較迎合市場的古裝大片、愛情片、有實驗色彩喜劇等等相對輕鬆的題材，而你恰恰相反是從賀歲片這種輕鬆的拍起，後來拍《集結號》、《唐山大地震》、《1942》這樣的沉重的歷史題材，為什麼會這樣拍呢？
馮小剛：在拍賀歲片之前其實我也拍了一些作品，比如說跟王朔合作的《我是你爸爸》，比如說《月亮背面》，比如說《一地雞毛》這些片子，因為通通被槍斃了，所以我才開始走你說的這條路，因為我得生存，然後當我和觀眾形成了一個默契，就是觀眾對我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信任，形成了這樣一種所謂的品牌，然後電影市場也進入了一個比較紅火的階段，製片公司上市了，資金也比較充裕，翻過頭來還是回到現實主義這樣一個創作道路上。其實過去拍那麼多片子，每一次拍的時候也都在想《1942》，這十幾年下來，拍了這麼多電影，形成了影響，最終也是為這部電影來服務的。
許戈輝：你拍片的這個軌跡是不是也是中國近十年、二十年電影市場的一種發展軌跡，有這樣一種折射？
馮小剛：我覺得拍《1942》這類電影，如果不是趕上現在整體相對過去還是要寬鬆一些，也不可能拍成。因為審查任何一部電影它都可以有兩種說法，從正面你可以說它憶苦思甜、溫故知新，電影需要一些這種題材，能夠讓觀眾看了這個電影之後認識到了新的價值。但也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番話否掉這部電影，比如說它看上去有點灰，整體有點消極，這兩句話就可以否了這個電影。剛才這兩種說法就看你用哪一種來對待這個電影了。
許戈輝：這部電影審查通過以後我看你在微博上很動情地感謝了王中軍、王中磊，感謝他們為了圓你這個夢所承受的壓力等等，作為一個民營電影公司投拍這樣一部電影要冒的很大的風險是不是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審查的風險？
馮小剛：我覺得作為一個商業製片公司，能夠下決心投入這麼多錢冒這麼大風險，拍一部文藝片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拍《1942》確實是我很多年來一個夢，這個夢需要很多的真金白銀來圓。除了審查的風險，當然也有市場的風險，比如說觀眾就是有沒有慾望看這個內容，它沒有什麼娛樂性。為什麼那麼多公司都在拍古裝片，你看電影裡頭多少部古裝片，我看造型都差不多，特別雷同，為什麼這樣，因為它安全，而且古裝片的審查肯定也不會有什麼特別費勁的事。所以我覺得中軍、中磊甘願承擔這些風險，是有眼光、有魄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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