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叄曹」、「七子」幷世而出，為中國詩歌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幷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的典範建安（196~220）是漢獻帝的年號，建安文學指曹氏叄祖（曹操、曹丕、曹叡）時代的文學創作，大致包括漢獻帝和魏文帝、明帝時期的文學。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建安文學」實應包括此二體在內。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採氣骨兼備。曹氏父子的創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徒詩的轉變，為五言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王粲、劉楨等「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

正始時期司馬氏專權，政治險惡，作家陷於極度苦悶之中。阮籍的《詠懷》組詩，用比興的手法，隱晦曲折地抒發感慨、批判現實，形成了與建安文學不同的風貌。

第一節 曹操與曹丕

學習漢樂府結出的碩果　曹操的文壇領袖地位　曹丕與七言詩

曹操是漢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故其出身為清流所鄙視。他少年時生活放蕩，機敏有權術，靈帝時任議郎，獻帝時參加討董卓，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至許昌，受封大將軍及丞相，後來又進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病卒。其子曹丕代漢自立後，追封他為魏武帝。。出身微賤，少時任俠放蕩，好權術，喜「刑名之學」，為人簡易無威重。年輕時曾被當時名士許劭評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叄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曾隨袁紹伐董卓，後迎獻帝遷都許昌，自任大將軍和丞相，「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多才多藝，對書法、音樂、圍棋都相當精通。張華《博物志》：「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叄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於戎馬倥傯之餘，不廢吟詠，創作了不少出色的詩歌。王沈《魏書》說他「文武幷施，御軍叄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他曾收羅人才，對幾乎失傳的漢代音樂、歌舞進行了整理《晉書·樂志上》：「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樂，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曹操的詩，現存二十餘首，都是樂府詩，其內容和寫作方法都與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精神一脈相承。其中一部分詩反映了漢末戰亂的現實和人民遭受的苦難，如《蒿里行》寫的是初平元年（190）關東義軍聯合討伐董卓的歷史事件：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鶏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詩歌如實地描寫了義軍由聚而散的情形，對袁紹等將領各懷私心、畏葸不前之態進行了揭露和批評。詩末六句對長期的戰亂給社會和百姓造成的災難、痛苦，深表關懷和同情。其中也體現了曹操作為傑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國家、統一疆土的胸懷和抱負。這些詩歌，由於反映現實深刻真實，因而被後人稱為「漢末實錄」（鍾惺《古詩歸》卷七）

曹操樂府較多描寫他本人的政治主張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前者如《度關山》，提出「立君牧民，為之軌則」，主張以法治理國家；同時還提倡要省刑薄賦，貴尚節儉。如《對酒》描繪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圖景：「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鹹禮讓，民無所爭訟。叄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後者如《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叄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充分表達了詩人求賢若渴的心情以及統一天下的壯志。

《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我國現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詩，寫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動蕩不安的性格：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詩歌以雄健的筆力，生動飽滿地描繪了滄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羣星的氣魄，也正是詩人博大襟懷的影寫。

曹操詩是學習漢樂府結出的碩果。他採用樂府古題寫時事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並非創作曹操，東漢明帝東平王劉蒼《武德舞歌詩》及和帝時人王渙所作《雁門太守行》，都是按舊譜填新詞者，實為曹氏父子擬古樂府之先聲。比如漢樂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輓歌，曹操卻用來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又如《陌上桑》本寫羅敷的故事，曹操改為寫求仙；《秋胡行》本寫秋胡戲妻，曹操用來抒發欲乘時努力，早成就霸業而前路坎坷、時勢艱難的感慨。他的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既反映現實，又有狠深的感慨，語言古樸率真，所以胡應麟說曹操《短歌行》等詩是「漢人樂府本色尚存」（《詩藪》內編卷一）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說：「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蒼莽，然比之漢人《東西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雁門大守行》。《氣出唱》叄首類《董逃》，《秋胡行》二首類《滿歌》。」指出曹操詩與漢樂府之間的關係。他的詩於悲涼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氣，鍾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陳祚明評其詩「跌宕悲涼，獨臻超絕」（《採菽堂古詩選》卷五）；馮班評其為「慷慨悲涼」（《鈍吟雜錄》）。如其《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接連用「神龜」、「騰蛇」和「老驥」叄個比喻，從正反兩面引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主題，情懷慷慨，真氣回蕩。宋敖器之《詩評》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是對曹操詩歌風格的確切評價。就藝術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詩也為已經板滯僵化了的四言詩體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壇的領袖，他不僅以自己的創作開風氣之先，影響了一代詩風，而且還以其對文學的倡導，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誠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植的話絲毫沒有誇大，「建安七子」中，劉楨、阮瑀、應瑒、陳琳、徐幹、王粲，都是建安年間先後歸附曹操的。其餘如女詩人蔡琰、書法家梁鵠、音樂家杜夔、李堅，學者邯鄲淳、仲長統，詩人繁欽等，也都為曹操所用。曹操將天下英才悉集帳下，為他們提供了施展文學才華的機會。這些文人以飽滿的熱情，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與曹氏父子共同開創了「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任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被立為太子，二十五年曹操卒，他繼位為魏王兼丞相。同年十月，代漢自立，建立魏國，定年號為黃初。黃初七年病死於洛陽，謚文，故世稱魏文帝。於公元220年代漢自立，是為魏文帝。現存詩約四十首，主要分為叄類：

第一類為宴遊詩，如寫夜遊銅雀園的《芙蓉池作詩》，紀遊玄武池的《於玄武陂作詩》等。這些詩多寫遊賞之樂，模山範水比較細緻，文詞富麗，常用對偶，在我國山水詩的發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類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陽作詩》叄首，寫曹軍南征之事，既描寫行軍的艱苦，更突出了「救民塗炭」和志在「靖亂」的決心。《煌煌京洛行》則舉出古人成敗的各種事例，供後人借鑒，與他《典論》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叄類寫徵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之情，體現了曹丕詩的水平。如《於清河縣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代劉勛妻王氏雜詩》、《雜詩》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此詩寫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鄉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代歌行體詩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清人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卷五）曹丕的新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曹丕卻更努力於個人情感的表達。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滿堂，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為樂常苦遲」（《大墻上蒿行》）而心悲；同樣，日暖花開，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憂慮。他著名的作品《雜詩》，採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然而他那「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遊子自身的切膚之痛。他對人生中悽涼情感的體驗，是超出於同時代其他詩人的。二是文人化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與藝術風格的形成，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工麗綺練和藝術形式的創造上。曹丕善於選用清詞麗句，配以諧和的音韻，表達他纖麗的情思。在藝術形式上，曹丕也勇於創新，他雖然僅存四十餘首詩，卻是叄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其中長篇雜言歌行《大墻上蒿行》，長達75句，叄百六十餘字，叄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船山古詩評選》卷一）。

曹丕留守鄴城時，常與文士們相聚宴遊，詩酒競豪。曹丕在《又與吳質書》中回憶當時的盛況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幷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曹丕與這些文人詩酒唱和，開創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備了文人集團的性質。

第二節　曹植

政治悲劇與詩歌才華的展現　骨氣奇高、辭採華茂　五言詩的發展　後世詩人的認同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天資過人，才華橫溢，本來有希望當太子，後來敗給曹丕，曹操死後，曹植飽受萁豆相煎之苦，過著名為藩侯、實為囚徒的生活，最後鬰鬰以終，年僅41歲。生於亂世，幼年即隨曹操四方徵戰。他自稱「生乎亂，長乎軍」（《陳審舉表》），在時代的薰陶和曹操的影響下，樹立雄心，以「戮力上國，流惠下民」（《與楊德祖書》）自期。曹植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賞愛，幾乎被立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勵，終於失寵。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繼任魏王后，誅殺曹植心腹丁儀、丁廙兄弟。曹植位為藩侯，實同囚徒，汲汲無歡，終於在憂憤中死去。曹植最後一任徙封陳王，卒後謚為「思」，故後人又稱之為陳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劇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劇客觀上促成了他在詩歌創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創作以建安二十五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

曹植前期詩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負，洋溢著樂觀、浪漫的情調，對前途充滿信心。如《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詩讚賞幽幷遊俠兒的高超武藝和愛國精神，寄託了詩人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則以「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和「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自許，表現出他對政治與文學兩方面的高度自信。

曹植後期詩歌，主要是表達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憤。其內容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對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憤懣。如《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如同天真的童話，詩中以鷂和羅網代表惡勢力，黃雀象徵受害者，少年則代表曹植的理想。寫出了惡勢力的強大，朋友的無辜受害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詩以幻想結束，表達了作者願望。而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則是《贈白馬王彪》，詩序雲：「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餘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全詩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動為綫索，集中抒發了詩人數年來屢受迫害而積壓在心頭的憤慨。詩中痛斥小人挑撥曹丕與他們的手足之情，對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這首詩在抒情中穿插以敘事、寫景，將詩人後期備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來，鮮明感人，是文學史上有名的長篇抒情詩。

第二類用思婦、棄婦託寓身世，表白心跡。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詩》、《種葛篇》、《雜詩》（「西北有織婦」、「南國有佳人」）等。這類詩歌或嘆盛年無偶，或自述無辜被棄，其主旨在於抒發自己的失意。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叄評《美婦篇》雲：「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願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徵求，終不屈也。」《七哀詩》也狠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杯。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劉履評此詩曰：「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與，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選詩補註》卷二）此詩命意曲折，感情悽婉，含蓄蘊藉，意味深長。

第叄類是述志詩。曹植用世之心，在黃初以後屢屢訴諸詩賦，《雜詩》（「僕夫早嚴駕」）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詩中說：「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裏途，東路安足由。」表示願為伐吳效力，但報國無門：「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詩末說：「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充滿慷慨之音。

第四類是遊仙詩。曹植在現實世界中處處碰壁，深感時光流逝，功業無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脫，於是寫下了許多遊仙詩，如《仙人篇》、《五遊詠》、《遊仙詩》、《遠遊篇》、《昇天行》等。詩中所描繪的神仙境界，皆明凈、高潔，實際上是詩人理想世界的象徵。如《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乘浪相經過。靈鰲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曹植對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態度，其《辨道論》即說「不信之矣」；《贈白馬王彪》也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見曹植的遊仙詩，實際上是其憂生之心、憂患之詞。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卷五說：「讀曹植《五遊》、《遠遊篇》，悲植以才高見忌，遭遇艱厄。灌均之讒，儀、廙受誅，安鄉之貶，幸耳。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法既峻切，過惡日聞，惴惴然朝不知夕。所謂『九州不足步，中州非我家』，皆其憂患之詞也。至雲『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則其憂生之心為已蹙矣。」。

曹植的詩確如鍾嶸《詩品》所說：「骨氣奇高，辭採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既不同於曹操的古直悲涼，又不同於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採的完美結合，成為當時詩壇最傑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他現存詩歌九十餘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詩。他的詩歌，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窈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這一切都通過他凝聚在五言詩的創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變。「這是一個時代的事業，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見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曹植對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鍾嶸《詩品》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謝靈運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無名氏《釋常談》卷中引）張戒《歲寒堂詩話》說：「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詩對後世詩壇影響狠大，誠如胡應鱗指出的那樣：子建「《鰕旦篇》、太沖《詠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遊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衡羣制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詩藪》內編卷二）

曹植的詩歌受到後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叄點：一是由於文采富艶，二是因為他對五言詩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叄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後世文人的認同。作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運，使無數文人深表同情。劉勰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文心雕龍·才略》），也含有這個意思。古代不少詩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卻大都身世淪落，而以詩詞名世，他們的命運與曹植相似，所以對曹植多有一種認同感。歷代學者多對曹植評價極高，但也有少數人持異議，如明人王世貞《藝苑巵言》提出曹植的樂府詩不如曹操和曹丕，原因是曹植「材太高、辭太華」。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認為子建詩建立門戶，詩歌面貌雷同，水平不及其兄曹丕。

第叄節 王粲、劉楨及蔡琰

「七子之冠冕」王粲　仗氣愛奇的劉楨　蔡琰與《悲憤詩》

曹丕《典論·論文》稱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長，且在建安十叄年（208）被殺，因此實際上衹有六人參加了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其中王粲、劉楨的成就最突出，鍾榮《詩品》列之於上品。

王粲，字仲宣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建安七子」之一。曾祖王龔為漢太尉，祖父王暢為漢司空。他本人少有異才，先依劉表，不被重用，後歸曹操，官至侍中。史稱他「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叄國志·魏書·王粲傳》）。今存詩23首。他於建安十叄年歸順曹操，此前的作品或紀漢末戰亂，或寫其流落荊州時的羈旅之情和壯志難酬的感慨，代表詩作是《七哀詩》叄首，尤以第一首最為著名：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此詩寫詩人在初平叄年（192）董卓部將李傕、郭汜作亂長安時避難荊州途中的所見所聞。「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戰亂後生靈塗炭的慘像；「路有飢婦人」六句，具體地描寫一位飢婦人拋棄親生骨肉的場面，揭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清代吳淇評比此詩說：「蓋人當亂離之際，一切皆輕，最難割者骨肉，而慈母於幼子尤甚。寫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選詩定論》卷六）沈德潛說此詩為「杜少陵《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之祖」（《古詩源》卷五），足見其影響之大。《七哀詩》其二寫山川景物之荒涼、飛禽走獸之有家可歸，反襯自己滯留他鄉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歸曹後，王粲比較重要的作品是《從軍詩》五首，主要描寫詩人幾次隨曹操出征的感受。詩歌再現了漢末戰亂後農村田園荒蕪、滿目瘡痍的景象；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追隨曹操為國效力的意願。

王粲還有一些在鄴下時期與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公宴詩》等。這些作品雖然是「憐風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詩歌題材的開拓、詩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積極的意義曹操於建安九年（204）攻佔鄴城，以為自己的大本營，招納天下文人學士，彬彬之盛，極於一時，史稱「鄴下時期」。鄴下文學以曹丕、曹植兄弟為中心，王粲、劉楨、徐幹等頗相追隨，詩酒唱酬，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對文人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唐代盧照鄰說「新聲起於鄴中」（《樂府九詩序》），即就此而言。

王粲的詩感情深沉，慷慨悲壯。謝靈運說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擬魏太子鄴中集·王粲詩序》）「自傷」是王粲的感情特徵，貴公子孫的出身，遭亂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興懷、憂世悲己。這是他寫詩的出發點，他的作品雖有對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負的願望，但這些都是從個人身世的感傷中展開的。因此「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上）便成為他的主要特點，卻難免「悲而不壯」（劉熙載《藝概·詩概》）。王粲的詩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劉勰許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方東樹評之為「蒼涼悲慨，才力豪健，陳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詩對後世也頗有影響，鍾嶸《詩品》說潘岳、張協、張華、劉琨、盧諶等著名詩人皆源出於他，連魏文帝曹丕也「頗有仲宣之體」。

劉楨，字公幹劉楨（？~217），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人。「建安七子」之一，為曹操丞相掾屬。存詩二十餘首。在當時甚有詩名，曹丕即稱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又與吳質書》）。他性格豪邁，狂放不羈。其詩一如其人，劉勰說：「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文心雕龍·體性》）鍾嶸說他：「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詩品》上）

劉楨的詩一類是贈答詩，一類是遊樂詩。

他的贈答詩中，最著名的是《贈人弟》叄首。這叄首詩分別用蘋藻、松樹、鳳凰比喻堅貞高潔的性格，既是對其從弟的讚美，也是詩人的自我寫照。劉履說：「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節操之堅，而末章復以儀鳳期之，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選詩補註》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穀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寫得豪邁凌厲，頗有「挺立自持」（陸時雍《詩鏡總論》）、「高風跨俗」的氣概。與王粲不同，劉楨的風格是「壯而不密」（曹丕《典論·論文》）。同樣面對動亂的社會，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現個人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總是充盈著慷慨磊落之氣。正如他自己所說，風霜逼迫愈嚴，愈能體現松柏堅貞挺拔的本性。這種精神和氣骨造就了劉楨詩歌俊逸而奇麗的風格。此外，劉楨的《贈徐幹》詩，哀嘆命運多舛，抒發憤懣與不平；《贈五官中郎將》四首，著重表現他與曹丕之間深厚的友誼，情詞真切而又十分得體，也都是比較著名的作品。

劉楨的遊樂詩包括《公宴詩》、《鬥鶏詩》、《射鳶詩》等。《公宴詩》用華麗的詩筆盡情寫山水之美與遊賞之樂。《鬥鶏詩》是寫鬥鶏娛樂的作品，幷無深意，但他能以極其精練的語言，傳達出鬥鶏之神採，同樣體現了作者豪邁不羈的性格：「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劉楨的詩純以氣勢取勝，無論是抒情還是詠物，無論是寫山水還是狀禽鳥，都顯示出其目無千古、踔厲奮發的氣概，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就是欣賞他這種壯氣。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董卓之亂中，被擄至南匈奴，嫁左賢王，生二子，後被曹操用金璧贖歸，重嫁董祀。其詩今存叄首，其中五言體的《悲憤詩》較可信。蔡琰詩的真偽問題，向來爭議較大，《胡笳十八拍》的真偽，可參考中華書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討論集》。宋人蘇軾認為《悲憤詩》是後人偽作（見《仇池筆記》），宋人蔡居厚則認為不是偽作（見《蔡寬夫詩話》）。近人張長弓《蔡琰悲憤詩辨偽》（載《東方雜誌》40卷7期）證其偽，餘冠英《論蔡琰悲憤詩》（見其所著《漢魏六朝詩論叢》定為真，論列均頗詳。此詩長達540字，共分叄段，第一段寫董卓作亂，自己被俘，以及俘虜們所受的虐待。以敘事為主，夾以抒情。第二段寫胡地生活及被贖歸時與兒子分別時的苦況，第叄段寫回鄉後的生活，這兩段是以抒情為主，夾以敘事。其中第二段寫得最為沉痛：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裏。邂逅僥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

這首詩重點描寫自己親身經歷的慘絕人寰的遭遇，從中可以看出漢末戰亂中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不幸命運。詩人通過細節描寫，具體生動地表現各種場面和人物的內心活動，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悲憤詩》深受漢樂府敘事詩的影響，可以和《孔雀東南飛》比美，杜甫的《北征》等詩顯然受到它的影響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雲：「《奉先詠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也。」。

另外，「建安七子」中陳琳、阮瑀、徐幹等人。陳琳（？~217），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淮安縣東南）人。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董卓作亂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典文章，曾撰《為袁紹檄豫州文》，歷數曹操罪狀。官渡一戰，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疾而亡。阮瑀（？~212），字元瑜，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少時曾受學於蔡邕。建安初，避役隱居，曹操聞其名而召為司空軍師祭酒，管記室。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徐幹（170~217），字偉長，北海郡（今山東昌樂附近）人。少年勤學，潛心典籍。建安初，曹操召受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疾辭職，後以疾卒。也都有一些比較著名的作品。陳琳和阮瑀雖以章表書記見稱於時。曹丕《典論·論文》：「（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又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但詩歌創作亦較突出。如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假託秦代築長城之事，描寫繁重的徭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頗具現實意義。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叄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對話的方式寫成，語言質樸，感情深摯，格調蒼勁而悲涼，十分接近樂府民歌的風格。如沈德潛評此詩說：「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與漢樂府競爽矣。（《古詩源》卷六）陳祚明也說：「孔璋《飲馬》一篇，與與漢人競爽。辭氣俊爽，如孔鶴唳空，翮堪凌霄，聲聞於天。」（《采菽堂古詩選》卷七）。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描寫一孤兒遭受後母虐待的情狀，從側面反映出漢末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噭々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親母捨我歿，後母憎孤兒。饑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資！」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其風格與漢樂府民歌《孤兒行》頗為接近。徐幹詩今存4首，都是五言詩。其中《室思詩》為擬思婦詞，共分六章，描寫思婦憂愁苦悶的心緒，文辭悽厲深婉，感情哀怨纏綿，堪稱佳作。而「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二句，尤為後人推重。另一首《情詩》在情調與風格上也都與此詩相似。徐幹的《答劉楨詩》，表現他與劉楨的誠篤友情：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叄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詩語高簡渾樸，頗能反映建安時人通脫真率的精神面貌。

第四節 建安詩歌的時代特徵

政治理想的高揚　人生短暫的哀嘆　強烈的個性表現

濃鬱的悲劇色彩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狠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雲：「服身事幹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雲：「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叄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慣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於譙作詩》：「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詠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俯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羣」；《野田黃雀行》：「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風悽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臺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遊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40歲，曹植享年41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於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叄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侷促」（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第叄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晉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採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樸質，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

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有濃鬱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慆盪，辭不離於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王達津《建安文學的特色》一文認為，建安時代文學的特色：一是清峻；二是慷慨尚氣；叄是漸尚通脫；四是文中產生詼諧嘲戲的言語；五是文人依靠割據雄主，氣揚採飛，狠有戰國縱橫家風氣；六是質性自然、華麗壯大、音調協和。（見《藝譚》編輯部編《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9頁）。

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範疇的內涵。對於「建安風骨」的理解，王運熙《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一文說：「我認為建安風骨是指建安文學（特別是五言詩）所具有的鮮明爽朗、剛健有力的文風，它是以作家慷慨飽滿的思想感情為基礎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風貌，不是指甚麼充實健康的思想內容。」（見王運熙著《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08頁）王拾遺《略論「建安風骨」》一文說：「人們通常所讚賞的『建安風骨』，是指那些反映現實深刻，風格剛健清新的詩篇，並不是指建安時期的所有詩歌。因為其中還佔有比重不小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這類歌功頌德、頹廢放浪的詩篇，由於內容蒼白，不得不追求詞藻的華麗，留給後世某些消極的影響，也是不容否定的。」（見《藝譚》編輯部編《建安文學研究文集》，黃山書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93頁）張可禮《如何理解「建安風骨」？》一文說：「古代講的『建安風骨』，都是對建安文學某些特點的概括，……強調的是建安文學明朗剛健、古樸自然的藝術表現。至於建安文學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描繪，建安文人抒發的消除動亂、恢復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負等特點，則基本上沒有涉及。因此，現在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古代提出的『建安風骨』，『是對整個建安時代文學的面貌的概括』的說法，與古人講的『建安風骨』的含義，是方圓不合的。」（見張可禮著《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91~292頁）。

第五節 阮籍、嵇康與正始詩歌

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　阮籍《詠懷》：政治抒情組詩的出現　苦悶與曠達淵永的滋味與隱約曲折的風格　稽康與應璩的詩

曹魏後期，政局混亂，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無度又昏庸無能，司馬懿父子掌握朝政，廢曹芳、弒曹髦，大肆誅殺異己。此時文人的命運與建安時大不相同。擁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殺。嵇康拒絕與司馬氏合作，亦慘遭殺害。阮籍本有濟世志，但不滿於司馬氏的統治，故以酣飲和故作曠達來逃避迫害，最後鬱鬱以終。山濤本來與阮籍、嵇康等人為友。同在「竹林七賢」之列，後來投靠司馬氏。正始時期的詩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此時的詩歌也與建安詩壇風貌迥異，反映民生疾苦和抒發豪情壯志的作品減少了，抒寫個人憂憤的詩歌增多了，故阮籍詩「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和「憂生之嗟」（李善《文選注》），嵇康詩亦「多抒感憤」（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卷八）。由於正始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詩風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為詞旨淵永、寄託遙深。因而正始詩歌也體現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說：「以時而論，則有……正始體。」注云：「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阮籍的代表作是《詠懷詩》八十二首。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縣）人，阮瑀子。「竹賢七賢」之一，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後為東平相、步兵校尉。他生當魏晉易代之際，對司馬氏集團採取逃避態度，但心中異常苦悶，作《詠懷詩》以寄其意。這些詩非一時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記錄。這些詩抒感慨，發議論，寫理想，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後如左思《詠史》，陶淵明《雜詩》、《飲酒》，庚信《擬詠懷》，陳子昂、張九齡《感遇》，李白《古風》等，均受其沾溉而蔚為大觀。

阮籍的《詠懷詩》充滿苦悶、孤獨的情緒，其詩或者寫時光飛逝、人生無常，如：「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輝，濛汜受其榮。」（其十八）「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其叄十二）或者寫樹木花草由繁華轉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復，如：「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其叄）「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其五十）「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旁。」（其五十叄）或者寫鳥獸蟲魚對自身命運之無奈，如孤鳥、寒鳥、孤鴻、離獸等意象經常出現在詩中，特別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為詩人反復歌詠的對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嘆人生的各種深創巨痛，如少年之忽成醜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貴之難保（如其十叄、其五十叄、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叄十）。由於從自然到人事都充滿苦難，阮籍心中的苦悶難以排遣。《詠懷詩》其一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此末尾兩句可視為全部《詠懷詩》。清人方東樹說：「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昭昧詹言》卷叄）又如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這首詩寫獨坐無人，出門無人，登高無人，所見僅為孤鳥、離獸，棲惶無主之情溢於紙上。在這種局面之中，詩人進而感到壯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詠懷詩》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寫詩人心雖悅之而無由交接，表現了理想不能實現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衹是又多了一層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寫鳳凰的悲劇，鳳凰立身高潔，志向遠大，但羽翼為秋風所傷，已無法飛翔，「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簡直是阮籍的自況。《詠懷詩》中遷逝之悲、禍福無常之感觸目皆是，正體現了他憂憤深廣的情懷。阮籍詩中悲哀、悽愴、涕下、諮嗟、辛酸、蹉跎、憂傷、憤懣、怨尤、悲悼等詞語十分常見，充分反映了他極度苦悶的心情。

面對污濁的社會與短暫的人生，阮籍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衹好故作曠達，在生活中，他做出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關於阮籍放達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及其注釋、《晉書·阮籍傳》。在詩歌中，他也為自己設計了精神的出路，這就是遊仙和隱居。阮籍的《詠懷詩》有不少篇章寫遊仙和隱居，有些則是仙隱結合。他在詩中常常讚美巢由、夷齊、邵平、四皓等隱士，而諷刺蘇秦、李斯等人因貪利祿而導致殺身之禍。阮籍讚美神仙隱逸，衹是排遣苦悶的一種方式，他其實是頗有濟世之志的。《晉書》本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所以他在寫憤懣與出世之情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時局的關注和自己的懷抱。如《詠懷詩》其叄十一，批評曹魏政權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滅亡的命運：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官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有的詩則揭露禮法之士的虛偽，如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有的詩則抒發自己的壯志，如其叄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阮籍詩的風格隱約曲折，「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這主要是由其時代與身世決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滿於司馬氏，但身仕亂朝，常恐遭禍，故處世極為謹慎，「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作詩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興、象徵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託懷抱。或借古諷今，或借遊仙諷刺世俗，或借寫美人香草寓寫懷抱。李善《文選注》分析這種情況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但就詩歌精神而言，阮籍的《詠懷詩》與建安風骨仍是一脈相承的，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黃初以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內骨。」

嵇康的詩。嵇康（224~263），字叔夜，譙國銍（今安徽宿州市）人。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與魏宗室通婚，官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因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氏集團，遭鍾會構陷，為司馬昭所殺。現存五十餘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雜言，而以四言成就較高。何焯《文選評》曰：「四言不為《風》、《雅》所羈，直寫胸中語，此叔夜高於潘、陸也。」他的四言詩是繼曹操之後又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詩，以表現其追求自然、高蹈獨立、厭棄功名富貴的人生觀為主要內容。其中《幽憤詩》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負，對自己無辜受冤表示極大憤慨。詩末說：「採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常吟，頤性養壽。」表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這首詩詞鋒爽利，語氣清峻，可與其《與山巨源絕交書》合讀。其四言《贈秀才入軍》詩共十八章，內容是想像其兄嵇喜在軍中的生活，但那灑脫的情趣卻是屬於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馬既閑，麗服有輝。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想像其兄日後在軍中的戎馬騎射生活，形象鮮明，靈動生姿。與曹植《白馬篇》相比，既有遊俠兒的英武豪俠氣概，又多了一種灑脫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想像其兄在行軍休息時遊獵彈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現了自己的寂寞懷念之情。語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傳神。「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寫照，也是向來為人稱道的妙句。其餘如《遊仙詩》、《答二郭》叄首、《述志詩》二首等，多寫其鄙棄世俗、回歸自然、高蹈隱逸之志。

嵇康詩的風格，劉勰《文心雕龍》評為：「嵇志清峻。」（《明詩》）又說：「叔夜俊俠，故興高而採烈。」（《體性》）突出了嵇康詩風與其人格性情之間的密切關係。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自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他的詩亦如此。鍾嶸《詩品》評其詩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應璩是建安詩人應瑒之弟，以《百一詩》聞名後世，其內容相當廣泛，主旨是對曹爽的規勸。態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溫柔敦厚的風人之旨。語言質樸，以言事與說理見長，形象則有所不足。參見袁行霈《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說辨析》，載《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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