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偉、蕭武：「70後」——改革開放下的蛋作者:徐志偉、蕭武發表時間:2012-08-10評價得分：5分查看評論

徐志偉：近年來，在各種報刊和學術會議上，經常會出現「70後」與「50後」、「60後」前輩的激烈辯論，而這些辯論又大多是圍繞著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等話題進行的。你覺得他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看法出現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蕭武：其實也不難理解。這首先與他們的不同出身有關。在「70後」這一代學者中，出身於農民、小市民、下崗工人家庭者所佔的比例之高，大概是「空前絕後」的。他們的前輩學者——「50後」和「60後」——大多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或幹部家庭，這些家庭至少可以算是中等收入家庭。而在他們之後，由於社會階層固化、流動性降低，純粹通過考試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近年來社會上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和「新一代農民工」等名詞也大致反映了這一趨勢。

我當然無意在此鼓吹血統論、出身論。但客觀地看，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對其成長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家庭出身不同，意味著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源不同，無論教育、就業、婚戀，都會受到這一客觀條件的制約，由此也就會影響他們對歷史的看法。也正因此，客觀而理性地看待出身不同所導致的觀點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仍有必要。比如文革期間，多數「50後」和「60後」學者所出身的幹部、知識分子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衝擊，而多數「70後」學者所出身的社會底層家庭，則未必受到太大的影響，這自然會導致他們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對中國革命、社會主義等歷史問題的看法，也與此相似，都會受到出身的影響。

徐志偉：除了對歷史以外，他們對現實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50後」和「60後」學者對於市場經濟大都持肯定的態度，但很多「70後」學者對此卻有所反思和批判。

蕭武：的確是這樣。崔健有一首歌，大意是「50後」和「60後」是紅旗下的蛋。套用這個說法，「70後」則是市場經濟下的蛋，或者說是改革開放下的蛋。「70後」一代人大多對於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深刻的印象。他們成長所處的年代，正是我國改革開放轉軌變型的新時期，這一時期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幾乎在所有關於意識形態的課堂上，老師教給他們的都是批判計劃經濟、崇尚市場經濟。但從個人經驗來說，「70後」一代人並沒有對計劃經濟時代弊端的切身感受，倒是市場經濟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他們都趕上了。上大學趕上了自費，畢業找工作趕上了廢除統一分配，工作後又趕上了取消福利分房。教育、醫療和住房產業化，一樣都沒落下，幾乎什麼都要靠「自力更生」。所以，這代人，尤其思想活躍或樂於討論公共話題的人，雖然在學校裏接受的是比較系統的自由主義教育，尤其是受到過1990年代流行的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薰染，但在畢業進入社會後，在經過現實的洗禮後，很多人都對課堂上所說的那一套產生了懷疑。

徐志偉：但「70後」也並非鐵板一塊，他們的內部差異也是明顯存在的。他們中仍有很多人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了一致。如出身於農民家庭的人也支持土地私有化，下崗工人家庭出身的人也認同國有企業私有化。在這部分人看來，當代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市場化所帶來的，而是因為市場化不徹底。要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就只有繼續改革，徹底市場化。

蕭武：「70後」的內部差異與當下中國思想領域的左右分野大致相符。但我更認同對市場經濟、私有化持反思態度的「70後」。很顯然，今天的市場化改革已經產生了相當嚴重的問題，因此應當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否則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會使目前的問題更加嚴重。

徐志偉：面對當下中國各種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很多「70後」並沒有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相反倒是表現出了一種更為成熟的沉思品質，這是尤其可貴的。

蕭武：的確。較之「50後」和「60後」前輩，「70後」中的很多人能夠更加坦誠、認真地思考社會主義實踐留給中國的遺產，並從中汲取思想資源。學校裏的教科書曾告訴他們，國有企業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國有企業缺乏效率，但因他們並沒有經歷過「大鍋飯」的年代，他們體會更深的是搶飯喫的市場經濟時代，所以他們更願意從積極的方面評價傳統的國企體制。

在對國家的情感上，「70後」一代人也與前輩們截然不同。「50後」和「60後」成長於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他們大都對現代化有著強烈的渴望，熱衷於以西方為標準來批判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落後狀況。1990年前後的蘇東劇變更加讓他們認定，資本主義是人類的最終統一歸宿，舍此別無出路。而「70後」一代人成長於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用近兩年中國人熟悉的話說，是中國一步步崛起的時期，與中國的崛起相伴隨的則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日益加劇，因此，他們對中國更有信心，而對歐美則持懷疑和批評的態度。這種差異在兩代有留學歐美經歷的學者身上表現得最充分。「50後」和「60後」學者在很多場合更願意講歐美比中國好的地方，而「70後」學者則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到，歐美雖然在不少地方好過中國，但本身也有許多不足之處。對於歐美的理論、學說，「70後」學者也不再是簡單地迷信，他們更願意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實經驗出發對其做出評判。

徐志偉：這也說明，「70後」一代人的「文化自覺」意識更為充分。

蕭武：是的。在特殊的生存經驗和知識經驗的影響下，「70後」一代人整體上無論對自己還是對中國，都顯得更為自信，而不像前輩們那樣糾結、不安。他們無論看到的是中國不好的方面還是好的方面，無論是批評還是稱讚，都敢於比較直接地表達出來。比如在文學界，「50後」和「60後」作家始終不能忘卻諾貝爾文學獎，總希望當代中國文學能夠獲得這一獎項，以此來證明中國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但「70後」作家，並不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做標準。在電影領域，「50後」和「60後」電影人始終不能忘情於奧斯卡，但「70後」電影人則對是否獲得奧斯卡獎並不特別在意，而是更看重中國國內的市場成績和觀眾評價。

徐志偉：較之於「50後」和「60後」前輩，「70後」與體制的關係也更遠一些，因此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更具獨立性。

蕭武：從一定意義上說，多數「50後」和「60後」學者、作家，都在1980年代通過各種形式進入了「體制內」，而多數「70後」學者、作家則願意遊離於體制之外。從對體制本身的態度看，雖然多數「50後」和「60後」已經進入體制內，並從中獲取了相當多的利益，但他們仍然是當下中國最經常、最激烈地批評體制的人。而對多數「70後」而言，體制並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他們並不是特別希望進入體制，對體制的束縛與壓抑也缺乏切身感受，所以很少攻擊體制。即使是在討論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時，多數「70後」也更習慣於從技術層面進入，而不願意籠統地將問題歸結於體制原因。雖然在他們成長的年代，體制依然無處不在，但多元化的社會已經給他們提供了在體制外生存和寫作的可能，所以他們並不需要特別關注體制本身。

徐志偉：雖然很多「70後」表現出了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和一定的獨立性，但他們在視野上也還有很大的侷限。比如他們對世界的認知經常侷限於「中/西」這一框架之中，而對更為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的狀況則缺少必要的瞭解。

蕭武：這個侷限性與他們成長的年代有關。1980年代以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之下，一方面向歐美開放，一方面也基本屏蔽了新中國前三十年十分關注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直接導致了在「70後」一代人的世界圖景裏，只有中國和西方，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對周邊鄰國也缺乏基本的瞭解。而「50後」和「60後」多少都受到過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影響，在國際問題上視野要更加開闊。雖然1980年代以後他們的關注焦點也基本轉向了歐美髮達國家，但其中一些人在反思現代性的時候，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也構成了他們的資源。「70後」一代人則缺乏這樣的視野。

徐志偉：不但如此，「70後」一代人的歷史感也還不夠厚重。

蕭武：是的。以文學創作為例，「50後」和「60後」作家多數在文革中中斷了學業，以自學為主。而「70後」作家則多數受過系統的教育，在知識結構和素養上，要更好一些。但不能不提到的是，正是由於「70後」作家主要成長於「歷史終結」之後的改革開放年代，因此在生存經驗上缺乏縱深，從而缺乏歷史感。加上王小波的影響與網路文學的衝擊，「70後」作家的嚴肅寫作始終面臨著特殊的困境。在1980年代，很多重要的思想討論都首先在文學界展開，作家是時代的驕子，作品也很容易引發社會共鳴和輿論關注。而1990年代以後，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文學本身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邊緣化，閱讀也越來越快餐化、碎片化，嚴肅文學作品再想引發社會和輿論的關注已經非常困難。在此背景下，很多「70後」作家放棄了嚴肅文學創作而轉向了架空歷史、惡搞名著的遊戲性寫作。

徐志偉：由此看來，儘管「70後」一代人表現出了若干良好的品質，但要想與時代的巨大需求相稱，他們尚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蕭武：總的來說，「70後」一代人是「改革開放下的蛋」，特殊的成長背景給了這代人一些特殊的思想品質，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嚴重的缺陷。但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社會閱歷的增加，我相信他們定會在思想上成熟起來，成為新一代社會中堅。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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