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沒的大翻譯家張友松（上）

小編的話

今天給大家講一個關於大翻譯家張友松的悲劇故事。他是小編特別喜歡的一位譯者，小時候看的馬克·吐溫都是他翻譯的。他年輕時跟魯迅是好朋友，身為譯者也頗有名望，出版社都願意預付給他版稅；可他的晚年卻在貧病交加中度過，瞎了一隻眼睛，手持放大鏡堅持翻譯作品。這樣一個人的人生故事，沒人敢輕易動筆去寫。也許只有像本文作者、D.H.勞倫斯的譯者黑馬這樣，經過了多方調查研究，才敢向這位被埋沒的大翻譯家致以譯界晚輩的敬意。

（本文曾在《悅讀》第40期上發表）

一

中國翻譯界有一位專門翻譯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作品的「專業戶」，翻譯了幾代讀者耳熟能詳的名著如《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王子與貧兒》《鍍金時代》《傻瓜威爾遜》等，其中著名的《競選州長》多年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這位老翻譯家叫張友松，民國時期他曾經是魯迅的學生，魯迅文集里一百多處提到與張友松的交往。上世紀50年代他與大譯家曹靖華、傅雷、汝龍齊名，但他就如同中國文壇上划過的一顆璀璨奪目的流星，因為在「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作品改用「常健」筆名出版，從此張友松這個名字就從著名譯家的行列里消失了。到文革結束，得到平反，這位1903年出生的民國老人年事已高，又因為種種歷史原因無單位、無工資、無養老金，僅靠北京政協資助少量生活費，與同樣無工作的老伴偏居成都陋巷，遠離中國的文化中心，因此沒能像一些錯劃為右派的文化老人（如當年的同事馮亦代、荒蕪、符家欽等，他們比他年輕、身居京城）那樣平反後再度崛起，重享盛名。

我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追訪譯界老人，甚至像李景端先生告誡我的那樣「你要進行搶救式採訪」，寫了幾十位老譯家，可竟然對張友松這位曾經如此耀眼的譯界巨星一無所知，估計很多人都像我一樣吧。這是歷史的誤會和恥辱，是該讓廣大讀者重新認識和了解張友松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民國文人了。

因為被埋沒得太久，想在網上查找張友松的資料基本屬於大海中撈針，但我還是很幸運地通過各種關鍵詞搜索到了一些零星的資料，這其中老詩人和翻譯家、張友松當年的同事荒蕪先生的女兒林玉的博客進入了我的視野，裡面有她回憶「張友松伯伯」的散論，我就冒昧給她留言請求幫助，後來得到了她的一些對歷史的解讀高論。仝保民先生為我提供了《新文學史料》1996年2期上張老的女兒張立蓮撰寫的《懷念我的父親張友松》一文，這是唯一一篇張老親人的回憶文字，情理交融，十分寶貴。我在微博上談論起張友松時，素昧平生的康拉德作品譯者趙挺為我複印了老翻譯家符家欽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就是回憶老師張友松的文章。我還通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前副總編任吉生找到了五十年代開始在人文社工作、後任該社外國文學副總編的秦順新老人，電話採訪了他，耄耋之年的秦老是健在的唯一一位在人文社與張友松有過書稿和日常來往的老一輩了，但他還是告訴我當時他太年輕，沒有與張友松有深入的接觸，那些對張了解更多的人都不在了！

所有這些網路搜索和電話採訪都讓我感到是在浩瀚的夜空中穿越歷史，在腦海里藉助一二張老照片重構張友松的形象，這種重構是與歷史的霧霾和血淚交織在一起的，一個民國老人、曾為魯迅鞍前馬後奔走效力，經歷了各個歷史階段的人間慘劇，依然剛直不阿，頑強地獨自支撐，貧病交加，在陋室寒屋裡藉助放大鏡依舊辛勤筆耕不輟，翻譯著他鐘愛的馬克·吐溫作品，他是用生命在翻譯，直到92歲貧病中撒手人寰。

他的一位當年的學生在1998年曾寫了《翻譯家窮死成都》一文，描述他所居住的陋巷窮屋，經常忍飢挨餓。有人對「窮死」一說表示質疑。嚴格說，那是一條普通勞動者居住的陋巷，他下崗的女兒只能居住在那樣的地方。城市低收入者在此生老病死，似乎也平常，但人們並不知道同他們住在一起的這個同樣普通的風燭殘年的老人竟然是著名翻譯家，在那樣的環境下還帶病苦苦地進行著文學翻譯這樣似乎是十分風雅的高尚工作，他曾經錦衣玉食，西裝革履，在五十年代是月入300元的大文學家，享受預支固定額度版稅的待遇，這樣的待遇僅次於周作人。似乎是緣於這種「落差」和歷史悲劇，才說他是「窮死」的。

二

1903年11月12日，張友松生於湖南省醴陵縣西鄉三石塘，自幼家境貧寒。12歲上隨大姐到北京半工半讀求學，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課餘翻譯英文小說。受大姐影響，張友松在北京讀書期間，先後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除李大釗外，他當時還與鄒韜奮、馮雪峰、柔石、鄧穎超等人有過許多接觸。其間，他還跟隨大姐去當時荷屬蘇門答臘做了一年的小學教員，試圖能以此掙一筆較大的收入奉養母親和弟妹，但不僅沒掙到錢，連回國的船票都是同胞們給湊的。後來，張友松同大姐繼續回北大半工半讀。不得不說的是，這位具有先進思想的大姐就是後來成為革命家的張挹蘭。軍閥張作霖入京後，拘捕殺害李大釗等革命家，與李大釗同時遇難的唯一一位女性就是張挹蘭。

大姐張挹蘭犧牲後，他的家庭負擔加重，無法繼續在北大的學業。鑒於他勤奮好學，讀書期間已發表過不少英文翻譯小說，魯迅便推薦他去了北新書局做編輯。出於對魯迅先生的敬仰，張友松仗義執言為魯迅追討出版社所欠的稿費，因此失去了自己在北新書局的工作。「別看魯迅的文章寫得潑辣不留情面，可是現實生活中的他，卻在版稅這類問題上往往抹不開情面，所以被人欺負。」張友松回憶說。

魯迅的日記里114次提到張友松，說明他很器重這個年輕人。甚至在一次聚會中，林語堂先生因不知情提到張友松，引起魯迅反感，二位文學大家當場反目。

失去工作後魯迅先生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還墊付500元幫助張友鬆開辦春潮書局，還幫他組稿，策划出版文藝叢書。但張友松是一介書生，並不善於經營，書局很快倒閉。為此張友松很內疚，認為這是他「畢生莫大的憾事」。

春潮書局倒閉後張友松陸續在青島、濟南、衡陽、長沙、醴陵和重慶等地做過近10年的中學教員，並在抗戰期間在重慶創辦過晨光書局。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裡他仍然勤於筆耕，翻譯了很多文學作品包括契訶夫、屠格涅夫、普列沃、歌德的許多名著。

重慶解放後張友松先生正是年富力強的中年人，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積极參与重慶市文聯和西南文聯的籌備工作。本來有關領導要安排他當一個出版社的社長，幾所大學也請他去任教，但他謝絕了這些出人頭地的機會，一心留戀文學翻譯事業。最終是在1951年，他應邀到北京參加宋慶齡女士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的編輯工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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