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1]

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社會進步研究所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

摘要：中國現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轉型陷阱。轉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而轉型陷阱的主要表現則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對於我們認識和澄清當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轉型陷阱概念提醒我們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於膠著狀態，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處於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本報告認為，現在中國問題的關鍵是要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堅定不移地走向現代文明。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 轉型陷阱 體制定型化 混合型體制

一、中國正在陷入的是轉型陷阱

在新的世紀走完10年之後，人們驀然發現，我們現下已經處在一個非常令人困惑的時期。有人說「中國社會的氣質正在發生變化」；有人說改革已經終結，已經死亡；有人說中國開始要進入一個停滯時期。一種沉悶而焦躁的社會氛圍在悄然形成。如果將這種狀態置於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其中具有的含義就更是耐人尋味：如果說80年代的特徵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徵前期是改革後期是開放，而進入21世紀後的這10年，維穩則成了最基本的基調。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目前流行的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從發展角度提出的解釋，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種是從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釋，即認為是改革處於停滯甚或倒退狀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一份報告中首先提出來的[2]。其實，此前也有類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實所指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樣的現象是存在的，歷史經驗證明，不少新興市場國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之後，很快就會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將集中爆發，經濟長期停滯不前，貧富分化嚴重，腐敗多發，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體地說，從全球範圍來看，「二戰」以後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順利跨越這道坎，成為所謂發達國家。而另外的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紮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沒有成為發達國家。

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會不會陷入這種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裡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回答，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甚至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儘管這兩個問題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關注的，我們現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即陷入轉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而轉型陷阱的主要表現則是改革或轉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鎖定了改革或轉型的進程，將某種處於過渡狀態且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體制因素定型化，並由此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這裡所說的社會轉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並由此引起的社會變革過程。回首過去，這個轉型過程既是中國過去30年社會變革的主線，也是過去3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源泉。然而，過去我們看這個轉型過程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這個過程有一個起點即計劃經濟或權力支配一切的體制，還有一個終點就是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和法治，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起點到終點的轉變過程。但在這個時候，人們往往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即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形成一種由改革或轉型過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會阻止進一步變革過程的發生；在轉型中形成的那些「過渡性制度因素」，也會在其主導下，隨時可能定型化。轉型陷阱指的就是，在這種變革和轉型的過程中，期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這就如同在一個爛尾的大樓中，修建大樓的人們將其簡單裝修一下，搭竈做飯，娶妻生子，也儼然成為一片天地，成為一種格局一樣。在體制的意義上，轉型陷阱並非僅僅是體制變革陷於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制因素定型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在發展的意義上，轉型陷阱導致的並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在現實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儘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於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展已經越來越畸形化，並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30多年發展動力源泉的體制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於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失，發展與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優先選項。

對於一個正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因為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太多，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勢，現在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但問題是，也存在一種可能性，摸石頭摸上癮了，卻連河也不想過了。

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對於我們認識和澄清當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我們現在身在何處。我們現在可能不是處在改革或轉型的途中，也不是處在某種中間性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因素的「混合型體制」定型的過程中。對這種新的體制最理論化的概括也許就是「中國模式」的概念。

第二，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準確地理解現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難究竟在哪裡。現在問題的實質，並不是像有人擔心的那樣，僅僅是舊體制的擁護者在反對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現有狀態。嚴重者，將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綁架社會的現象。舊體制的擁護者與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羣體。

第三，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改革遇到的實質性問題是什麼。對於改革的推進來說，關鍵的問題不僅在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更在於由於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濫用了改革，已經敗壞了改革的聲譽，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識已經是相當困難。

第四，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看清楚今天種種令人困惑現象背後的基本邏輯是什麼。為什麼維穩會到了不顧一切的程度，為什麼一些地方的發展會進入走火入魔的狀態，為什麼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實行的措施會常規化體制化，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有其內在邏輯的，即轉型陷阱的邏輯。

第五，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對一個問題產生警覺，即在轉型陷阱的邏輯沒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矯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變形，被組裝為獲取既得利益鏈條上的環節，或者說，被利用為形成轉型陷阱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會進入一種進退維谷的狀態。

第六，轉型陷阱的概念有利於澄清籠罩在左與右爭論上的迷霧。現在中國的問題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與保守，前進與倒退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左與右的問題。過多將爭論集中在這樣的問題上，不僅會造成社會不應有的裂痕，而且會模糊我們正在面對的實質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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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由清華大學凱風發展研究院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共同組織撰寫和發布。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第一份報告《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已於2010年4月10日正式發布。第二份報告《走向社會重建之路》於2010年9月正式發布。本報告由孫立平教授（清華大學）撰寫，課題組成員郭於華教授（清華大學）、沈原教授（清華大學）、晉軍博士（清華大學）、畢向陽博士（中國政法大學）、程秀英博士（清華大學）參與了討論和修改。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先生對本報告的撰寫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

[2] World Bank，Ten Years After Asia"s Financial Crisis，World Bank 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 2007, pp3, 26.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HALFYEARLYUPDATE/Resources/550192-1175629375615/EAP-Update-April2007-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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