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0日，中國首次赴南極科學考察隊登上南極洲喬治王島。執旗者爲郭琨。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記者/宋春丹

　　本文首發於總第895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9年4月3日，原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南極長城站首任站長郭琨在北京逝世。

　　郭琨曾七下南極，兩次榮立一等功。目前中國建成的四座南極科考站中，最先建成的長城站和中山站都是由郭琨率隊建設而成。

　　首批南極科考隊員、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南極科考是國家戰略，大部分發達國家和南半球幾個發展中國家從1957年就開始進入南極，中國晚了27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領導人和民衆意識到中國必須在全球有所作爲和影響，在南極建站是其中繞不過去的一步。

　　因爲，那是一個國家的地平線，一個國家的遠方。

　　批示

　　1978年10月，國家海洋局向國務院呈報了《關於開展南極考察工作》的請示。方毅批示：擬同意，積極準備。但不一定定死，到時再看。

　　時任國家海洋局工作人員、後來擔任中國極地研究所副所長的顏其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的國際形勢時不我待。

　　1959年，在南極建立了科考站的美、英、蘇、日等12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南極條約》。條約禁止在南極進行軍事性質的活動和資源開採，鼓勵進行科學考察和國際合作。更重要的是，該條約凍結了南極主權，即各國對南極領土主權的任何要求，在《南極條約》生效期間不被否定，也不被肯定。條約將於1991年到期，之後是續簽還是訂立新條約，會不會開放資源開採，都很難預測。

　　到70年代末，已有18個國家在南極建立了40多個常年科學考察基地和100多個夏季站。不但發達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把國旗插到了南極大陸，阿根廷和智利站居民點上甚至降生了五六個新生兒，儼然是在爲未來的領土訴求做輿論準備。

　　1981年5月，外交部、國家科委和國家海洋局報國務院批准，成立了首個專門機構——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

　　郭琨從國家海洋局科技部綜合計劃處調任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他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氣象專業，從事軍事科技工作多年。

　　對郭琨來說，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新領域，他甚至不知道該考察哪些項目，只能從報紙上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在國家海洋局工作的顏其德被抽調到南極辦，執筆編制了首次南極科考的具體計劃。郭琨加工時字斟句酌，標點符號都不放過。顏其德覺得，郭琨的協調組織能力和文字能力過硬，考慮問題細緻，眼光有前瞻性。

　　劉小漢說，武衡和郭琨對南極科考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用土話說就是‘上躥下跳’。科學家談科學意義，外交部談外交意義和政治意義，郭琨和武衡兩個主任就通過這些材料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以戰略角度讓領導下決心，所以郭琨實際上是個戰略家。”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國人首次赴澳大利亞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極條約》締約國會議。

　　《南極條約》分爲協商國和締約國。協商國由原簽訂協議的12個國家和以後在南極建立考察站的4個國家組成。沒有在南極建站的中國是獲邀與會的9個締約國之一，在國際南極事務中沒有表決權。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當時只有中國沒有表決權。

　　會議有 30多項議程。進入實質性議題時，小木槌就會敲下，請所有非協商國代表離開會場去“喝咖啡”，事後也無人向他們通報會議進程和情況。48歲的郭琨認識到，建南極站與否，“關乎國家榮辱和民族尊嚴”。

　　1984年2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竺可禎野外科學工作獎”頒獎會，獲獎的王富葆、孫鴻烈等32位科學家以“向南極進軍”爲題，聯名致信中央和國務院，建議中國在南極洲建立考察站，進行科學考察。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批示：“32名學者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建議我國應獨立組建南極考察隊，這件事並不簡單。”

　　爭議聲音也很大。據估算，十年要花1.1億。兩個多月後，胡啓立再次批示：“放着國內許多地方不開發，跑到南極去花錢，人們也會有不同意見。”要求慎重考慮。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建議，由國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極站的方案。“爭取一立足之地，花錢在2000萬以內。”國務院主要負責人隨後批示：“前年就有一個報告，我一直壓着未批，當然如果只要2000萬，就可建一個無人站，我也同意，但一定要計算得準確些。”

　　根據領導人批示，1984年5月，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國家海洋局開始調研南極考察、建站的總體方案。此後，郭琨三次陪同時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羅鈺如到李鵬辦公室彙報南極科考籌備情況。

　　6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了建設中國南極長城站的報告。李鵬在確定啓航時間的報告上批示：“把困難想得多一點，準備周到一點，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腳，過好冬，積累經驗，爲完成南極考察長期任務奠定好的基礎。”

　　籌備

　　郭琨馬上開始籌備，準備帶隊登陸南極。他帶領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人員翻遍了北京的圖書館，連一張完整的南極地圖都沒找到。最後在一箇舊書攤上找到一本1927年的英譯本《南北極志》，這就是他們當時能找到的最重要資料。

　　當時世界上的南極科考大國都已擁有多艘專業破冰船，而中國一艘都沒有。經過反覆討論，決定用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科學考察船“向陽紅10號”代替破冰船。“向陽紅10號”不具備破冰能力，但可以抵抗十二級風浪。

　　南極年平均溫度零下25度，極端最低溫度近零下90度。中國科考隊員採購不到符合要求的極地裝備，只能自己設計。上海紡織科學院經過多次試驗，研製出了中國南極考察羽絨服面料，上海羽絨廠趕製了上千套南極羽絨服和夏考服。天津運動鞋廠、天津大中華橡膠廠和天津長徵鞋廠研製出了中國南極考察夏季鞋和防寒靴。經過四個多月的準備，建設南極科考站的物資和科學儀器設備共計500噸、千餘種全部運抵上海。

　　1984年10月，考察隊在北京體育學院進行了訓練，主要是營建、搶險救生、防火滅火、學習《南極條約》以及體能訓練等。

　　剛從法國留學歸來、分到中科院地質所的劉小漢接到領導通知，問他願不願意去南極，他馬上答應下來，加入了訓練。

　　在那裏，他第一次接觸到郭琨。他發現，郭琨非常嚴厲，有時又很隨和。如果隊員努力工作，他就會笑臉相迎；如果隊員犯懶怕苦怕累，他一點不給面子。

　　1984年10月13日，萬裏和胡啓立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中國首次南極考察隊隊員。萬裏說：“這次去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沒有什麼野心，就是增長這方面的知識。”胡啓立要求保證安全，保證全員勝利安全地返回。“再有，應該授權給你們，對在第一線表現特別突出的，符合共產黨員條件的，可以吸收入黨。”

　　啓航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點整，592人（一人中途下船）組成的第一支中國南極考察總編隊，頭戴印有“中國”字樣的帽子，身穿天藍色羽絨服，分乘“向陽紅10號”遠洋科學調查船和J121號打撈救生船，從黃浦江畔啓航，以半軍事化形式開赴南極。

　　南極考察總編隊由海軍少將陳德鴻擔任總指揮，下分南極洲考察隊、南大洋考察隊、10號遠洋科學調查船、J121號打撈救生船四個單位。其中，南極洲考察隊肩負着在南極喬治王島建立長城站的任務，爲重中之重。郭琨擔任這個隊的隊長。

　　搭乘“向陽紅10號”船的劉小漢等隊員們都簽下了“生死狀”。船上帶了一些大塑料袋，作爲屍袋備用，一旦有隊員犧牲，就裝進袋子放在船底冷庫冰凍起來。

　　“向陽紅10號”的條件很糟糕，幾個人擠在一個小艙室，衛生間也是公用的，很髒很亂。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淡水，用來洗臉、刷牙、擦身等。

　　12月12日，兩船駛入西風帶。這裏又被稱爲暴風圈，常年伴有七八級大風和十餘米海浪。60%以上的隊員暈船，有隊員甚至去找過郭琨，說太難受想跳海。隊員們編成了一個順口溜：“一言不發，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臟翻騰，六神無主，九臥不起，十分難受。”郭琨號召共產黨員帶頭到餐廳喫飯。

　　一天，郭琨把顏其德等幾人叫到艙室，談了自己對南極考察的一些設想，他稱爲“五步曲”：第一步，完成任務，建好長城站；第二步，回國後立刻組建中國自己的南極科研專門機構；第三步，建造中國自己的科考船；第四步，去南極圈內建站；第五步，進軍北極。

　　12月30日15點16分，中國考察隊員登上了南極洲喬治王島的冰雪荒原。隊長郭琨舉着五星紅旗走在隊伍前列。如今，這面旗幟被保存在國家博物館。

　　建站

　　“向陽紅10號”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必須趕在南極夏天結束前完成建站並撤離。

　　船隊抵達喬治王島麥克斯威爾灣，結果發現，原來的選址已被先於中國十幾天抵達的烏拉圭考察隊搭帳篷佔住了。

　　劉小漢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掉了眼淚：“感覺非常困難，好不容易千里迢迢到了，結果定好的地方都沒了。”科考隊只能決定，放棄原址。

　　巨大的壓力落在了郭琨肩上。他說，建長城站必須完成。因爲這一步不邁出去，後面的設想都無從實現。

　　選擇站址並不簡單，必須有水源，地基要結實，不能處在風口。所有科考隊員全部上岸，兵分兩路，重新選址。一週後，確定菲爾德斯半島東岸爲新址。

　　建站的第一大難題是搶建卸貨碼頭。因爲大船無法靠岸，只能靠小艇把500噸建站物資運到岸邊，再轉運到站。因此，必須要在岸邊搶建一座供小艇停靠和汽車吊運物資的碼頭。考察隊指揮部決定組建一支20人的碼頭突擊隊，3天內完成任務。

　　顏其德記得，1月的南極喬治王島氣候惡劣，冰天雪地，寒風凜冽。隊員們跳入刺骨的海水裏，岸上的臨時帳篷裏準備了老酒、薑湯、棉大衣和熱水袋等應急禦寒措施。突擊隊員兩班倒，10個人10分鐘一班，在海水中掄錘、扶釺、打樁。凍得頂不住了，就上岸進帳篷暖和一下，另外10個人馬上跳下水接替，一秒鐘也不耽擱。突擊隊員們72小時連續輪番作業，簡易碼頭基本建成。

　　南極夏天的平均氣溫爲零度，站上最低氣溫爲零下7度。郭琨的日記中記錄，在南極停留的59天裏，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風來襲時，最大風力達每秒40米，強度超過12級颱風。

　　隊員們睡在充氣帳篷裏，充氣墊和睡袋就鋪在冰原上。塑料帳篷常被大風掀翻，拉鍊式門簾縫中時而灌進雪粒。有時隊員收工後，帳篷裏積雪已有一尺多厚。每天12點後收工，因爲極度疲勞，躺下就睡着。第二天醒來，經常是睡袋上一層雪，充氣墊下一攤水。

　　1985年1月7日，郭琨等穿過北坡海灘，翻過岩石山地，去智利馬爾什基地，交涉有關邊界問題。

　　經過談判，此事和平解決。隊員回憶，那幾天，“搶地盤”事件接二連三。

　　南極的凍土很硬，一鎬頭下去只能鬆開一點土。爲了抓進度，隊員們每天只有4小時睡眠時間。郭琨每天早上挨個帳篷走一遍，拉開每個人的睡袋，把人硬拽起來，喊一句“幹活了”。

　　沒有飯廳，隊員們只能在帳篷外喫飯，還沒喫完，就凍成了冰塊。洗漱全部在冰冷的溪水裏，或者用雪擦一把。很多人的臉和耳朵都凍腫了。

　　氣象班每天報告氣象情況，只要天氣稍一好轉，郭琨就馬上喊大家幹活。

　　劉小漢說，郭琨是鐵血將軍，辦事果斷嚴厲，地基的坑挖不出來不行，限定時間必須完成。“大家就算累得要死，他一個眼色，就只能拼命幹。”

　　劉小漢沒想到，到南極科考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建房子。“那時根本分不出領導和科學家，全都是建築工人，都撲在第一線，包括郭琨隊長自己。我們跳進那麼冰冷的海水裏修碼頭，奮戰一天總算修好，結果第二天起來一看被海冰推走了，只能重新來。”

　　顏其德說，郭琨事無鉅細地部署、安排。開會時，他會讓大家先談意見，自己再補漏。

　　45天后，2月14日，中國南極長城站完成了最後一道工序。“長城站”銅製站標被鑲嵌在第一棟屋門正上方，意爲“萬裏長城向南極延伸”。

　　長城站主體部分由6棟橘紅色房屋構成，包括發電站、通訊電臺、氣象站、測繪、食品庫、科研棟、醫務文體棟、碼頭、直升機機場、郵政局等20多個部分。

　　在長城站主樓前，隊員們豎立了一塊路標牌——17501.949公里，這是長城站與北京的距離。

　　長城建站完成後，郭琨給科考班留出3天時間，用於野外科考。這也是中國首次依託自己的考察站開展獨立科考。

　　2月20日是大年初一，科考隊舉行了長城站落成儀式。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主任武衡專門從北京趕來主持開幕儀式。儀式結束後，在餐廳舉行慶功宴。郭琨激動地說，總算不辱使命，說着說着就哭了。全體男兒們都相擁痛哭。

　　由於獨立南極科考站的建立，在當年10月7日於布魯塞爾舉行的第13次《南極條約》協商國會議上，中國正式成爲《南極條約》協商國。至此，中國在南極國際會議上有了發言權、表決權和一票否決權。

　　從“建站”向“科考”轉變

　　由於技術限制，長城站建在了喬治王島上。從位置上看，長城站並不在南極圈內，只能當落腳點，且位置偏遠，不管是來往國內還是去南極中心都不方便。而且，《南極條約》1991年即將到期，後續難料。

　　長城站建好4年後，郭琨擔任南極考察隊隊長，再次率隊出發，準備在南極腹地建立中山站。

　　1988年11月，“極地號”起航，駛向南極大陸。

　　1989年1月14日深夜，“極地號”突遇特大冰崩。翻倒的冰川離船最近只有兩三米。全船進入緊急狀態，還有人寫了遺書。擔任氣象組組長的高登義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是建站過程中最危險的狀況。

　　冰崩過去了，但極地號被浮冰團團圍困。蘇聯站站長舉過去的先例認爲，極地號當年內可能出不去了。考察隊領導以密碼電報向國務院彙報，國務委員宋健指示：“確保人員安全。”

　　隊黨委決定：疏散、留守、搶灘。將隊裏的老弱者疏散到岸上去，骨幹和年輕力壯者留在船上待機。一旦情況惡化，只有讓極地號冒險衝上搶灘擱淺，以免沉入大海。郭琨向大家宣佈決定後，氣氛更加緊張。

　　1月21日，圍困極地號7天的浮冰終於裂開了一個30米的口子。根據偵察報告，船隊果斷啓航突圍，衝出了冰崩險區，開到中山港卸貨。僅僅兩小時後，冰裂又合上了，一直等到返程再沒打開。

　　歷時32天，116名考察隊員在南極圈內建立了中國第二個南極科考站——中山站。

　　兩站建成後，中國的南極考察完成了從“建站”向“科考”爲中心的轉變。

　　目前，中國在南極建立長城站、中山站、崑崙站和泰山站，在北極建立了黃河站，成爲世界上爲數不多同時實施兩極考察的國家之一。中國擁有排名全球前十的破冰船雪龍號，崑崙站佔據了南極大陸的最高點冰穹A。

　　顏其德和劉小漢說，中國的極地考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與中國的發展相伴而生的，這是國家科學水平和綜合實力的體現。35年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現在中國南極事業已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科學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相關論文僅次於美國。

　　2017年4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原國家海洋局對中國極地考察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了表彰，授予郭琨等59人“中國極地考察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當月，82歲的郭琨坐着輪椅上了央視《朗讀者》節目。因長期在極寒環境下工作，他多年傷病，雙腿無法行走。他說：“事關民族榮譽、國家尊嚴，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得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是劉小漢最後一次見到郭琨。他說，在郭琨的帶領下，首批南極考察隊隊員都有這種家國情懷。“軍隊的主官性格什麼樣，士兵就什麼樣。所以我受他的影響，今天還在從事南極科研活動，幹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