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戰爭結束了袁世凱的皇帝夢，被武力擁上臺的袁世凱被另一種武力逼下了臺。然而，推翻袁世凱的人們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統一。於是，在舊的統一已經被推翻和新的統一尚未到來之間，出現了一個軍閥割據時期。

軍閥是一種封建勢力，但也有着異乎尋常的特點。第一，在他們手裏，本是民國政府統治工具的武裝，變成了一己之私的財物。第二，私有的武裝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盤。因此，軍閥統治的實質是實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尋常的封建統治帶有更多的動亂性和黑暗性。

人們常把李鴻章、曾國藩視爲近代軍閥的鼻祖。但湘軍與淮軍還得聽命於清政府，清政府也可以對李鴻章、左宗棠這樣的“常年總督”隨意進行調動。追溯歷史淵源，從綠營八旗到辛亥革命之後的南北軍閥，湘淮軍不過是軍閥割據的中間環節。在袁世凱沒有做皇帝之前，各路地方勢力還維持着一個統一的形勢，軍閥勢力之間的紛爭，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袁世凱死後，留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繼任總統，但實權卻掌握在軍閥手中。

護國戰爭之後的中國，是北洋軍閥和南洋軍閥兩大軍閥官僚體系的天下，天下的“政客”與“名流”大都依附於軍人。北洋軍閥主要來自於袁世凱的小站舊人。據統計，小站練兵時，大小參謀軍官有58人。在民國初年，這一羣人中先後出了2個總統，3個總理，10個陸軍總長、次長，2個巡閱使，23個護軍使，以及衆多的師長、旅長、團長。這些人組成了所謂的北洋袍澤。

西南軍閥則多由辛亥革命後的都督演變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曾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有的還曾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派政黨，充當過革命的角色，如唐繼堯，早先留學日本參加了同盟會，回國後曾參與策劃組織雲南重九起義與護國運動。但在同北洋軍閥的武力對抗中，他們自身也變成了軍閥。他們以自身的變化反映出中國近代社會的山重水複。

孫中山先生在護法運動失敗後說：“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就軍閥的本質而言，他們對近代施惠的破壞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北洋軍閥和南洋軍閥又各有其特點，存在着明顯的差異。

（一）北洋軍閥始終操縱着北京政府，打着“統一”的旗號，頗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爲皖、直兩大派系，以及後來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其內部的勾結與對峙，主要是圍繞着爭奪中央政權而展開的。而西南軍閥以滇、桂、黔係爲主，包括川、粵、湘在內。它具有相對地獨立性，但始終是地區性的，就軍閥的地位而言，它是從屬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軍閥晚。

（二）西南軍閥大多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有或多或少的關係，而北洋軍閥一開始就是以鎮壓革命運動起家。這個差異與當時中國社會變遷的諸多因素有關。這是因爲在中國近代，新興力量首先是從南方開始，而後由南向北。辛亥革命中的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都發生在南方而後震撼全國。二次革命期間，反袁的勢力主要在江西、江蘇等地，也是南方。也正是因爲起家的目的不同，北洋軍閥具有更濃的封建性，西南軍閥具有更多的近代性。

（三）由於西南軍閥和北洋軍閥所處的地位不同，故二者在對外關係上也就不完全一樣。北洋軍閥控制着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國家與帝國主義締結賣國條款。皖系、奉系軍閥與日本相勾結，直系與英美關係密切、西南軍閥與帝國主義的直接關係不太明顯。就這一點而言，西南軍閥的罪惡比起北洋軍閥要小得多。

從護國戰爭到1928年張學良在東北“改旗易幟”，大大小小的軍閥傭兵自重自稱派系。大軍閥往往網羅小軍閥以壯聲勢，小軍閥常常投靠大軍閥以求自保。各路軍閥合縱連橫矛盾不斷，以至於形成了“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格局。頻繁的戰亂又造成了政局的動盪，控制中央政府的軍閥頭目像走馬燈一樣，從1912年到1928年的17年間，內閣變更了47次，正所謂“你方唱罷我登臺”。

中國近代軍閥的產生和割據是世界各國近代社會裏不曾有的特殊景象。鴉片戰爭後，西方帝國主義的東來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使得自然經濟因侵蝕而開始分解。但這個過程又是長期緩慢的、不平衡的。

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卻使得分解了的自然經濟因沒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再加上落後的交通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沿海的經濟變化同內地的停滯閉塞共存，因此佔據優勢的仍然是地域性的農業經濟。

而正是農業經濟的自給自足性爲軍閥割據提供了生存的物質基礎，由於社會生產的不發展，農業人口沒有出路又爲軍閥割據混戰提供了富足的兵源，北洋軍閥與西南軍閥就這樣順着歷史走到了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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