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川端康成、東野圭吾，為何日本文學能在中國流行？
【摘要】 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悲劇精神相當突出的民族。近代日本悲劇文學在繼承了傳統悲劇文學的一些特點後 , 又融合了許多新元素 , 使悲劇文學呈現出新的特點 , 如重點突出描寫悲劇人物的內心情感、悲 哀性元素貫穿全文。
日本人崇尚的是極端的美，短暫的美，就像櫻花一樣。 櫻花的花期大概只有一個星期，開的時候是使勁渾身解數 營造盛極一時的美，櫻花雨片片飄落，讓人彷彿置身於仙 境與仙子偶遇。當你來不及掬一瓣花雨，它便悄聲掉落， 深埋泥土裡。日本人就是喜歡這樣短暫極致的美，剎那間 留在記憶深處的絢麗。 說到日本崇尚的悲劇美，不得不提幾位享譽日本文壇 的大師級人物。
就個人來說，日本的文學作品多以描述細 膩的人物內心而富有特色。比如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川端康成 《雪國》 、渡邊純一 《失樂園》 、東野圭吾 《白夜行》 等作品，都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將感情細化到人物 的每個內心獨白，每個動作，甚至每個細微的表情描寫。 他們的作品又統統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悲劇美 的極致推崇。 無論是無疾而終的戀情， 還是孤苦落寞的結局， 都會讓讀者不由發出悲涼扼腕的嘆息。 作為日本傳統的審美意識的「物哀」 , 最初是由「哀」 發展而來的。日本文學早在遠古時代 , 就產生了「哀」的 美學意識 , 只不過這時的「哀」只表達對太陽神等各種自 然界之中諸神的感動。 而到了平安時代 《, 萬葉集》 中的「哀」 已經發展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美學範疇 , 己經融入了個人 的精神主題和各色情感。日本的悲情意識像是一種文化符 號，貫穿到他們民族的性格之中。他們謹慎卻極端、驕傲 又卑微、完美並注重細節，這不僅僅是受中華文化影響的 結果，更不是受西方思想洗禮的原因。
而是，在中西文化 相互碰撞中，產生了一種特立獨行的民族的性格。就像《菊 與刀》 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所言， 「所有的矛盾都是千真萬確， 有關日本論著的基礎， 菊與刀都是這幅圖畫的組成部分。 」 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悲劇精神相當突出的民族。代日本悲劇文學在繼承了傳統悲劇文學的一些特點後 , 又 融合了許多新元素 , 使悲劇文學呈現出新的特點 , 如重點突 出描寫悲劇人物的內心情感、悲哀性元素貫穿全文等。任 何文學的發展都是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反映 , 日本近代 悲劇文學也不例外 , 其新特點的出現是與特定的自然環境、 歷史文化、民族心理特徵相聯繫的 , 是對近代日本社會的 真實反映。中日文化交流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 雖中日兩 國雖同處東方文化圈 , 但悲劇文學的發展卻呈現出不同的 特點。本文從「物哀」和「物感」 ,「中和之美」和「死亡 之美」兩個方面進行分, 希望能夠使讀者更加深刻的了 解日本近代悲劇文學的發展 , 能夠引導國人對日本有正確 的了解 , 促進雙方的交流合作。
在古代 , 從日本最早的文學典籍《古事記》開始 , 一 直到鎌倉時期的文學 , 都充斥著濃厚的悲哀美。有許多學者說 , 在三傑之後日本悲劇作品再也沒有新的突破和崛起 , 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 但不是絕對的。在日本古代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優秀的悲劇作品 , 在日本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之後 , 日本近代文學作品中的悲劇精神以及悲劇意識是否依然突出。雖然近代悲劇作品中的衝突往往會因為主人公的懦弱而顯得有所隱晦 , 但是在這些悲劇作品中 , 文學作家在塑造悲劇人物時 , 更加突出刻畫人物的內心衝突 , 描寫人物內心的掙扎與痛苦 , 這並沒有減弱悲劇的尖銳性 , 反而還增加了悲劇的藝術性。
日本近代文學作品中湧現出了大量的悲劇典型：內海文三、太田豐太郎、阿宮、浪子、阿玉、良秀、駒子、時任謙等等 , 都是一批令人回味不盡的悲劇人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 , 這些悲劇人物與日本古代神話傳說中強大的悲劇主人公不同 , 他們大都是一些弱勢群體 , 是「弱的英雄」。他們在倫理的制約和現實的困境面前好像總是毫無辦法 , 總是被動承受著災難和厄運 , 他們默默地忍受只是為了證明「真理的不可尋求和權威的不可戰勝」 , 他們不敢挑戰冷漠的社會 , 只能以自身的孤獨和受難來執著於自我 , 抗拒強大的外部世界 , 從這種意義上來講 , 這些弱者人物也算得上是「悲劇英雄」。
《舞姬》中的太田豐太郎在封建道德的壓力下 , 違背良心 , 屈從現實 , 最終拋棄情人 , 孤獨離去 , 他不敢直面強大的社會倫理 , 只能以自己內心的煎熬默默的掙扎；《金色夜叉》中的阿宮始終處於不能自主決定自己命運的受欺壓狀態 , 她接受了父母為其所定的婚約 , 而婚後生活並不如意 , 加之又得不到初戀情人的原諒 ,自身的懦弱最終使她成為了一個受人憐憫的悲劇人物 ;《雪國》中的駒子因生活所迫 ,淪為藝妓 , 雖然對生活充滿了渴望 , 對情人島村充滿了愛憐 ,但卻終究得不到明確的答案 , 苦惱和悲哀令人同情 , 在倫理的壓力下 , 想「正正經經的過日子」的願望也難以實現 , 只能用精神錯亂來申斥對現實倫理的不滿。日本近代文學作品中的悲劇人物在現實的壓迫下 , 大都不敢主動反抗 ,在命運面前低眉順眼 , 他們總是身陷世俗和家庭義理之網 , 難以達到真正的身心自由。
在這種世俗倫理的囚籠下 , 悲劇人物的精神與心靈也只能是封閉的 , 他們不敢違背約定俗成的習慣 , 他們害怕社會的譴責 ,甚至他們生命的世界也是永遠重複的、平面化的。雖說日本近代文學的悲劇精神並沒有古代悲劇精神那樣強烈 , 但悲劇人物的懦弱依然能喚起讀者的憤慨與鬥爭。如豐太郎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代表就激起了日本民族反抗封建殘餘勢力，發展資本主義的決心 ; 駒子也喚起了廣大女性追求其自由和解放的決心、勇氣。
我其實很懷疑村上的作品如果是國內某無名小卒寫的，會不會在中國仍舊受到追捧。我覺得他的作品，如《挪威的森林》，雖說他從小閱覽西方名著無數，但依舊帶著濃厚的日本文化氣息。裡面的直子、綠子等人物，在我看來是典型的日式思維，但從更深層次來講，你要喜歡上這部著作必須也經歷一些心理上的障礙，或者說挫折。
至於村上的其它作品，我覺得看他的書最好的地方是不太費力，當然並不是說他的書不夠抽象，而是你不需要完全看懂，但也能找到一些靈感，比如我記得他的書裡面有一本講的是一個妓女，她是自願選擇做妓女的，不是為生活所迫，因為她覺得接觸不同的嫖客，就像演員感受不同的人生一樣很刺激。
至於川端康成，沖著他的名氣和得獎大家也會去看一下吧。還有東野圭吾，他就不太一樣啦，他是寫懸疑小說的，我有陣子特別愛看日本的懸疑劇，在這方面他們擁有悠久的創作史，以至於國內的許多劇都是抄襲他們的劇情。
我讀日本文學很少，還沒有找到其中的規律，根據印象和個人理解亂講幾句。
儘管從新世紀以來，國內反日情緒非常重，但不可忽視的是，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有著割不斷的文化聯結。阿倍仲麻呂遣唐、鑒真東渡、南宋滅亡日本齋戒三日……一切都表明，日本歷史上對中華文明的無上敬仰。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全面超越了過去的老大哥中國，其在短期內學習德國的成功經驗，更使得中國政府和學人都以其為楷模，清末民國時期，留學日本成為最時髦也最實際的西學東漸之路，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一大批國之精英，都是留日學生。
儘管有著很深的民族仇恨，但是只要政治文化環境稍有寬鬆，日本文化就會在中國引起反響，這也證明了兩國文化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和纏繞。日本不同於歐美，它的文化里具有東方審美中共同的頹廢美，也即物哀。中國古典藝術里，有一種貫穿始終的老莊思想，無論文人山水，還是古琴藝術，都追求一種出世、冷落、孤獨、飄零、殘缺的頹廢美。這種審美與日本的物哀，有著相同的來源和相近的表現形式，也使得兩國的受眾在文化的相互接受上有一種血緣相通般的親近感。
相比之下，日本文學顯然還沒達到這樣的高度，這也使得它在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上，更多的是以一種親緣關係而停留在民間，比如網上熱炒的村上春樹和東野圭吾，在文學界就沒有什麼影響。
以村上春樹、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東野圭吾等為代表的日本文學在中國流行，這背後有多種原因，固然日本這些"暢銷"作家往往具有精湛的技藝和別具特色的思想，他們很多的作品都擁有者獨一無二的審美情趣，但事實上日本文學能在中國這樣流行，更重要的原因主要在於相近的文化背景、交往傳統和需求市場等。
1、 更為親近的文化背景
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個學科範疇當中有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科問題——文學作品的譯介。一部文學作品要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里生根發芽甚至對另一方產生重大影響，除自身藝術水平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深諳兩個文化系統內涵的筆鋒流利的譯者將這部外文小說翻譯成符合本文化環境的小說，也就是意譯，而在我的理解當中"意譯"算得上"二次創作"，而阻擋翻譯的一個重要門檻就是文化背景，哪怕是一個語言體系下的國家民族的文化也會存在很多的差異，更何論不回的文化環境、期間的文化意義審美習慣、原型等等差異頗大，優秀譯者要把一個文化體系的某種象徵翻譯到另一個文化體系當中，往往要參考大量文獻，且同一部作品不同時代的譯者翻譯出的作品也不盡相同，比如《羅密歐與朱麗葉》曹禺的翻譯現在讀來也會有幾分生澀，而傅光明先生的新譯讀起來就會流暢很多，兩個大家的翻譯給人都會不同更何況很多的作品翻譯者水平低劣，翻譯的極其拗口艱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讀歐美體系拉美體系的小說會有很重的隔膜感的原因。
然而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同屬於東方文學，在日本文學發軔時期深受中國的影響，他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源氏物語》處處可見白居易之詩，他們極其重要的俳句也是受中國絕句律詩的影響產生的，再加上信仰體系類似，因此雖然日本文學的精神特質和中國文學相差很大，但是日本文學中還是有和中國文學的共同之處，因此優秀的譯者和譯本也不少。讓中國讀者讀之可親，自然也就流行。
2、 文學的交往傳統與文化市場
日本文學發展初期深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但是日本迅速的將那時候中國文學他們所接受的認可的部分吸納，融合成為自己的體系，逐漸發展壯大，一直到現當代文學發展時期，日本已成為中國文學學習西方文化的重要戰略中轉站，乃至現在很多專業術語還是從日語當中演化得來的，再加上旅日派在中國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影響巨大，使得中國新文學頗受日本文學的影響。從而在中國新文學自身發展時期也是培養中國讀者閱讀習慣和興趣時期深受日本文學留下的深刻印記。
從早年的夏目漱石對魯迅，豐子愷等一干大師的影響，上個世紀私小說對九十年代聲勢浩大的女性小說創作的影響，再到現在川端康成都是如出一轍。當然如果文化背景較小的差異和互為影響的文化交往傳統，使得中國讀者的閱讀品味被培養起來，那麼閱讀興趣的洶湧往往會是由於文化市場的推動。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市場經濟和全面開放體系的出現，遭受衝擊的絕非只有經濟領域，文化思想領域的衝擊也是十分巨大的。日本依靠軟文化——影視作品漫畫小說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甚至一度引領中國文化市場，與之相對應的中國文化在經歷過十年文化浩劫後，自身重建的文化美學體系都還沒有成長起來，文壇一派凋敝，而讀者精神世界極度匱乏卻又有著巨大的閱讀慾望，兩項重合就使得日本文學逐漸得到中國文化市場的推動，這是東野圭吾一類的作家能流行的最重要的時代背景原因。
對中國國內讀者而言，外國文學有著獨有的異域風情，帶給他們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再加上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隔膜更少，因此三島由紀夫、谷崎潤一郎、渡邊淳一、村上春村等這一類日本作家自然格外受到中國讀者的青睞。
另外文學一定程度上有彌補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缺憾及修補歷史創傷的作用，中日兩國從戰爭到和平友好的歷史發展歷程中，文學成為兩國讀者重新認識交流的一個紐帶，對增進相互感情和促進思想交流，日本文學在中國流行不無裨益，同樣，中國文學也要在互聯網時代通過網路信息途徑傳播到日本，使兩國文學和文化交往在新時代得到融合發展。
日本文學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始終堅守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中國文學在學習與堅守上，都做得不夠，很多編輯也喜歡拿技巧來衡量文學作品，反而忽視作品的生活性。過去作家大都有生活歷練，而且還努力體驗生活。現在的作家，往往愛從報紙網路新聞中找素材與靈感，實在可笑。
客觀來說，好的作品是無國界的
其文化背景與中國相似，其作品內容能引其國人共鳴
1，作者的作品本身就吸引人，不光是中國人，也吸引其它國家的人。
2，同是東亞鄰居，文化相近。
3，我們想通過其作品了解我們的鄰居。
4，其作品內容有些與中國有關，我們想知道日本人對中國的影響
最喜歡村上春樹，看完了他的全集。跑步時在想什麼，看了兩遍。
川端康成和東野圭吾的作品也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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