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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曉光

吉林大安人，延邊大學學士、碩士，長春師範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中韓關係史研究。現為長春師範大學東北亞歷史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日英同盟和日美同盟是20世紀日本處於重要轉折期時與世界上兩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兩次重要的結盟。兩次結盟的背景、命運不同，但是結盟的確給日本帶來很大的發展機遇。而在不同國際體系下的兩次結盟外交，實質是英、美、日結盟國在各自國際體系下的對外戰略和戰略運用。

關鍵詞： 日英同盟 日美同盟 國際體系 結盟外交

1

在國際關係中，一些國家為了進一步加強和某些具有共同利益國家的關係而結成同盟，同盟國家依靠同盟的力量使得國家間的利益關係最大化。對此，漢斯·摩根索認為：「權勢均衡在多國體系中作用的結果必然形成各種聯盟。相互競爭的A、B兩國，為了保持和改善它們相對的權力地位，可作出三種選擇：它們可以加強本身的實力，它們可以藉助其他國家的實力以加強其本身的實力，或者它們可以阻止其他國家成為敵對的力量。當它們作第一種選擇時，它們則著手進行軍備競賽。當它們作出第二和第三種選擇時，它們則推行同盟政策。再者，一國是否採取同盟政策，並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取決於對該國是否有利。」百餘年來的日英同盟、日美同盟也不例外。這兩次同盟在日本20世紀走向世界大國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日本外交評論家岡崎久彥所說：「日本近百年外交的真諦是：日本的最佳政策是和美英結盟並與之合作，而非與別國結盟或保持中立。」我們暫且拋開岡崎久彥日本右翼分子的身份，僅從學者與外交家身份來看他的這個分析，他將進入20世紀以來的日本外交進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了日英、日美同盟在日本近百年外交中的地位。同時，也指出了「結盟」外交，尤其是與強國結盟在日本發展強大過程中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對此，有學者曾經指出：「1902年達成的英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為以後日本外交的發展樹立了一個典範。在整個20世紀中，日本基本上一直尋求與稱雄世界的強國結盟。」這裡再次強調日本為了躋身強國之列，所採取的手段之一——「與強國結盟」。

對於這兩次同盟，學界還有如下評述：英日同盟開英國外交的新紀元，一經宣布，國會及民間都起了最大的注意；就全體看來，輿論是贊成的，雖然也有重大的懷疑：「我們應該有很好的理由，強有力的理由，來解釋我們為什麼拋棄過去（最近過去）本國所持的政策——就是，避免所謂攻守同盟。」英日同盟在帝國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之一。它發端於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爭奪和瓜分，終結於「一戰」後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時期。在近20年的時間裡，它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勾心鬥角的證明，也是帝國主義列強實力消長、利害變化的晴雨表，極其生動地表現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日英同盟是日本侵略朝鮮的幫凶，也正是通過日英同盟，以日英同盟為日本外交基軸構建了一個有利於己的複雜外交網路，才使得日本向朝鮮擴張得以順利進行，為其一步步侵略朝鮮，直至吞併朝鮮保駕護航。「英日同盟之胚孕及其誕生，一以中國問題為背景，其影響於遠東局面尤其巨大。蓋有英日同盟之成立，日本始有對俄備戰之勇氣。迨一戰之後，日人將俄國勢力驅出遼東，進而取得宰割朝鮮、壟斷南滿之地位。庚子事變以後之遠東局面，直可視為由此為出發點，日本國際地位之鞏固與增強，亦以此為關鍵。無怪日人對此同盟至今猶謳歌不已也。」

戰後美國的全球擴張不同於歷史上的列強爭奪或征服世界，「它更多採取的是『借力』。遍布各大洲的各種軍事集團、條約組織都是美國延伸其力量的支撐點，同時形成包圍其對手的網路」。日美同盟也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日美軍事同盟建立60多年來，世界發生了從兩極對抗到後冷戰時代的跨越。這一同盟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並不斷發展，究其原因，是雙方在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範圍內有不斷交迭和發展變化的共同戰略利益。美日聯盟是美國的聯盟體系中「利益和政策互補性聯盟」，這是因為日本「作為二戰的元兇，在戰爭結束後為了重返國際社會，不得不在國際上保持低姿態，埋頭髮展經濟，奉行『吉田主義』，將國家的對外政治和軍事職能部分地交給了美國。而美國則從冷戰需要出發，積極扶植日本的發展。在這種內外環境的相互作用下，日本實現了經濟大國的目標」。日美同盟作為集權力政治、制度合作和集體認同為一體的同盟體制，是少數國家冷戰對抗思維殘存在國家行為上的外在表現。冷戰結束以來，日美同盟由於失去明確的「威脅」而經過一段短暫的彷徨時期後，通過美國推行全球戰略和日本走向「普通國家」戰略需要的契合而確立了日美同盟新的「定義」，促使日美同盟的生命力得以復甦和增強。

通過以上分析，足以看出結盟在日本近代以來的外交中所佔有的地位，以及結盟給日本帶來的無限的發展機遇。本文就通過近代以來日本歷史上的兩次重要結盟，即從日英同盟到日美同盟的轉變來看一下這兩次結盟在背景、結果等方面有何不同以及日本近代外交給我們帶來的一點啟示。

2

日英同盟與日美同盟都分別有幾次締約，兩次同盟初次結成相差近半個世紀。因此，同盟結成的背景是迥然各異的，隨後各自同盟相繼締約的背景也是千差萬別的。這些差異主要是：

第一，兩次同盟盟國雙方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差異。

從兩次同盟所處的國際體系可以看到兩次同盟結成時所處國際環境的不同。國際關係史中通常將17世紀以來的國際關係分為三個典型的國際體系，即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這三個體系都是在一場大型戰爭結束或即將結束後召開國際會議確立的。

首先看介於兩個體系間的日英同盟。日英同盟訂立時，維也納體系（也有人認為其後還有俾斯麥體系）早已解體，而世界範圍內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尚未建立。這個體系雖已解體，但它對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因此，有學者這樣說：「······日英同盟可以說仍然是英國傳統外交政策的延續，是維也納會議以來英國霸權之下的『勢力均衡』國際體系的產物。」這實際上是對日英同盟的一個定位，即它是維也納體系形成的英國對外均勢政策的產物。

19世紀中期，英國提出了「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1899年英布戰爭爆發，這是對孤立政策的一大打擊，同時也暴露了英國外交戰略的種種弱點。在遠東地區，甲午戰後的英國「進一步認識到要在遠東一勞永逸的戰勝俄國，是難以置信的。同時也使英國認識到日俄之間如果日本不放棄對朝鮮的要求，它必將會為取得對朝鮮的統治權而與俄國決一勝負」。而「像俄國這樣的國家，有這般多的人民，這樣富的天然物產，而且有強大的海軍，似乎不至於肯永久的服輸。······英國若不設法鼓勵日本，使日本拿英國作它可以抵抗俄法兩國或有和它聯盟的可能的國家看待，則英國也許會將日本逼到失望的路上去，去與俄國修好。······若果日俄修好，則英國的利益定將蒙極大的損害」。這樣的形勢迫使英國改變其傳統的外交政策，尋求結盟的夥伴。

而此時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向外擴張的道路。甲午戰後，東北亞的形勢對日本越來越有利，使其成為東北亞地區最具實力的大國之一。但其在向朝鮮和中國東北擴張的道路上還有阻礙，這就是俄國。由於三國干涉還遼，俄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得到了加強，與日本在朝鮮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在東北亞的優勢也得以提升。為了能夠實現對朝鮮和中國東北的侵略，日本想借英國之力來實現這一目標。

再看雅爾塔體系下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是在二戰後雅爾塔體系之下建立的，是冷戰的產物。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增。在194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制定第13/2號文件前，美國東亞戰略的主要目標是阻止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超出《雅爾塔協定》規定的界線，削弱日本。當時日本處在美國的單獨佔領之下。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要永遠根除日本的戰爭能力。該文件通過後，在世界範圍內，蘇聯仍是美國的主要敵手，戰略重點在歐洲；在東亞地區，中國成為美國遏制戰略的主要目標，而日本成為美國東亞戰略的基石。之後，NSC又制定了第13/3號文件。這兩個文件的通過，標誌著美國東亞戰略的重大轉變。

促使美國東亞戰略轉變的原因之一，就是當時《紐約時報》社論所說的：「美國在遠東政策的主要問題在於建立一支足夠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平衡新中國，這就是形成有利於美國在該地區利益的亞洲均勢。」再加之戰後朝鮮半島脫離了日本的統治，以北緯38度為界，分別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這樣的遠東形勢是促成美國轉變對日政策的一個動因。而朝鮮戰爭的爆發，成為「促成美國從根本改變對日扶植戰略的轉折點」，這也給日本提供了作為美國後勤基地的絕好機會。

日美同盟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結成了。儘管進入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但日美同盟並沒有因此解體，反而因勢加強。

第二，兩次同盟雙方選擇結盟目的之差異。

日英同盟與日美同盟受不同國際體系的影響或處在不同的國際體系之下，除了滿足各自利益最大化這一目的外，還有其它不同的目的。

首先看日英同盟雙方之目的的差異。英日同盟是英俄、日俄矛盾衝突日趨激化的必然結果，正是出於共同抗俄的需要，英日兩國逐漸從對抗走向結盟。日英間共簽有三次同盟條約，每次簽訂條約的目的都是隨著當時內外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的。

關於第一次日英同盟的目的，喬治·凱南在《美國外交》一書中寫道：「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力量有效地抵抗這些活動（指1895年中日戰爭之後的事件——筆者注）並防止俄國人統治另外那些地區。當時實際上唯一有可能取代俄國人在渤海灣勢力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英國人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是促成1902年締結英日同盟的基本因素之一。」保羅·肯尼迪對此也有同感，他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寫道:「1902年英日建立聯盟時，英國的政治家也是想藉此減輕一下英國在中國的困難戰略負擔，儘管這在一定條件下要以支持日本為代價。」這解釋了英國與日本結盟的目的，就是藉助日本的力量維持東亞均勢。而日本也想藉助英國的威勢來實現其侵略計劃。

第二次日英同盟的目的則是：「鞏固和保持東亞和印度地區的普遍和平；通過確保中華帝國的獨立與完整和各國在中國的貿易和從事工業的機會均等原則，維護所有國家在中國的共同利益；保持締約雙方在東亞和印度的領土權利，並保衛他們在該地區的特殊利益。」

第三次日英同盟，對日英兩國來說，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英國為避免日德俄三國同盟的可能形成，使英國處於不利地位，為避免英美對抗，使日本「繼續充當英國殖民地和利益的憲兵角色」。日本在1907年日俄協約簽訂後，為適應遠東政治格局的變化，要求修改日英同盟條約。說到底就是日英兩國為保衛各自在遠東的利益。

再看日美同盟雙方之目的的差異。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之一是與日本媾和，讓日本成為亞洲的反革命基地。但是，這一目標並不是二戰結束後馬上就有的，而是在美國的對日政策經過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後才形成的，並最終導致了日美同盟的結成。日本作為「亞洲沿岸島嶼鏈條」，正處於美國「戰略防衛線」第一線。為了能夠阻止蘇聯的侵略，美國必須在亞洲維持最低限度的地位，保留與共產主義者對抗的第一線，因此也就必須維持亞洲沿岸島嶼鏈的現狀。

1949年12月23日和30日，NSC制定了第48/1號和第48/2號文件，指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的直接目標必須是遏制並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將蘇聯在亞洲的力量與影響削弱到這樣一種地步，即：使蘇聯不可能從該地區威脅美國的安全，如果蘇聯企圖威脅亞洲國家的和平、民族獨立和國家穩定，它也會遭到嚴重的障礙。」「合眾國的政策的前進方向，在於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1951年5月8日NSC制定了NSC-48/5文件，把「促使亞洲有關國家的發展，以使任何國家或聯盟都不能威脅美國在該地區（亞洲）的安全保障」，又把使日本「對遠東的安全保障與穩定作出貢獻」定為對日政策的中心課題。這樣，日本就成了美國在亞洲「遏制」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鋒。

1947年7月26日，日本外相蘆田均向美國大使艾奇遜遞交了一份媾和的文件——《蘆田備忘錄》，這是戰後日本政府對媾和思想的總結。8月，日本政府向美國表明了在對外安全方面的新立場。9月13日，蘆田均外相又向美國第八軍軍長艾克爾伯格遞交了一份文件，這是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構想的一次重大變化，第一次將日本安全的支點，從中立、集體安保或依託聯合國移向了美國。吉田茂在《十年回憶》中曾這樣說：「我個人對於保障日本安全的基本想法是這樣：即使國內的治安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持，但是對外的安全絕非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保障的，因此，只有依靠適當的外力；一般人認為正確的辦法是仰賴聯合國來保障安全，但是實際上，究竟能得到聯合國多大支持還是疑問，還沒有確實的把握；如果這樣，則只能同某一個特定國家締結防禦協定，來保障我國的安全，而且這個特定國家也只有自停戰以來一直佔領和管理日本的主要負責者——美國；我所以採納日美共同防禦計劃，就是出於以上的考慮，在當時，這也可以說是歷史上必然出現的事。」這裡吉田茂首相明確指出了日本選擇與美國結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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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兩次對外結盟除了對日本的政治、外交、經濟、國力等方面有重要影響外，其最終的命運也是完全不同的。

一戰之後，日本在亞洲一系列的舉動使美國和日本在亞洲的矛盾與日俱增，也使美國感到日本已威脅到自己在亞洲的利益。英國也有同感，1920年英國通知日本不會續訂英日同盟條約。另外，列強之間的海軍競賽也使這一時期的國際關係更加緊張。美國雖與英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但其目標卻是指向日本的。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四國公約》簽訂，存在近20年的英日同盟解體。但它畢竟造就了日本，並發展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礎。如果從均勢的角度來看待華盛頓會議，這是「在東亞地區國家中尚無法形成對日本的均勢之前，英美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充當了抗衡日本的均勢力量」。它的解體，不僅為美國在遠東的發展消除了一個心腹之患，而且也給東北亞國際格局帶來了巨大的變動。

隨著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日美之間正在失去冷戰同盟的支撐點」，按照其最初結盟的意圖理應解散。然而它不僅沒有因蘇聯的解體而解散，反而在職能等方面不斷擴張。這是因為美日都認識到同盟對於雙方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美國防部高級官員卡特·喬佩魯曾說：「眾所周知，日美同盟對於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起到了槓桿作用。但實際上還有一種理解，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同盟，美國才能再次更深地介入亞太地區。換一種說法，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同盟，美國才提高了在亞洲的活動能力，才能作為亞洲國家順暢地行動。沒有日美安保體制就不會有美國的全球霸權。」日本外務省1994年6月在《外交藍皮書》（第37號）中，對冷戰後的日美安保體制也談到：「儘管東西方冷戰已經結束，但國際社會仍然存在許多不堅實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本堅持非核三原則、保持最小限度的防衛能力的政策，那麼美國基於日美安保體制下的抑制力量，對於今後日本享受和平與繁榮就是必需的。日美安保體製作為確保亞太地區穩定的美國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日美安保體制還會對日本產生不會成為對他國構成威脅的軍事大國這種基本立場的信任效果。」可以說，冷戰後美國充分意識到日本對於美國的全球戰略，無論是在地緣上，還是經濟力量上，都具有重要意義。而日本對於構築面向21世紀的日美同盟也是有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全球範圍內的國家利益和日本對國際政治權力的要求。

時至今日，日美同盟為了適應新的世界形勢，還在不斷地調整。而從歷史上日本在強大之後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本性看，日美同盟的發展需要世人保持警惕。

?【注】文章原載於《鄭州大學學報》2014年07月

責編：齊雲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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