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臺詞
閑話臺詞
蘇秀 近幾年，我在北京、上海偶爾看了幾場話劇，發現有些年輕演員，甚至有的還是比較有名氣的演員，讀詞不夠清晰，叫人聽起來費勁。其實我都是坐在三到五排之間，是劇場裏最好的位子，尚且聽不清，那麼坐在後排或者樓上的觀眾，可能就更聽不清了。話劇是以臺詞為主要表達手段的，如果連臺詞都聽不清的話，又叫人怎麼去欣賞呢？ 我記得自上世紀中葉開始，大家就意識到，電影應該盡量擺脫戲劇的影響，無論是編劇還是表演，都應該更自然，更貼近生活。特別是「二戰」後興起的義大利新現實主義，主張故事片也應像紀錄片那樣記錄下生活原貌，盡量去除人為的編造，這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也是被中國影視界所認同的。改革開放之後，港臺片大量湧入，許多人主張向港臺演員的讀詞方法靠攏——不刻意點送，完全放鬆了說。因此也產生了一個誤區，好像影視表演，臺詞只要像生活中那樣隨便一說就行了，用不著下工夫去鑽研。他們忽略了一點：不刻意點送，不等於不要點送。生活中，我們說話也是要點送的，只不過說話的人不自覺罷了。同樣一句話，邏輯重音不同，表達的意思就可能大不相同。譬如：「我今天不想看電影」，如果把邏輯重音放在「今天」上，那意思是我不是不想看電影，只是今天不想。如果把重音放在「看電影」上，那意思就成了散步、聊天都可以，只是不想看電影。同樣，聲音放鬆、語氣自然，也絕不等於口齒不清。生活中你沒聽清對方說什麼，還可以問一聲「你說什麼」,而觀看影視劇時，你是沒法問的。再說，無論是在家看電視，還是到影劇院去看話劇、電影，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客觀環境的幹擾，所以你必須比生活中點送更到位，口齒更清晰。 當年，我們上影廠的每個譯制導演和錄音都有一張卡，可以憑卡到全上海任何一個電影院去看電影，以便了解我們譯制影片的實際效果。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年輕的導演江海洋把他的第一部電影拿到我們廠做後期配音，他曾向我提出：「能不能像港臺演員那樣讀詞？」我告訴他我們可以那樣讀詞，在我們的棚裏也是可以聽清檯詞的，因為我們的錄音棚是強吸聲的。但是經過混錄，清晰度會受到一定損失，電影院的條件不可能都像我們廠的設備那麼好，除了國泰和大光明，在別的影院就會聽不清檯詞了。結果，他還是選擇了我們慣常的讀詞方法。 2005年夏天，我以前的譯制廠同事施融回國探親。早年曾接受過我輔導的林棟甫，請我和小施去喫飯。這天沒去他開的酒吧，而是在他家裡，喫他親自下廚做的西餐。我一直喜歡他燒的小菜，並不覺得飯店裡那些很貴的菜就一定好喫。所以我對施融說：「你好大面子，我一直說喜歡喫他燒的菜，他都不肯做。你來了，他就親自下廚了。」小林趕緊對我說：「下禮拜你們再來，我專為你做。」其實，我知道，他現在既要打理酒吧，又要做節目養家，不再有多餘的精力。再說，每年母親節，他總不忘請我出來喫頓飯，或買束花、買盒巧克力，已經夠有孝心了。我哪裡會真的計較他是不是親自下廚。我這樣說，不過為哄施融開心罷了。 那天飯後，他們一人一小杯酒，一面品著酒，一面興緻勃勃地談起該怎樣讀臺詞來。我們談及電影、電視和舞臺劇的區別呀，對臺詞的處理呀……小林說：「當年她聽我讀一篇散文，我讀到一個地方，她說『停頓呀，你怎麼不敢停頓?』」施融問：「誰說？」小林指著我說：「我的老師啊。她說你不敢停頓，因為你沒有生活在人物的狀態裏，怕一停頓情緒就斷了。你如果生活在角色中，就一定會停頓，觀眾也會和你一起感受到需要這個停頓。那篇散文中有一段說，『我以為，這回上帝終於給我送來了一個天使……我又錯了。』從興緻勃勃地以為來了個天使，到發現錯了，是有一個過程的，你把這個過程省略掉，整篇文章就失去了節奏。」兩個人還談起了對舞臺的迷戀，小林問施融：如果有好的話劇劇本，你會回來嗎？施融說，一定回來。 不知不覺快十點了。我跟棟甫說，你叫司機送我回去吧。小施說：「真的不早了，我跟你一塊走吧。」 到了車上，小施意猶未盡，又說起港臺式的讀詞來。他說：「與聽那種小和尚念經相比，我情願聽北京人藝那個……」 「你想說鄭榕吧？」 「就是鄭榕。他雖然有很重的舞臺腔，可表達的是人物的感情，所以反而使人感到他刻畫的人物色彩濃烈——像《茶館》裏的常四爺。」 「所以你老學他撒紙錢那句臺詞。」 「不是我學他，是蓋文源老學他。」 「還有一個舞臺腔很重的演員，遼寧的李默然。他的鄧世昌多棒。」 「是，是，他的讀詞鏗鏘有力，把愛國將領的赤膽忠心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說：「不過，我更喜歡於是之和林連昆的讀詞。」 車已經到了他家的樓前，他匆匆地抱了我一下以示告別。轉眼間便消失在大堂明亮的燈光中了。 不料他回到紐約還不忘這個話題。有一次他在越洋電話中問我：「你說趙丹的臺詞怎麼樣？」 我說他有南方口音。 他又問：「那他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不是到位？」 「當然是很到位的。」 「那他的臺詞到底算好呢還是不好？」 「當然算好。」趙丹是個偉大的演員。我特別喜愛他扮演的林則徐和《烏鴉與麻雀》中的「小廣播」。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的高貴、威嚴，對同僚的謙恭、誠懇，以及對英國鴉片商人的凜然正氣，這一切都通過他的臺詞和身段，升華成了一種藝術的美。你被他的表演所吸引，根本就不會想到，他的臺詞哪個字讀音不標準。尤其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他怎麼既能演好那樣有身份有抱負的高官，又能演好上海的小混混——小廣播。他那場「軋金子，賣黑市，再軋金子，再賣黑市」越算越得意，「我發財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把破竹椅也笑塌了，真是精彩絕倫。那一口上海普通話，更使這個人物錦上添花。 當然，影視和話劇為了便於全國老百姓接受，應該以普通話為主。說好普通話，是影視、話劇演員的基本功。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方言卻是不可代替的，如黃蜀芹導演的《孽債》。 上世紀70年代末，在雲南插隊的廣大上海知青可以返城了。但是，必須是沒結婚的才能回上海。因而，有些已經結過婚，甚至有了兒女的男女知青們，為了回上海，不惜離婚，拋下了配偶和兒女。十幾年後，他們在上海又成了家。他們留在雲南的兒女也懂事了，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或者母親原來在上海，於是成羣結隊來上海尋親。他們的到來，引發了他們父母新的家庭很多矛盾，最後他們決定回雲南去，而不懂上海話，也是令他們無法融入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該說上海話的段落必須說上海話，他們聽不懂父母在說什麼，才會感到茫然無措。 總之，語言是為刻畫人物服務的。一句精彩的臺詞，可以表達無比豐富的內涵。例如《紅樓夢》中，林黛玉初到賈府，府中的老老少少都早早陪在賈母身旁，迎接這位貴客。只有王熙鳳姍姍來遲，而且不等進屋便高聲叫道：「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只這一聲，便把王熙鳳自視能幹，又受賈母寵愛，以及她在府中的權勢與地位，都表達出來了。 臺詞功夫，是值得每個戲劇工作者花一輩子去鑽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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