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壽

（安徽農業大學 中華茶文化研究所， 安徽 合肥）

摘要：當代中國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統，形成了專職、兼職和業餘的三支隊伍。創辦了一批茶文化類雜誌，出版社也紛紛搶灘茶文化陣地，為中國茶文化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了有利條件。20多年來，發表各類有關中國茶文化研究論文約3000篇，出版各類茶文化書籍600多種，主要成就表現在茶文化總論、茶史研究、茶藝和茶道研究、陸羽及其《茶經》研究和茶文化工具書編纂五個方面。此外，在茶與儒道釋、茶文學與藝術，茶俗、茶具、茶館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點的成果。

真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茶文化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為止，基本形成了專職、兼職和業餘的三支隊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陸續創辦了一批茶文化雜誌，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發表提供了條件。此外，各種茶學類雜誌以及一些飲食文化、旅遊文化類雜誌、大學學報也刊發一定數量的茶文化研究論文。全國數十家出版社也紛紛搶灘茶文化陣地，形成一股茶文化書籍出版熱潮。初步統計，近30年來全國刊發的茶文化研究論文約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書籍有600多種。

茶經

當代中國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茶文化總論、茶史研究、茶藝和茶道研究、陸羽及其《茶經》研究和茶文化工具書編纂五個方面。此外，在茶與儒道釋、茶文學與藝術、茶俗、茶具、茶館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點的成果。

一、茶文化總論

（一）「茶文化」概念的確立

儘管中國茶文化在中唐時期已經形成，但「茶文化」這一名詞的出現卻是在當代的事。

《茶業通史》

在20世紀70年代末，吳智和撰著《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78年）。20世紀80年代初，陳椽在《茶業通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與文化」專章。其後，茶的文化、茶與文化、茶葉文化、茶藝文化、飲茶文化等頻見文著，「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紀80年代，「茶文化」新名詞在中國海峽兩岸先後出現。1984年，庄晚芳在論文《中國茶文化的傳播》（《中國農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茶文化」一詞。1987年，張宏庸在《茶藝》（台北：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一書中使用「中國茶文化」。1988年，范增平等發起成立了「中華茶文化學會」，「研究發展茶文化學術，發揚光大中華茶文化」。[1]儘管如此，「茶文化」一詞在當時還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動仍稱「茶與中國文化」。1990年6月，孔憲樂主編《茶與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一書，還是稱「茶與文化」。

不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作為新名詞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勢不可擋。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學會在合肥成立。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舉辦「首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研討會主題是「茶文化的歷史與傳播」，王澤農等向研討會共提交了50多篇論文，後來出版了《茶的歷史與文化——九０杭州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選集》（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1年）， 「國際茶文化研討會組織委員會」著手籌備成立「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國茶文化大觀」編輯委員會，計劃編輯《茶文化論叢》、《茶文化文叢》、《茶文化譯叢》。到1990年，「茶文化」作為新名詞被中國社會廣泛接受。

1991年，王冰泉、余悅主編的《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對構建中國茶文化學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深入探討；同年，姚國坤、王存禮、程啟坤編著的《中國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這是第一本以「中國茶文化」為名稱的著作，篳路藍縷，開創之功不可沒；同年，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陳文華主編的《農業考古》雜誌推出「中國茶文化專號」，每年兩期。在第1輯上，發表了陳香白的《中國茶文化綱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學術論文。

1992年，《茶文化的傳播及其社會影響——第二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選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同年，王玲的《中國茶文化》（中國書店）出版，這是一部概念明晰、體系完善、結構合理、簡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編的《中國茶文化辭典》（安徽文藝出版社），則是第一部關於中國茶文化的簡明實用辭典。

《中國茶文化基礎知識》

可以說，到1992年，「茶文化」作為一個新概念而被確立。但是作為一個新概念，對其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時難以統一，所以後來不斷有人通過論文、著作對茶文化的概念進行闡釋。如陳文華《中國茶文化基礎知識》（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黃志根主編《中華茶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農業出版社，2000年）、姚國坤《茶文化概論》（浙江攝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羅九《茶文化淺說》（《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鄒明華《養生，修性，怡情，尊禮——論中國茶文化的內涵》（《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韓金科《唐代文化思想發展與中國茶文化的形成》（《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賴功歐《中國哲學中的自然與隱逸觀念及其茶文化內涵》（《農業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與人文精神的綜合體》（《農業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與中國人生哲學（論綱）》（《農業考古》， 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從自然到個人主體與文化再生的探尋》（《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陳香白《「茶文化」通義》（《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試論中國國民性與中國茶文化精神》（《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和《試論中國茶文化與中國文人的審美取向》（《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魯明《試論中國茶文化新世紀走向》（《農業考古》， 2000年第4期）、余悅《東方閑情的精神品貌——中國茶文化價值顯示悖論》（《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國茶文化當代歷程和未來走向》(《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7期)及《加強茶文化學科建設的理性思考》（《農業考古》，2005年第4期）、朱紅纓《基於專業教育的茶文化學體系研究》（《茶葉科學》，2006年第1期）、丁以壽《中國茶文化研究現狀、學科定位和研究隊伍建設》（《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試論中國茶文化研究現狀與科學發展》（《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關劍平《從文化理論看茶文化研究屬性－兼論茶學與茶文化的關係》（《茶葉科學》，2008年第5期）等論文，進一步闡明茶文化的概念、內涵、體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學科的確立

茶文化學科是茶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是一門新興的人文社會科學綜合性學科。

早在1991年，余悅就撰文呼籲建立「中國茶文化學」，[1]提出中國茶文化結構體系的六種構想，茶文化學必須研究和解決的六大問題。王玲也同時提出建立「中國茶文化學」的構想。[2]兩位在當時就有自覺的學科意識，難能可貴。

王玲《中國茶文化》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統為主體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為茶文化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王玲《中國茶文化》、於觀亭《茶文化漫談》（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年）、陳文華《長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國茶文化學》（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姚國坤《茶文化概論》、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第二版，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等為茶文化學科建設添磚加瓦；浩耕、梅重主編《中國茶文化叢書》（浙江攝影出版社，1995年）、余悅主編《中華茶文化叢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覽叢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曉主編《人在草木中叢書》（浙江攝影出版社，2003年），對茶文化多方面進行專題研究。此外還出版了許多單本的專題性茶文化研究著作，發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論文。這些成果，為茶文化學科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2004年12月，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成立直屬機構——學術委員會，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茶文化學術研究。對中國茶文化研究進行全面規劃，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庫，組織全國茶文化專家進行課題攻關，目前已經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2005年8月，江西社會科學院在婺源縣曉起村主辦「中國茶文化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研討會」，次年8月，又主辦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現狀、學科定位和研究隊伍發展研討會」，標誌著茶文化學科建設的自覺。

更為關鍵的是，自本世紀初以來，在中國高校中，不僅有茶藝、茶文化專科專業和茶學本科茶藝、茶文化專業方向，而且在茶學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養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實上已將「茶文化」作為茶學的一個子學科，儘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本世紀初，不約而同，全國許多省市教育、科研人員都在致力於茶文化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終於使得「茶文化學科」地位初步確立。

二、茶史研究

在中國茶文化研究中，中國茶史研究起步最早，目前已成為中國茶文化研究中的熱門。

茶史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成果是陳椽《茶業通史》（農業出版社，1984年）。《茶業通史》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學通史著作，書中對茶葉科技、茶葉經貿、茶文化作了全面論述，是一部體大思精之著，是構建茶史學科的奠基之著。其後，陳椽又著《中國茶葉外銷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對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歷史作了深入研究。

庄晚芳的《中國茶史散論》

庄晚芳的《中國茶史散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年）從茶的發展史、飲用史等來論證茶的發源地，並著重論述了茶的栽制技術的演變以及茶葉科學研究的進展等，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論述了茶之紀原、茶文化的搖籃、秦漢和六朝茶業、稱興稱盛的唐代茶業、宋元茶業的發展和變革、我國傳統茶業的由盛轉衰、清末民初我國茶葉科學技術的向近代轉化、抗戰前後我國茶葉科技的艱難發展，為茶史學科建設作了重要貢獻。

關劍平的《茶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選擇中國茶史研究薄弱的時期——魏晉南北朝迄初唐時期入手，從文化史角度闡明當時飲茶習俗的發展狀況以及飲茶習俗形成的社會文化基礎，特別是飲茶習俗產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國醞釀的過程，對漢魏六朝茶史作了深入的考證和研究；陳文華的《長江流域茶文化》,「按本書的實際內容應該取名為《長江流域茶文化史》」；[1]滕軍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對中國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歷程作了細緻的研究。

夏濤主編的《中華茶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的上下五千年的中華茶史，對先秦、漢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現代各個時期的中華茶葉科技、茶葉經貿、茶文化和茶的傳播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郭孟良的《中國茶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簡明的中國茶史讀本。

中華茶人聯誼會編輯的《中國茶葉五千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第一部編年體的中國茶史著作，對近現代茶界大事記載尤詳；沈漢、朱自振的《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中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寫的《中國茶文化史》，這是第一部中國茶文化史；余悅的《茶路歷程——中國茶文化流變簡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簡明的中國茶文化史著作；陶德臣等的《中國茶葉商品經濟研究》（軍事誼文出版社，1999年）論述中國茶葉商品經濟發展的歷程。

斷代茶史或專門史著作有梁子的《中國唐宋茶道》（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學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的《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孫洪升《唐宋茶業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劉淼《明代茶業經濟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還有少量地方茶史著作如賈大泉和陳一石著《四川茶業史》（巴蜀書社，1989年）、阮浩耕主編《浙江省茶葉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謝文柏著《顧渚山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王旭烽的《茶者聖——吳覺農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則是第一部關於當代茶人的傳記。一些綜合性茶著，如《中國茶葉大辭典》、《中國茶文化大辭典》中也涉及到中國茶史的內容。

此外，各種雜誌上還發表了一批關於中國茶史的研究論文。

關於茶葉科技史研究，有陳文懷《茶樹起源與原產地》（《茶業通報》，1981年第3期）、王潮生《古代茶樹栽培技術初探》（《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書（朱自振）《略論我國茶類生產的發展》（《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國古代茶樹栽培史略》（《茶業通報》，1986年第3期）、陳以義《綠烏龍、紅烏龍和青烏龍的發展史》（《古今農業》，1987年第1期）、程啟坤和姚國坤《論唐代茶區與名茶》（《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國茶葉科學技術史大事紀要》（《農業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王賽時《略論唐代的茶葉產地與製作》（《古今農業》，2000年第1期）。

關於茶葉經濟史研究，有唐耕耦和張秉倫《唐代茶業》（《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張澤咸《漢唐時期的茶葉》（《文史》第11輯，中華書局，1981年）、王洪軍《唐代的茶葉生產》（《齊魯學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葉產量貿易稅收與榷茶》（《齊魯學刊》，1989年第2期）、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呂維新《唐代貢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宋代的茶馬貿易》（《農業考古》，1998年第2期）、《遼、西夏、金時期茶葉貿易史略》（《農業考古》，2000年第4期），陶德臣《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發展階段與特點》（《中國農史》，1996年第2期）、《中國古代茶葉商品化程度的發展狀況》（《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中國古代的茶商和茶葉商幫》（《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近代中國茶農的經營狀況（1840－1917）》（《中國農史》，2003年第1期）、《宋代茶商集團勢力的發展》（《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林文勛《唐宋茶葉生產發展原因補充》（《中國農史》，2000年第1期）、孫洪升《明清時期的茶葉生產形態探析》（《中國農史》，2001年第4期）、劉淼《戰前祁門紅茶的海外銷售和市場價格分析》（《中國農史》，2004年第4期）。

關於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論兩晉南北朝飲茶風氣的形成和轉盛》（《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與茶》（《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韓金科《試論大唐茶文化》（《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王賽時《論唐代的飲茶風習》（《農業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論》（《農業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書鉤沉》（《農業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與茶雜著述略》（《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書考》（《農業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長春《從明代茶書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農業考古》，2004年第2期）。

關於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農業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農業考古》，1992年第2期）；鞏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農業考古》，1995年第4期）、徐曉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產考證》（《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葉生產述論》（《古今農業》，2003年第4期）、趙大川《徽茶考》（《農業考古》，2004年第2期）；吳旭霞《宋代江西的茶葉》（《農業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時期的江西茶葉》（《農業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興」地區茶史考略》（《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業述論》（《古今農業》，2000年第1期）、楊載田和王鵬《歷史時期的湘茶生產及其發展探索》（《中國農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華《雲南普洱茶發展簡史及其特性》《農業考古》，1993年第4期）、黃桂樞《雲南普洱茶史與茶文化略考》（《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陶德臣《日據時代台灣茶業的經濟結構與貿易》（《中國農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復初期的台灣茶業》（《中國農史》，2000年第1期）等。

當前對中國茶史的研究基本集中於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對20世紀中國茶史的研究則非常不夠。然而20世紀是中國茶學、茶葉科技發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個世紀，理應得到重視和加強。

中國茶史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仍存在諸多不足。[1]有關先秦的茶史，撲朔迷離；漢魏兩晉南北朝茶史，語焉不詳；中華民國茶史，新中國50年茶史，亦待補闕如之憾；除陸羽、吳覺農外，古今眾多傑出茶人尚無傳記。中國茶史研究中還存在著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從學術上去填補、開拓。

三、茶藝和茶道研究

茶藝是茶文化的基礎，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雖然中華茶藝、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們在當代的復興、被研究卻是始於20世紀80年代。

台灣是現代中國茶藝、茶道的最早復興之地。蔡榮章、林瑞萱、范增平、吳智和、張宏庸、周渝等是台灣較早致力茶藝、茶道研究和實踐的人。

蔡榮章自1980年以來長期致力於現代茶藝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蔡榮章著有《現代茶藝》（台北：中視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礎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說茶之陸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門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等，林瑞萱著有《中日韓英茶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等，夫婦合著有《現代茶思想集》（台北：中華國際無我茶會推廣協會，2000年）等。蔡榮章、林瑞萱夫婦為現代茶藝、茶道的理論和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范增平出版了《台灣茶文化論》（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藝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修訂版）、《台灣茶藝觀》（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等，吳智和出版了《中國茶藝論叢》（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國茶藝》（台北：正中書局，1989年）等。張宏庸出版了《茶藝》（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台灣傳統茶藝文化》（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

澳門的羅慶江在《「中國茶道」淺談》（《農業考古》，2001年第4期）中對中國茶道概念進行闡述，此外，對茶席設計也有所探索。

大陸方面，在茶藝的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上有突出成就的則有童啟慶、陳文華、余悅、林治、喬木森、馬守仁、周文棠、陳香白、丁文、朱紅纓、袁勤跡、劉菂等。

童啟慶出版了《習茶》（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6年）、《生活茶藝》（北京：金盾出版社，2000年）、《影像中國茶道》（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2年），為現代茶藝、茶道提供了範式。

陳文華不僅在《中華茶文化基礎知識》、《長江流域茶文化》、《中國茶文化學》等著作中，對茶藝、茶道概念和特徵、精神作了精要的闡釋，而且還發表了《茶藝·茶道·茶文化》（《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論當前茶藝表演的一些問題》（《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論中國茶道的形成歷史及其主要特徵與儒、釋、道的關係》（《農業考古》，2002年第2期）、《論中國茶藝及其在中國茶文化史上的地位》（《農業考古》，2005年第4期）等論文，進一步對茶藝、茶道進行理論闡釋，並指出當前茶藝編創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誤區。

余悅在《中國茶韻》（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對茶藝、茶道概念、茶道與儒道釋的關係等作了精要的闡釋，並在《儒釋道和中國茶道精神》（《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中國茶藝的美學品格》（《農業考古》，2006年第2期）、《中國古代的品茗空間與當代復原》（《農業考古》，2006年第5期）等論文中進一步闡釋了茶藝美學、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國茶藝》（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0年）、《中國茶道》（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0年）、《中華茶藝集錦》（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茶道養生》（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對各類茶的沖泡技藝、茶藝六要素美的賞析、茶藝美學基礎、茶道精神、茶道養生等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凱亞的系列論文《中國茶道的自然之美》（《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中國茶道的淡泊之美》（《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中國茶道的風度之美》（《農業考古》，2005年第2期）、《中國茶道的虛靜之美》（《福建茶葉》，2005年第2期）、《中國茶道的人情之美》（《福建茶葉》，2006年第1期）、《中國茶道的簡約之美》（《農業考古》，2006年第2期），闡釋了中國茶道美學精神。

馬守仁（馬嘉善）出版《無風荷動——靜參中國茶道之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並通過《茶藝美學漫談》（《農業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國茶道美學初探》（《農業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藝美學的形式美、動作美、結構美、環境美、神韻美五個特徵和茶道美學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個特徵。

喬木森的《茶席設計》（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對茶席設計的基本構成因素、一般結構方式、題材及表現方法、技巧等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周文棠在《茶道》（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對茶道的類型、形式進行探究。

陳香白在（《論中國茶道的義理與核心》（《農業考古》，1992年第4期）、《茶道即人道》（《農業考古》，1995年第2期）中對中國茶道義理和思想的論述，丁文在《我的茶道觀》（《農業考古》，1998年第4期）里對茶道觀的闡述，朱紅纓在《茶文化學體系下的茶藝界定研究》（《茶葉》，2006年第3期）中對茶藝的思想性、藝術性、制度性、技能性等內容所進行的論述，都有一定的新見。

袁勤跡通過實踐來詮釋現代茶藝，她的《龍井問茶》、《九曲紅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設計及表演已成為經典。劉菂的《普洱茶藝》（北京出版社，2004年）對當代普洱茶藝進行了探索。

丁以壽主編《中華茶道》（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華茶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並以《中國茶藝概念詮釋》（《農業考古》，2002年第2期）、《中國茶道概念詮釋》（《農業考古》，2004年第4期）、《新世紀中華茶藝發展問題的思考》（《茶苑》，2005年第2期）等論文，對茶道和茶藝的概念、構成要素、分類及兩者的關係，中國茶藝發展的原則等作了深入探討。又在《中國茶道發展史綱要》（《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中國飲茶法源流考》（《農業考古》，1999年第2期）、《中國飲茶法流變考》（《農業考古》，2003年第2期）中對中國茶道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國茶藝的類型及其演變作了梳理。

工夫茶是中國茶藝、茶道的代表，圍繞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曾楚楠《潮州工夫茶芻探》（《農業考古》，1993年第4期）、丁以壽《工夫茶考》（《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郭雅玲《工夫茶的由來與延伸的若干問題探討》（《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陳香白《工夫茶與潮州朱泥壺》（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和《潮州工夫茶》（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5年）等。

當代中國茶藝、茶道還處在探索階段，目前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未完待續，請接看「當代中國茶文化研究略評 （下）」）

注釋：

[1] 范增平：《台灣茶文化論》，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第28頁

[1] 彭勃：《中國茶文化學論綱》，王冰泉、余悅主編：《茶文化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第1-16頁。

[2] 王玲：《關於「中國茶文化學」的科學構建及有關理論的若干問題》，王冰泉、余悅主編：《茶文化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第17-31頁。

[1] 陳文華：《長江流域茶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40頁。

[1] 凱亞：《略論我國現代茶學在理論探索上的貧困現象》，《農業考古》，1999年第4期，第1-2頁。

[1] 余悅：《中國茶文化研究當代歷程和未來走向》，《農業考古》，2005年第4期，第42-53頁。

本文原刊《飲食文化研究》2009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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