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試圖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共產社會，在掌權之後，就強迫全國執行「城市大清空」和「平民下鄉農耕」政策。因此，命令所有城市居民強制性遷移至農村，從事農產品生產。同時關閉銀行、廢除貨幣制度和取消私有財產等措施，且禁止人民上學及參與宗教活動，還取消夫妻關係，甚至強制拆散家庭，如有違反者，最重還會遭到處決。在一連串的強制勞動、內部清洗、集中營、勞改、政治迫害及大屠殺等恐怖統治，再加上政策不當，而釀成大饑荒、過勞死及瘟疫等，致使在3年8個月的統治下，造成約200萬人死亡，此人數約等於當時柬埔寨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紅色高棉的迅速崛起又馬上衰敗，是人類二十世紀紅色運動的濃縮版和強化版，為後人剖析這場人類歷史上波及面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運動，提供了絕佳的素材。

縱觀二十世紀，主線條就是紅色運動的興起、鼎盛，乃至衰退，到幾近消亡。

這些運動的共同特點，就是否認現實塵世生活的意義和目的，否認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代之以清教徒般的道德自律和近乎苛刻的簡樸，並賦予精神世界以最高價值和地位。這些運動的發起者、號召者們，總是給人們描繪一幅十全十美的未來世界的理想畫卷，並號召人們為了這個美好的未來世界奮鬥終身，拋棄眼前的幸福和世俗的歡樂。

而達到這個理想世界的途徑和手段，這些運動也有驚人的一致性，就是以階級為線進行大規模社會重構。

考察一下這場波及全人類的左翼運動，就會發現，它是呈現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每一場後起的運動，都要在運動的規模、深度、方式、手段等諸多方面對前一場運動加以「修正」，都以為自己掌握了宇宙運動的規律，掌握了人類發展的終極真理。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二十世紀的左翼運動是一個修正主義不斷產生又不斷被打到的過程。考察一下蘇俄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為止）、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為止），最後到了這場運動的濃縮版和強化版——那就是曾經成功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和未能成功的秘魯光輝道路，是不難得出這個結論的。

上了年級的中國人都知道「蘇修」這個詞的內涵，中國以此指責蘇聯成了修正主義，而後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則又指責中國是修正主義。紅色高棉在兩三年里就把上述在蘇聯、中國需要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裡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１９７７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紅色高棉高級幹部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

在紅色高棉領導下，一場大規模社會改造開始了，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掌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徵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４７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３２歲、女子２５歲以下不準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

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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