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啃硬骨頭計日程功、打漂亮仗捷報頻傳的脫貧攻堅決戰階段，要確保高質量脫貧落到生活實處、落到羣眾心裡，也需要正視仍然存在的風險苗頭。

直面問題，才能拿出管用的化解之策。部分地區仍存在“政府埋單、羣眾不買賬”“重物質脫貧、輕社會建設”等六大風險苗頭，需要在接下來的工作中加以重視。

在黔桂烏英苗寨，村民挑着秧苗去插秧 黃孝邦 攝

一、政府埋單、羣眾不買賬，降低羣眾扶貧認可度

“政府安的水龍頭”“你們（政府）的瓦片壞了”……滇黔桂石漠化山區某村寨發現，這個當地4年前花費700餘萬元打造的寨子，由於新房屋頂掉瓦較多、水龍頭不出水、街巷路燈不亮等問題持續存在，村民嘖有煩言。

由於基層政府未能與村民妥善溝通，羣眾普遍存在“修房修路只是公家折騰”的心理，居住在山脊上的70多戶村民寧願到六七百米遠的地方挑水吃或三五戶集資打井抽水吃，也不願意交3元/噸的水費，政府花錢興修的安全飲水設施成為擺設。

此外，也有村民表示，政府對錢是否花在刀刃上考慮不足，公共工程也不乏質量問題。如2015年新房蓋瓦時，他們就反映過新瓦質量不好，與當地舊瓦相比，一片瓦輕半斤，大風一吹就掉，但政府沒理會。

二、小馬拉大車，政策兜底過多，謀劃過於理想化，給地方政府帶來額外壓力

為盡快脫貧、減少返貧，一些地區出臺提高貧困戶看病報銷比例（有些地方甚至達到100%報銷）等不切實際的健康扶貧政策，因此出現患者寧願住院不願門診就醫的“小病大養”問題，部分縣市醫保基金面臨透支風險。以中部某市為例，該市出臺貧困戶年自負醫療費用不超過5000元的保障政策，一些住院患者因此長期不出院，將醫療機構當作養老院、福利院。

另一方面，以發錢方式“兜底”仍是部分深度貧困地區選擇的重要扶貧措施。西北地區某貧困村第一書記助理告訴半月談記者，由於產業扶貧培育時間較長、短期不易見效，自己所在的村莊對貧困戶的現金幫扶佔比高達45%。他擔心，一旦政府“斷奶”，這些脫貧羣體返貧風險大。

為解決當地貧困勞動力就業問題，前年西部某縣花400萬元扶貧資金建設了一座扶貧培訓中心，運行近一年來只解決了108人就業，其中相當比例還是無需培訓的短期就業。

半月談記者在一份就業崗位派遣名單上看到，十幾名村民都是被派去臨時養牛。由於用工需求不多，培訓業務少，400平方米的中心平日門可羅雀，培訓教室裏擺放的4臺縫紉機看起來基本沒怎麼用過。記者來採訪時，幾名工作人員都在自顧自玩着手機，對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羣眾就職去向等情況一問三不知。

三、部分地區倡導“黨員先富”影響基層組織威信

中藥材產業助力雲南香格里拉農民脫貧增收 樑志強 攝

為讓黨員發揮先富帶動作用，一些地區優先將扶貧資源和機會給予黨員或村幹部，其他村民因不能同等享受發展機會，意見較大。半月談記者在部分貧困村瞭解到，有人利用自己是黨員且擔任村支書機會，優先獲得政府80萬元資金，用以種植水果172畝，一年收入30萬元。其他村民根本沒有渠道獲得這樣的扶持，連“萬元戶”都當不上，有人惆悵不已，有人甚至因妒生恨。

部分基層扶貧幹部坦言，在未建立嚴格約束機制和合理分配機制的情況下，一些扶貧項目優先給黨員發展，確實容易產生一些不良影響，甚至離間基層黨組織和羣眾的關系，削弱黨組織在農村的威信。

四、重物質脫貧，輕社會建設

一些自認為夠格當貧困戶卻沒當成的村民阻擾破壞扶貧項目實施；一些村寨貧困戶與非貧困戶難以共處甚至互相敵視；部分受幫扶羣眾等靠要思想滋長；靠打工脫貧的深度貧困村，村寨“三留守”問題突出，年邁的留守老人無人照顧，生活艱辛……隨着扶貧攻堅的深入推進，各地正加快補齊深度貧困地區“水電路訊房產業”等短板，與此同時，不少村莊內生髮展能力的培植還有待引起重視。

從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照顧到村莊公益事業共建共管，扶貧事業的社會建設維度不應遭到忽視。可持續脫貧亟需以實招加強基層社會建設，通過提升農民改善生活的內生動力及互助合作水平，為穩住脫貧成效乃至謀求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

五、扶貧“一頭熱一頭冷”，影響脫貧成效

受急躁化決策等因素影響，一些深度貧困地區扶貧出現“一頭熱，一頭冷”情況：上層政策不可謂不熱心，羣眾反應卻頗為冷淡。以西南某深度貧困村為例，2016年，該村被確定為易地扶貧搬遷村，全村508戶2335名村民需整體跨地區搬遷至180公里遠的其他縣城，但相當一部分村民近年來通過外出務工，已在老家修建了兩三層房屋，村寨水電路訊通暢不成問題，生活成本也較低，就地發展有前景，村民依靠外出務工脫貧也有條件。因此，大部分村民不願意搬家，願意搬出的，也不想拆掉舊房。

據當地村幹部介紹，經過反覆動員，目前他們村才搬遷了186戶，其中不少還是半搬遷戶（子女先搬到縣城，父母依舊住在老家），而這186戶村民搬入縣城普遍感覺工作少、工資低，就地務工難以維持一家人生計，大部分還是選擇去了沿海打工。“如果要‘一刀切’拆舊房，已經搬出去的50%以上羣眾將把鑰匙丟還政府，重新回老家生活。”村幹部說，不顧基層實際情況的拍腦袋決策只能是“一根彈簧插到底”，壓得再實也會反彈，受累的還是基層幹部。

六、資金投入大手筆卻沒有下足綉花功夫，甚至產生“浪費式扶貧”

近年來，在政府及社會力量幫扶下，各地貧困村因地制宜發展村集體經濟，不少村每年可有3萬至5萬元甚至更多的經濟收入。而在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及村組幹部入股發展過程中，不少地區因缺乏規範化的管理和科學的貢獻評定機制，村組幹部面臨廉政風險和村民的信任危機。

某貧困縣紀委書記表示，去年以來，他們處分了十餘名農村黨員幹部，處分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農村黨員幹部在發展村集體經濟過程中，存在私分挪用浪費村集體資金等情況，有些直接將村集體經濟變成“家族合作社”或個人的“提款機”。

另一方面，國家與地方在扶貧事業上投入大量資金，一些地方獲得資金後，為花錢而花錢，不惜反覆折騰、大水漫灌，產生“浪費式扶貧”。以西北地區某貧困村為例，2017年該村投入五六十萬元建設了一個人飲工程，項目還沒完成審計驗收，去年縣裏又撥來一百多萬元改造資金限期用完，村裡就將項目返工擴建。

當地鄉鎮幹部介紹，去年他們鄉鎮4個村共獲得了270多萬元農村安全飲水提升項目資金，實際只要130萬元左右就能高質量解決問題。此外，一些地方為推動美麗鄉村建設，要求各村大搞栽花種樹、配建運動器械，卻缺乏細致規劃評估。由於籌劃不當，部分村栽的花和樹不適合當地生長，不久即以枯死收場，運動器械也損毀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