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世界陷入空前低迷的经济危机之中。美国华尔街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几乎连带摧毁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被危机击打地奄奄一息，其在国内的统治也相对地衰弱了！

针对这样的新的国际局势，总部位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第四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们倍感兴奋，1928年7月17日，共产国际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认为世界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时期」，也即帝国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全面衰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迎来高潮！

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三个月前，在1928年的4月份，台湾的共产主义者在日共、中共代表的见证下，根据共产国际东方局的决议宣布成立台湾共产党。这是属于台湾——番薯形的热带岛屿的第一个列宁式政党，与先前成立的台湾民众党等台湾人民组织的政治团体不同。台湾共产党有自己清晰的纲领、党章、权力机构和运作规则，他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和社会主义的台湾人民共和国！

二十年代的台湾，身在奉行对外扩张的旧日本政权的军事统治之下。基于日本统治集团的地区分工政策，台湾被视之为帝国在南方的粮仓和糖厂，应当为帝国源源不断地提供质优价廉的热带农产品。除此之外，台湾的工业发展是羸弱的，日本当局也是不支持乃至抑制台湾本土的工业发展的。

基于这样的一种形势，台湾的人民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贫穷和愚昧的安逸」之中，整体的社会形态依旧陈腐、破旧，充斥著与二十世纪的时代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矛盾的社会要素，并且与其富饶的亚热带移民岛屿的身份严重不符。尽管如此，与海峡对岸连年征战，缺乏有效治理的中国大陆而言，台湾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依然高过前者。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万马齐喑，不知晦暝的社会之中，诞生了台湾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领袖——谢雪红！她曾经只是一位童养媳，不识字更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的旧式女性。在性别的压迫和阶级的压迫之中，本应早早地就沦为一介不知名的匹妇，成为历史尘埃之中默不作声的大多数。

出人意料的是，性格暴烈的谢雪红仿佛是台湾这一初生的移民社会的化身，从不屈服并且试图夺取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谢雪红在二十五岁——在当时看来早已是女性的命运尘埃落定的年纪，第一次跨越海峡来到中国的大都市上海。1925年冬天，谢雪红通过中共党组织的帮助穿越西伯利亚远赴莫斯科，一位闽南式的农村妇女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选择的在台湾这座岛屿的代表！

根据列宁亲自撰写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布哈林所作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应该成立自己相应的共产主义政党，朝鲜和台湾两地的共产党应该由日共负责领导和提供帮助。

经过两年多的职业革命家教育，谢雪红及其台湾的同胞林木顺回到了上海，并与此时身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台湾共产主义者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潘钦信等人陆续取得了联系。他们经过充分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正在等待著一个时机，准备建立台湾自己的共产党组织。

正如前文所说，台湾共产党与第二年的春天在上海秘密成立。此时，日本共产党正忙于准备次年即将举办的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全民普选，而中共正在刚刚开展的全面武装斗争中寻求突破四一二政变以来的第一次国内革命低潮的转机。可以说，台湾的共产主义者此时是无法取得太多来自这两个邻近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帮助的，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双手在这样一个民风淳朴、富饶美丽的岛屿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值得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庆幸的是，台湾社会此时并非是铁板一块，新的思想和文化已经输入了这块土地。在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号召及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台湾社会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组织。其中不乏秉持了左翼的立场，主张台湾人民自决和自立的团体。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就是由台湾的民主先行者蒋渭水先生参与建立的台湾文化协会。

或许是因为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之下的因素，台湾的农业条件在周边的区域内是令人艳羡的。成千上万的闽南人、客家人渡海前来，就是为了享用台湾岛西岸得天独厚的冲击平原和全年雨季的。数百年以来，台湾人民从来不愁吃穿，在此社会因素的作用下，相比对岸的福建人和广东人而言，台湾人民有了更多的闲暇，也对文化活动和公共活动有了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台湾是一块新兴的移民社会，无论是出于土地和水利的治理还是防御山区的土著居民的袭扰，台湾人民都有更多地团结一致与议论争辩的需求和空间。

故此，文化协会在台湾发展地如火如荼，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恰入时机地涉入，迅速地便获得了文化协会的组织领导权。同样是移民社会这一性质的作用，台湾的农民对于不合理的租税和土地兼并的抗争更为激烈。以王敏川、连温卿等为代表的文化协会成员组织了台湾农民组合，它自1926年起便发动了数次规模不等的农民运动。

文化协会和台湾农民组合犹如人的左膀右臂，为台湾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发展的两翼空间。早期的台湾共产党人通过以上的组织对台湾的初生市民社会、农民社会生活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干涉，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己的党组织。

作为一个弱小的，并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源和社会基础、军事力量的政党，台湾共产党在当时的台湾得以顺利展开活动实际上是基于外部的社会运动。也即台湾的殖民地母国日本在二十年代开展的，史称「大正民主运动」的政党政治主导下的社会自由化氛围。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台湾人民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开展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善良的台湾士绅认准了日本社会沉浸于自由化氛围的历史时机，希望通过非暴力运动拓展台湾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同时限制台湾总督主导的军事殖民政权对他们生活的粗暴干涉。

从历史后来的发展看，日本社会的「大正民主」只是一株旋即凋谢的昙花。犹如军国主义的黑暗来临之前的回光返照，日本社会的自由化氛围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迅速地就消亡了，台湾社会也随即回到了恐怖、凝重的警察政治的统治之下。

台湾共产党的活动只得转入地下，台面上的活动随即停止。此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的狂热分子们认为，世界革命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中进入全面的高潮阶段，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们应该在此时迅速发动对所在国政府的武装斗争！总部设于瑞金的中国共产党也被李立三和王明集团的激进势力先后把持，主张针对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部门和工业部门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全然不顾自己尚且羸弱的军事实力。

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陷入了自身信仰和现实的极大矛盾之中。周围险恶政治环境造成的朝不保夕尚且不说，内部强烈的革命冲动与台湾共产党稚嫩的党组织构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尽管只有不到一千人的核心党员，台湾共产党的激进分子早已准备摩拳擦掌，准备著夺取台共的领导权并且发动台湾的武装斗争。

于是，台湾共产党三十年代初陷入了内部绵延拖沓的路线斗争，党的组织活动在殖民当局的打击和压迫之下已经停摆，党的领导集团却忙于争权夺利、毫不感到疲倦。就这样，在共产国际的狂热分子的遥控支持之下，以王万得为代表的台共激进派获得了权力，谢雪红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台共领导层此时失去了对党的控制权。

颇为讽刺的是，这样的一支狂热而又弱小的台共犹如一只曝露在阳光下的蚂蚁，极快地就被日本警察当局侦知。台湾的军事法庭迅速逮捕并审批了大量的台湾共产主义者，台湾的共产党人被一网打尽，成立仅仅三年的台湾共产党过早地进入了历史。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被国民党当局接管，进入了中华民国统治的时代。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社会横征暴敛，良莠不齐的军政人员对台湾人民恣意的凌辱，激怒了淳朴而又奋进的移民社会台湾人民。台湾人民自发地展开了实力及其不对等的，针对国民党军事统治的武装斗争。在这场史称二二八事变的起义之中，已经出狱了的谢雪红又一次成为了台湾人民的领袖，她带领台湾人民组织的游击队员在台中的山区对国民党展开了军事斗争，为台湾的人民争取了自身应有的尊严。

台湾人民的起义力量在国民党政权强大的军事进攻之下被瓦解了，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大量地内渡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台湾被拖入了全球冷战的战火疑云，蒋介石当局带来了空前的针对共产主义者的白色恐怖。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中国也早已进入了改革开放，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几近消亡。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或许再也无法拥有机会，重建属于自己的党的组织并且希冀著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了。

这便是属于台湾的共产主义者们的故事，他们在这片幅员并不辽阔的年轻岛屿上曾经热血过、斗争过。然而往事如烟，他们的故事终究被大多数人遗忘。即便如此，这片番薯形的土地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存在过一抹鲜亮的红色，历史终将不会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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