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商人力量的成長

舊時商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官商，一是民商。所謂官商，乃是指具有官員身份或官方背景的商人；而缺乏官場過硬關係的民間商人，則為民商。

清代時，廣州是國內最繁華的商埠，用 清末民俗學家胡樸安 的話來說，「 粵省與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生活程度，冠於各省，而省城地方，則殆與歐美相彷彿，較上海倍之 。」在這個商旅雲集的地方，也有官商與民商之分。

生活於清初的嶺南學者屈大均觀察到，「今之官於東粵者，無分大小，率務 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貲，則使其親串與民為市，而百十奸民從而羽翼之，為之壟斷而罔利。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意思是說，那些來廣州當官的，無論大小，都以汲取民膏為己任，使自己先富起來，然後以這些錢為本，由親信、家人出面經商，大批勢利的奸商則依附他們，從而把持市場牟取暴利。於是廣州商人中，官商佔了十分之七，民商只有十分之三。

官商與民商，處於完全不對等的博弈格局中。 屈大均說，「 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即 官商本錢多，有能力操縱市場，在價賤時囤貨，價貴時賣出。所以，官商能夠「 絕流而漁，其利嘗獲數倍」；而「民之賈 雖極其勤苦，而不能與爭」，即民商雖然勤勞、辛苦，但力量薄弱，競爭不過官商，還要遭受貪官污吏的盤剝。結果便是「民之賈日窮，而官之賈日富」。屈大均因此大為感嘆：「嗟夫，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噫！」

那麼，那些無權無勢的民商該怎麼辦？有兩個法子。

先來看第一個法子——哦，還是先說個故事吧。章士釗的《孤桐雜記》記述：「西林言：粵人之賂，均明白致之，號曰『公禮』。與人計事，以不收公禮為無誠意。彼開藩時，為米案接商人稟詞，中夾票銀四十萬，駭而還之。繼詢知為公禮，與最常行賄有別。商人以是大戚，以藩台無意助己也。」西林，指晚清名臣岑春煊。這個故事說的是：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岑春煊到廣州就任廣東布政使（主管民政與財政的副省長），發現粵省商人行賄官員時，並非偷偷行事，而是公然進行，名曰「公禮」。商人與官員打交道，也是以收不收「公禮」來判斷對方是否有誠意。岑春煊到任不久，接到一個打官司的米商呈上來的稟詞（即狀紙），打開一看，裡頭夾了一張四十萬兩的銀票。岑春煊還不知道廣州有「公禮」這一回事，大吃一驚，將銀票退還給米商。誰知那米商大為悲傷，以為岑大人退回了銀票，必定是不願意替他主持公道了。

那米商所告何人？以致非要給審理此案的岑大人送上四十萬兩銀子才放心。章士釗的《孤桐雜記》語焉不詳，不過，我們可以從岑春煊的自述筆記《樂齋漫筆》中找到線索：「 粵省本多寶之鄉，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賄賂公行，毫不為異。其間最以貪名者，當推王某裴某二人為巨擘 」，其中王某是個道員（類似正廳級巡視員），「素為譚督所信任，頗多不法，商民無不受其魚肉，有因索詐而斃命者，懾其氣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後，始有來控者」。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粵省官員以盤剝商民為能事，有一個姓王的道員尤其貪婪，因為他是時任兩廣總督的譚鍾麟的親信，後台很硬，對商民的盤剝特別心狠手辣，幾乎所有商民都遭他魚肉，甚至還有人因受不了他的勒索而斃命，但大家「懾其氣焰，皆噤不敢言」，直到岑春煊上任，商民聽說了他的廉聲，才敢來控告。

來控告的米商估計豁出去了，所以一出手就給新任布政使送上四十萬兩銀的「公禮」。誰知岑大人不收禮，不免叫那米商驚疑不定、忐忑不安。我能理解米商的心情。清代雖然出現了繁榮的商埠與發達的商業活動，但商人未能成長為獨立而強勁的社會力量，只能匍匐在權力的陰影下，面對強大的官府，商人無法取得合法、公開的談判權力、遊說權力、議題設置權力。這種情況下，商人給官老爺們送「公禮」，無非是想藉助人情紐帶與權力者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以期得到權力的庇護與眷顧。這便是無權無勢的民商自我保護的第一個法子——通過行賄獲得保護傘。

讓我們將故事講完。據《孤桐雜記》，雖然米商以為岑大人「無意助己」，但實際上岑春煊還是站在米商一邊，為此不惜「與總督譚鍾麟互訐」。岑春煊的自述記得更詳細一些：經過調查，岑春煊得悉被控告的王道員魚肉商民的累累劣跡，便要求總督譚鍾麟「撤去該員各項要差，嚴行查辦」。王道員是譚總督的人，譚自然不同意查辦。於是兩人起了「議論抵觸」，譚鍾麟還發火拍了桌子、罵了粗口，「拍案詬詈」；岑春煊儘管官低一級，卻也不是省油的燈，「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員，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總督不應無禮至此。既不相容，奏參可也。』擲冠案上，拂衣而去」。事情鬧到朝廷，最後譚鍾麟被解職，王道台被查辦，岑春煊也調到甘肅「鍛煉」。

岑春煊為民除害，令粵省商民大為感動。聞知岑大人要離任，數千商民「各負薪米油鹽」、趕來送別，十分捨不得岑大人離開，岑春煊「 反覆勸導，至相對泣下，久之始漸散去 」。看起來，在這場與貪官王道員的較量中，廣州商人贏了。但這只是因為他們運氣好，碰上了以鐵腕反貪著稱的「官屠」岑春煊。民商並沒有獲得獨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他們只能依賴能吏來替他們作主。

我想說的是，試圖藉助權力的庇護與眷顧來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並不是一個好法子。那麼好的法子是什麼呢？

還是先來講一個故事，講的也還是岑春煊與廣州商民的故事。五年後， 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 ，岑 春煊再次赴廣州就任，這回他當的是第一把手—— 兩廣總督 。上一次到粵，岑春煊見識了廣州的「公禮」風氣，這一次，他則很快領教了粵省紳商的厲害。

話說粵漢鐵路建築權從美國人手裡贖回來之後，決 定由 廣東、湖南、湖北 三省各就本省地段，分擔建築 任務。廣東總督岑春煊主張官辦，想加派捐稅籌集修路款，路權歸官；廣東的紳商則要求商辦，由商人集資修建，路權歸民。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岑春煊召集廣州「七十二行」 （ 廣州行會聯合體）的商人代表開會，布置加派捐稅的任務。七十二行「均以比年商務凋敝，民窮財盡，勢難再抽」為由，堅決反對加捐，硬是不配合總督大人。岑春煊十分惱火，竟以「破壞路政」的罪名逮捕了紳商代表黎國廉。

——歷史真是充滿戲劇性。七八年前，岑春煊得到廣州商民的感恩戴德；七八年後，他們卻鬧得勢同水火。只是這從前被王道員欺負得「皆噤不敢言」的廣州商民，這一回斗得過岑總督嗎？

這一回，粵省的商人並沒有給總督送來巨額「公禮」；而是 「合省嘩然，七十二行商人大憤，即行會集數千人，聲明不認岑為粵督」；廣東紳商紛紛致電軍機處、郵傳部，稱 「岑督一日不去，粵東一日不安」。與此同時，廣州商界還舉行集會，商議由七十二行與各大善堂出面招股，創辦鐵路公司，並從總商會、大商行、善堂各選出一人，出任「鐵路暫權董事，並定招股章程」。

面對商民發動起來的強大壓力，岑春煊最後不得不妥協，釋放了黎國廉。黎一回到家，八善堂紳董、七十二行紳商就給他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如同迎接凱旋的英雄。岑春煊還放棄了加收捐稅、官辦鐵路的計劃，改由招股商辦。這一場官商較量，紳商們勝利了，勝得揚眉吐氣，不用低聲下氣地向領導送「公禮」，而是據理力爭、分庭抗禮。

光緒三十一年與光緒二十四年相隔不過七八年，但情勢已經大不相同。以建立憲政為目標的清末十年新政已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拉開序幕；紳商不但擁有了自己的自治組織——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上海商業會議公所 宣告成立，此為近代中國首個商會；而且，紳商群體也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稍後成立的預備立憲公會與各省諮議局中，紳商都是其主體。廣州的商人原來就有鬆散的「七十二行」組織，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 剛毅南下籌餉， 廣州商人提出「以七十二行商承七十二行之餉」，並藉此機會盤活了這個鬆散的行業聯合體，將其塑造成為廣州工商界動員各行業人力與資源、發表集體利益訴求的組織平台與運作機制。 岑春煊之所以要對粵省紳商作出讓步，乃是因為站在他對面的並不是單個的商人，而是一個強大的共同體。

這便是我要說的民商維護合法利益的另一個法子——依靠商人自治組織，推動商人群體成為獨立而強有力的社會力量，逼使妄為的權力退到「籠子」里。

______________【推薦理由】________________

宋理學家陸九淵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本文就有六經注我的氣魄。像吳思著《潛規則》一樣，敢拿古代任一片段打比方，讓今人很親近他想強調的意思。

「權力關進籠子里」這句話剛流行不久，便被作者物色到古代這麼合適的兩例子，輕輕鬆鬆注了一遍，非大家手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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