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國家，女性電影人才是主流
2018年5月，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迦百農》）入圍第71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評選，成功摘得評審團獎。在舊年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導演娜丁·拉巴基曾攜《何以為家》男主角贊恩·阿爾·拉菲亞來到上海與影迷見面《何以為家》就來到了上海國際電影節，一同到場與影迷交流的還有戛納電影節的選片會主席弗雷茂。這部戛納獲獎影片曾在滬上引發極高的熱度，一票難求。
近日，她第二次受上影節邀請來到上海，與觀眾分享了該片創作的幕後故事。同時，《何以為家》將於近期在內地內地上映，敬請持續關注。
導筒專訪《何以為家》導演娜丁·拉巴基
何以為家Capernaum
導演: 娜丁·拉巴基
類型: 劇情
製片國家/地區: 黎巴嫩 / 法國 / 美國
《何以為家》原名《迦百農》，影片講述了一個12歲男孩Zain的艱難歷程，他狀告父母讓他來到這個世界，卻沒有能夠好好的撫養他。故事也就此展開，在歷經生活磨礪後，Zain開始對他存在的“合法性”產生質疑：除了困苦艱辛之外，Zain生來就沒有任何身份。這部影片通過講述Zain的奮爭故事，希望為所有沒有獲得基本權利保障、缺乏教育、健康和愛的人們而吶喊。
娜丁·拉巴基
Nadine Labaki
1974年生於黎巴嫩，導演兼演員。1992年，她在貝魯特通過了學士學位課程的考試。 她在位於貝魯特的聖約瑟夫大學（IESAV）獲得了試聽研究專業的學位，並於1997年導演了其畢業電影作品《11 Rue Pasteur》（巴斯特大街11號），1998年，該影片在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舉辦的兩年一屆的阿拉伯電影節上榮獲了“最佳短片”獎。 2007年，她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Caramel》（焦糖）的故事情節圍繞阿拉伯世界婦女所面對的禁忌展開。 2011年，在她執導的第二部故事片《Where Do We Go Now?》（吾等何處去）中，她所重點關注的主題與阿拉伯世界的沖突有關。 她所執導的電影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同時也在全球各地的眾多電影節中屢獲大獎，如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埃及開羅國際電影節、阿聯酋阿布扎比國際電影節、卡塔爾多哈翠貝卡國際電影節、比利時那慕爾法語電影國際電影節，等。 2008年，法國文化交流部授予納迪•拉巴基“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
採訪正文
導 筒：
您即將出任出任今年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評審團主席，您對今年的作品有什麼樣的期待？
娜丁·拉巴基：
我期待看到多元的、驚喜的影片，但不中意“jury”，”judge”這些詞，不太希望看到一些評論體現出對作品標準化的評判，要尊重不一樣的創作視角和風格。
娜丁·拉巴基
導 筒：
許多如戛納、威尼斯、柏林等成熟的電影節正在通過簽署5050×2020承諾來實現性別平等，舊年也有許多女性導演的作品在戛納亮相，對此您有什麼樣的看法或者做出怎樣對應的舉措？
娜丁·拉巴基：
我沒有覺得自己作為女性導演和男性導演存在什麼差異，當然了，這本身就是艱難的職業，我覺得自己始終擁有強大的自信心。在黎巴嫩電影行業裏，女性電影工作者比例甚至遠高於男性。
2018年戛納電影節，82名女性以5050x2020集體組織亮相，這個數字是戛納官方比賽中曾入選的女性總數，而男性數字為1688。女演員凱特·布蘭切特和女導演阿涅斯·瓦爾代用英文與法文宣讀這份促進一書中的性別平等宣言。
導 筒：
您覺得作為演員「出演」電影還是「導演」電影，哪一樣對於你來說能帶給你更多滿足感或者說更多的能量？
娜丁·拉巴基：
我想是作為導演的責任感，要認可電影擁有改變一個人、改變世界的力量，它會影響一個人自我與個性的樹立和改變，要願意去相信自己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娜丁·拉巴基（中）出演《吾等何處去》中
導 筒：
《何以為家》是圍繞一個12歲男孩Zain的艱難生活歷程展開的，這樣充滿寫實感的故事一定有很強的現實基礎，你如何評價現實與電影的關系？
娜丁·拉巴基：
我們必須研究現實，我們無權編造故事。我覺得有責任幫助別人更多瞭解現實。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導 筒：
你如何評價你的祖國黎巴嫩目前的電影行業現狀？你個人創作還會繼續關注祖國嗎？
娜丁·拉巴基：
「Lebanon, Lebanon, Lebanon」我目前的幾部作品都是拍黎巴嫩，現在和將來也還是會拍黎巴嫩。我在國際上略有影響力之後，也依然base在貝魯特，兩個孩子也在貝魯特成長。
黎巴嫩目前在國際上知名的導演除了娜丁·拉巴基，另一位亦是提名奧斯卡、《羞辱》的導演齊德·多爾裏，1963年出生於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就讀於貝魯特的法國學校。在18歲黎巴嫩內戰期間移居美國，就讀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畢業後拍攝過音樂錄影帶、電視和專題片。曾以助理攝影師身份參與過《低俗小說》、《落水狗》和《殺出個黎明》等影片的製作。在美國911事件之後，回到黎巴嫩貝魯特從事電影製作。
導 筒：
您從作品推出的頻率上來說不是一位高產的導演，下一部的作品有沒有在籌劃中？是關於什麼方向的？
娜丁·拉巴基：
我目前重未任何關於新片的計劃和想法，但是一直在做一個紀錄片，舊年就開始了。我帶着小男主角在來上影節的時候，就全程拿着自己的手機拍他，包括走紅毯，參加展映...我想看到電影為他帶來的變化和成長，已經拍了很久，到現在還在處理，因為素材非常多，剪輯有很大的難度。
導演娜丁·拉巴基和小演員贊恩
導 筒：
你如何看待工業化的電影拍攝流程和個人創作的關系？
娜丁·拉巴基：
當你要拍一個電影，不一定要去遵循已有的工業流程和所謂的正統拍攝流程，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故事和所處的環境，自己決定用什麼樣的拍攝方式與拍攝流程，要自由！
導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為家》片場
導 筒：
你有中意的內地電影或導演嗎？
娜丁·拉巴基：
我很中意《花樣年華》，我的作品其實非常受到這部片子的影響。
王家衞《花樣年華》 (2000) 劇照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導 筒：
你的作品即將在內地公映，有什麼相對觀眾說的嗎？
娜丁·拉巴基：
內地是第一個我為了影片跑來宣傳的亞洲國家，舊年上影節一帶一路電影周展映第一次，這次學堂是第二次。前段時間韓國發行我沒有去，很開心因為上影節的邀請再次來內地，我的作品近期就要在內地上映，也請大家期待。
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娜丁·拉巴基大師班紀實
嘉賓對談
娜丁·拉巴基：黎巴嫩影片《何以為家》導演
舒浩侖：導演、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碩士生導師
舒浩侖：這部電影的想法怎麼出來的？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創作經歷？
拉巴基：黎巴嫩現在有一二百萬的難民，其中有很多流浪兒童，我希望能夠從電影角度為此做點什麼。我曾看到過一張照片，在土耳其海邊有一個死去的小孩，那張照片在全世界範圍內流轉非常廣，故此我想，如果這個小孩能夠講話，他會說什麼？這就是這部電影開始創作的起點。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舒浩侖：聽說拍攝前，你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去實地調研？
拉巴基：我們是三個人一起去實地調研，去監獄和很多地方。我不能在創作中用想像來描繪他們的生活，故此就去實地調研。調研咁上下做了三年，2013年到2016年的時間。
舒浩侖：故此我覺得這部電影非常真實，看到裏面有非裔成人把小孩放在超市的拖車裏面，我覺得像我媽去超市的拖車。除了小孩以外，其他演員也都是非專業的普通人嗎？
拉巴基：所有人包括孩子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房子，就是他們住的地方。選取演員的方式也不是通過面試，而是直接去找到他們，他們覺得合適就來拍，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舒浩侖：在座有很多學習電影拍攝的學生，非常想知道你們是怎麼工作的？
拉巴基：整個拍攝用了六個月的時間。從故事劇本開始，就沒有像一般的專業拍攝那樣按部就班。我們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麼，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樣。我們是沒有劇本，而且很多人也不認字，就是文盲，故此看劇本也沒有太多用。演員到了現場以後，大致給他們講一些劇情，他們開始演，在拍攝的過程中不斷給他們指示。這些非職業演員每一次講的也不一樣，故此後期的剪輯過程是非常大的挑戰。
舒浩侖：這樣的拍攝其實是紀錄片的方式，但是佈置和結構是非常完整的，這很有特色。
拉巴基：我就是希望得到這樣的結果。如果說以紀錄片的方式要得到目前的成果，最起碼要五六年，因為生活五六年才會有相對質的發展。故此這部影片裏，包括現場、光、演員，甚至是牆上小孩的塗鴉，都是真實的，監獄亦是真實的監獄。包括我們很多的拍攝，演員們都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拍電影。
觀眾提問
觀眾：你們在調研以及在跟演員的接觸過程中，肯定會有一些拍攝上的調整。故此就故事內容層面，你們做的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拉巴基：如果你對這個劇本非常瞭解，你肯定知道哪些是合適的，哪些是不合適的，因此，你不用太多擔心。當然的確亦是有很大的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寫，第二是拍，第三是剪輯。第一次粗剪出來的影片是12個小時，就是6倍的時間，後來剪到了2小時。裏面有一個場景是小孩打電話，最早的時候，劇本只是幾句對白，但拍攝的時候，這個小孩完全用他自己的習慣在表演，後來我們就把他的話剪輯為了臺詞。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個場景在一個魚市場，我們跟小孩說，你現在很餓要去市場，也沒有說怎麼做，他們就去了，攝像就跟着他們走。有意思的是，賣魚的人好像知道我們在拍這個小孩餓了想吃東西，於是他們主動就把刀魚給了他。其實導演也沒有跟賣魚的人說要給他，我想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直覺。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觀眾：非常敬佩導演，您是怎麼指導嬰兒和小孩的？
拉巴基：指導小孩是我最滿意的一個經驗，因為這些小孩沒有受到過任何社會規則的教育，或者是外界的影響，他們很多反應其實是人類本能的反應。故此，你要有足夠的耐心給他創造一個環境，讓他去反應，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但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有的時候要等幾個小時才會等到想要的，你要一直跟那個小孩走。我的女兒年齡跟電影的主角一樣大，故此基本上我也能知道這些小孩的直覺反饋。
觀眾：在電影裏面你扮演了律師，我好奇這是一個想讓自己演一把的巧合，還是生活當中也想像電影裏的律師一樣保護這些小孩？
拉巴基：其實最初調研的時候，就有一個律師的角色，在整個影片裏面，所有人都是真實生活裏的角色，唯一我不是，感覺就有點不真實，就有點假，故此我把律師的角色盡量演得更像平常人一些，不要給人很嚴謹的感覺，那樣反而不真實。
娜丁·拉巴基《吾等何處去》(2011)
對我來說，除了影片的信息和內容外，還包括為乜拍這部電影——為了更真實地展示社會問題，尤其是孩子們喪失了他們的基本權益這一問題。這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話題。另外，通過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學堂”，我也想分享自己的經歷，來證明拍電影不一定要循規蹈矩，我們能採用不一樣的方式，更自由地做電影。我可以用6個月來拍攝，2年來剪輯，3年來考察，我們用一種非常自由的方式來拍攝這部電影。這是一部小製作的電影，我們幾乎是在家裡完成拍攝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為家》（2018）劇照
故此我想和學生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同一種方式，不一定要按照傳統的電影拍攝方式，我們可以更自由更有冒險精神。在這部電影中，我們用了各種方法來讓它呈現得非常真實——和非專業演員合作，不給他們臺詞，用自然光和真實場景，從不打斷真實正在發生的等等。這是不同的拍攝方式，我不是第一個，之前也有很多人這樣做，之後也會有。故此我想和學生和電影人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一樣的方式。
導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為家》片場
對我和拍攝團隊來說，最大的收穫莫過於看見這部電影如何改變人的生活。現在贊恩在挪威，和他的家人在那裡學習和生活。我們拍電影時，他還從未上過學，不知道怎麼寫自己的名字。現在他在某種意義上重新開始了他的童年。電影中所有的兒童都是這樣的，他們都是流落街頭的孩子，現在每個人都進入學校了。雖然這不是我個人改變的，但是情況確實在改變。故此對我來說這真的是最大的收穫，我一直希望電影能帶來一些改變，而改變正在發生。
導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為家》片場
我常常覺得拍電影很困難，但不是因為作為一個女導演而感到困難，我從來沒有這種恐懼，也不因為作為一個女人而感到脆弱。因為人們並未感受到這種恐懼，我也從來不會表露這種自信的缺乏。人們通常覺得阿拉伯世界的女人不敢表達自己，但相反的是，在黎巴嫩的電影業中女性更多，至少男女一樣多，也許是因為我們共同熱愛這個行業。
預告：本週末或週日，導筒將在上海帶來一場免費《何以為家》觀影活動，敬請期待！
RIP 畢比·安德森
（1935-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