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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美]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著《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十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921年杜威在日本《改造》杂志上撰文讨论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一些要素，他以旅行者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象征，认为从旅行中获得启发的程度，取决于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文明差异，大部分旅行者把异域所见的社会变革视为一场热闹的表演，并不想揭开幕布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样貌。杜威由此提出，与另一个国家的接触如何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成为洞见与理解的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以及《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收录的，初刊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上的政论文章中找到部分答案。 

诚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然而杜威来华的初始目的与“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隐然存在某种不同调性。据曹聚仁回忆，当时他在杭州省立一中师范念书，杜威到杭州讲演的题目并不符合青年学生的期待。正处于五四运动白热期的新青年，以为杜威讲的一定是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的方针，没想到他只是讲些论理上的问题。在曹聚仁看来，杜威虽恰在思想变动时期到中国，但他自始自终只是以教育家的身份发言，和所谓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对于青年的狂热常是皱眉的，和思想革命的关系更少。曹聚仁对杜威的观察未必准确，却提醒我们注意杜威与五四新文化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见证者，1920年代初杜威在《新共和》及《亚细亚》杂志上面对欧洲观察家的偏见为中国充当辩护士的角色。在他一系列带有辩护色彩的政论文章中，最有洞见的莫过于《中国是一个国家吗？》。此文系针对瑞士读者的质疑，认为杜威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评论有一种“精心设计的忽视”，那就是忽视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紧密而同质的”社会与政治实体。

杜威的回答并未纠缠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从近代国家概念的起源说起：“中国是一个国家吗?不，在我们评价国家的意义上不是。但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国家吗?这将要花多长时间呢？这些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份悬疑不决之中，存在着当前境况那转瞬即逝的有趣之处。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国家的呢？法国成为一个紧密而同质的国家有多长时间了？意大利和德国呢?是哪些力量促使它们成为国家的呢?而中国之外的民族国家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国际主义的前景如何？我们关于国家的整个概念的起源如此晚近，这就不奇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了。也许政治上的国家性（political nationality）最充分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衰落的时候。最后这个提法似乎有些狂野，但它暗示着世界与中国都处在变动之中。而无论对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国家，还是对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知道俄国以及普遍地说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之前，都无法找到。” 杜威认为只能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意义上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虽然中国不是一个“现成的”国家，但也许情势在召唤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这种国家意识的诞生会因外部阻扰而加速其进程。

把“五四”前后的中国与世界视为双重的历史变量，是杜威作为这场运动的观察者及辩护士在方法上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英文稿写于大概六十年前，中译本在港台面世已近四十年，在大陆出版也有二十来年，而此书仍是这一领域不可代替的经典之作。其不可替代性，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研究的不充分性。在精深的专题论著之外，我们仍旧缺乏对五四运动本身的通盘认识，这种全景式的认识是一般近代史教科书或教条化的通史写作难以取代的。这本书的学术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策纵的史观及其相对超越于左右之争的研究立场。周策纵认为对“五四”不能只做一时的摇旗呐喊，他这本五四运动史“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

从“思想革命”的视域出发，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只是呈现“五四”这个波峰、潮头，他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合在一起，“观澜而索源”，试图勾勒出整个时代的潮流与趋势。通过这个潮起潮落的过程，展现“五四”复杂的思想内涵。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缀连在一起，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与文化互为转辙器的关系。“五四”前后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状态，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统一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其裂变的可能性，即隐藏在政治与文化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环拧劲”当中。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不追求叙事角度的一致性，反而借助局内人与旁观者、赞成者与反对者、中心人物与边缘人物的不同视点，呈现五四叙事的多歧性，即《春秋公羊传》所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见闻异辞。”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表述，也往往“前后异辞”。鉴于“五四”这个论题的争议性，周策纵的做法是尽可能援引各方面的原始材料，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张爱玲曾把五四运动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这场交响乐“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既要记录下这场交响乐的高低声部，亦不漏过其中不和谐的杂音。

近年来“五四”遭遇的冷漠与质疑，可以用周策纵的一句话作回应：以“五四”超越“五四”。不是绕过“五四”，或把它送进博物馆，而是立足于“五四”本身来超越“五四”。如果我们承认“五四”的思想基调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那么对于五四运动本身，连同“五四人”做出的价值评判，未尝不可因应不同的时代需求重新估价，只是不要再制造新的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一段活的历史，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

推荐人：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引子：学界五四佳构近二十年来多有出现。有些早已是无须吾等后生再度推荐的经典，如罗志田先生、许纪霖师、王奇生先生的著作，有些则是极其精彩的文章，收在经典之书里（但书的内容不限于五四），如王泛森先生的作品。有的则是为五四提供丰富“前史”、重要“专题”和“人物个案”的作品，如王东杰、陆胤、彭春凌、高波的大著。以下推荐的三本，均带有“私人性”，包含着自己读史的一点点感想，故特别列出。

《周策纵文集·自传、红楼与五四》（上册），商务印书馆（香港）2010年版。

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是每一个五四运动研究者和五四运动备课者的案头参考书。但读书一事当前后左右参读与相关各种对读。正如不少人只知陈旭麓先生有《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蒋廷黻有《中国近代史》、钱穆先生有《国史大纲》一样，周策纵先生的生平和五四有何联系？他如何写成《五四运动史》》？他对五四的生命体验和延绵看法为何？这本书都透露了许多讯息。

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学术乃一脉延接力，续旧焕新的事业。自1992年起王元化先生就已注意到我们今天思考的诸多问题，杜亚泉在当年都已注意到。而且杜亚泉思考的深入程度不仅超过他同时代的人，也超过太多今人，为此元化先生写成了长达15000字的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2003年许纪霖师、施亚西教授、田建业先生合作编成《杜亚泉文存》，嘉惠学林，极大推进了五四时期那些不能简单贴上新旧标签，却异常深刻丰富人物的研究。2014年周月峰君编成此集，据其自述“所选文章比之前的集子多小一半”。除记事、理化文章因篇幅限制不收外，其它均尽可能选入，实属方便研究者之佳选。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政治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邓野继《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后的又一力作。学界目前难得的略带古风的“写史”作品。其书引用要言不繁，裁断力有千钧。最重要的是绝不“档案中心”，史料均属常见，极其考虑读者，而非考验读者。

推荐人：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三联书店2014年版）

这是一本几乎被遗忘的著作，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而在其独特的“五四”观，丰富了我们对“五四”阐释史的认知。作者将“五四”定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文艺复兴”说和“启蒙运动”说之外，提出另一种解释的框架，可谓独树一帜。从作者的政治立场来看，大体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五四”观。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自觉地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定位“五四”，征引材料之宏富，文字之虎虎有生气，均显示出某种“大时代”的气魄。对那一代人而言，“五四”尚未成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仍具有测度历史前进之方向的标尺的意义。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初版，黄山书社2008年版）

该书是对新文化运动较早的系统研究。作者所谓“新文化运动”，不局限于五四时期，论述范围一直延伸至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等，但所讨论的各家思潮，大体均发源自五四，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各有盛衰起伏，因而作者虽将五四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线性演进的叙述窠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各种论战，并能大体以平情的态度对论战各方加以中肯的评述。在作者那里，新文化并非某种整体性的实体，而是内部包含了丰富的张力。再者实验主义、辩证唯物论等思潮，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应，虽失之简单化，但这种注意思潮背后的社会力量的思路，颇接近“知识社会学”的眼光，亦可为今人借鉴。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汪晖指出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走向瓦解，是因为它的“同一性”仅仅是“反传统”这一态度的“同一性”，缺少统一的方法论基础。这种立足于思想史内部的解释框架，实际上是对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述的回应。汪晖进而由此提炼出“历史同一性”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在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同时，特别注重它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的、互相冲突和构成悖论的面向，这些悖论性的因素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但内在于其中的紧张感也让它们成为这场运动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10、2018年再版）

陈平原教授的这部专著，有意回避种种“五四”的宏大叙事，而选择从细节入手，以期获得某种“触摸历史”的现场感。然而这一研究策略并不意味着将“五四”拆解为“一地鸡毛”，而是努力去把握“五四”多声部的“众声喧哗”的状态。书中所涉及的个案，如“五四运动”当天史实的重建与辨析，《新青年》跨域不同场域的文化实践，北大传统的另类阐释和白话文的另外渊源等，都意在将“五四”人物、学说与事件，重新放置到相互论辩和争鸣的历史现场，从而激活其被种种宏大叙事封存的思想能量。还原“五四”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也就是拒绝将“五四”规约为某种单一的观念或立场主导下的知识和叙述，保持“五四”作为对话对象的主体性格，这既是方法论的考量，同时也包含了价值立场的选择。

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五四运动的三大“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