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七年後，蔡元培為何定下《夫妻公約》？
1900年6月，蔡元培的第一任妻子王昭去世，蔡元培為妻子寫下了《悼夫人王昭文》，其中有言，「近一二年，餘深繹平權之義、自由之界，乃使君一切申其意。……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遲到的新婚之樂完全出自男女平權、人格自由的新學說所賜予，蔡元培當時對於理想家庭的建構主要反映在其1900年3月撰寫的《夫婦公約》上。
悼文中的「近一二年」提醒我們，其時正是戊戌變法前後，此時的西學的輸入已由偏重科學技術轉向偏重社會制度及基本學理，蔡元培的閱讀興趣也適時地從舊書轉向新書，他從嚴復《天演論》及其它新學書籍中獲習了自由、平等等新思想。在我們今天看來，平權意味著夫婦在家庭中享有同等權力，地位平等，夫妻只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協調關係、處理家務。蔡元培治學處世一向是已知必行，其書寫《夫婦公約》，即表現了將知識、學理以契約形式固定下來，實行於家庭的急切心情，在夫婦中也開創了一種新風範。那麼，在第一段婚姻中，蔡元培的男女平權思想和實踐達到了哪種程度呢？
（蔡元培）
從蔡元培本人的自我認知角度來講，他自己也意識到了新思想在現實實踐時的不足。1889年蔡二十三歲娶王時，大體上仍屬舊式婚姻，蔡元培在婦女觀上也尚未感染新思想，故處理家事每多獨斷。所以他在王昭亡故後，痛悔王氏之肝疾與自己使用夫權為其造成不悅大有關係，這表明了蔡元培的情感態度，然而其具體的思想進程，我們還是要從《夫婦公約》中尋找證據，習慣於以同構關係看待家庭與國家，使得蔡元培取喻時，很自然地以「主臣」為例，間或夾入「總辦」與「幫辦」之稱，此非過渡時代中的人不能有的「舊中見新」之文章妙法：
「二、既明夫婦以同心辦事為重，則家之中，惟主臣之別而已。男子而勝總辦與，則女子之能任幫辦者嫁之可也；女子而能勝總辦與，則男之可任幫辦者嫁之亦可也，如贅婿是也。……
三、既明主臣之職，則主之不能總辦而以壓制其臣為事者，當治以暴君之律；臣之不能幫辦而以容悅為事者，當治以佞臣之律。」
這裡面尚可深入探究的是主臣之別與平權之義的關係問題，看起來二者並不相容，但蔡元培在1901年的《為宋省庵書屏》說到的「彼民主國，總統蒞焉；主輔相系，何礙平權。」可以為《公約》做一個完美的註腳，甚至稱得上是辯護，即蔡元培所致力構建的家庭與民主共和國同型，並非君主專制帝國，如此其男女平權新思想便與三綱五常劃清了界限。
（蔡元培1920年為《新青年》題詞）
然而，我們依然可以找尋到更多的材料來解釋《公約》文字背後同時存在的另一個聲部。《公約》第三條提到的「容悅」雖可通用於男、女，而如果拿《公約》中「所謂同心辦事者，欲以保家也」及「保家之術，不可不謀生計」與蔡元培倡導女學之言 「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矯揉塗澤，以求容於男子。」合觀，容悅之事更多還是特屬女性，如此，主臣背後的男女地位進一步明晰，最初的平等願望還是敵不過傳統思想對人的浸染。
《悼夫人王昭文》中還說道，「而餘惟時時以解足纏、去華飾、不惑鬼怪為言，君頗以為然，而將次第實行之」，儼然一副導師的模樣。其時，男女平等仍舊歸屬於道德修養範疇，作為一個人的美德而被肯定，還沒有上升到社會結構層面。不過，話說回來，《公約》是蔡元培與之後兩任妻子相處之道和婦女觀的理論源泉；其平權思想的推進主要也是靠自己親身經驗來實現，到了1927年，他才肯定了實現男女平權的根本途徑的關鍵在於改造社會。
最後，正因為我們從今人的觀念檢視蔡先生的思想，才會有此責難。而若換以當時人的眼光，《公約》的制訂在1900年是真正遠邁流俗的先進事物，其新異處正在力求男女的人格平等，成為驚世駭俗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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