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提出轉型陷阱的真正意義是要明確我們現在究竟身在何處？我們所面對的究竟是什麼？轉型陷阱概念提醒我們的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既不是改革處於膠著狀態，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處於停滯狀態，甚至也不是向舊體制倒退，而是將轉型中某一特殊「過渡形態」定型化，形成以維護既得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混合型體制。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呢？概括地說，轉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是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陷阱的建構與維護；從制度的角度說，則是由路徑依賴形成的路徑鎖閉。在改革和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因素互動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一般地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個是體制或制度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經濟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這主要體現為破除計劃經濟體制、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在社會學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層結構及利益羣體結構的變化。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係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或轉型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概括地說，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係。在整個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定型下來的力量左右體制變革，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

在漸進式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壯大

但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主導了中國轉型進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發育和演進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80年代大體可以說是一個分化的年代。在資源配置出現多元化的背景下，依託於不同的資源，不同類型的精英開始逐步發育起來。這時最令人矚目的是所謂體制外精英的出現。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係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精英形成時期」。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精英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複雜的聯盟與衝突的關係組合。80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於統治和權力，也不利於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因各種原因加入了這個聯盟。不過在這個時期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大體是勢均力敵的，甚至在地方的層面上，經濟精英有時還處於強勢，當時流行的「官員傍大款」的說法，就是這種情形的一種寫照。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精英聯盟時期」。在進入21世紀後，力量的天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隨著國家權力的擴張，隨著政府財力的增強，隨著國企的坐大，過去似乎已經是平起平坐的精英聯盟發生了傾斜。權力開始獨大，而經濟精英越來越成為附庸。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精英在發生明顯的分化。一種更加依靠權力，從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而一些純粹的民間經濟精英則由於缺少權力的庇護而處境艱難。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得不到政府扶持的民間企業有相當一部分破產倒閉。這個時期可以稱之為「權力主導的利益共同體形成時期」。

在這最終形成的權力主導的利益共同體中，有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是權貴集團。新華社《半月談》的一篇文章指出，紅色家族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1]。二是國有壟斷集團。近些年來，經濟壟斷的程度不斷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居於特殊地位，絕大多數分佈在要素市場，高管和政府官員可以互換，在獲得資金、資源支持方面享受各種優先照顧，並通過設置准入壁壘，排斥、吞併非國有經濟，形成不平等的市場環境。《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顯示，多年來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利潤高速增長，與享受的各種優惠補貼有關。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少計算或者少繳納成本總額加上補貼，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萬億元，地租3萬多億元，資源租5000多億元，虧損補貼1198億元，總計是6萬多億元，這一數字遠遠大於4萬多億元的企業利潤總額[2]。三是金融—虛擬經濟集團。強勢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壟斷資本市場的融資權，通過高市盈率、高價覈定發行價和上市開盤價的資本遊戲，「合法」吸納社會財富。一部分特權者則利用監管漏洞、信息不對稱等進行內幕交易，造成中小投資者在股市上的普遍損失。

在不同階段上，既得利益集團獲取財富的方式有著明顯的差異。最初的時候，主要手段是「尋租」，即利用政策和體制上的漏洞為自己謀取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雙軌制，賺取商品、資金、外匯的差價。進一步的則是「設租」，即手中的權力或壟斷性資源，設置關卡與障礙，並從中牟利。更進一步的，就是攫取或掠奪。這包括對國有企業的瓜分，包括對礦山等重要資源的攫取和壟斷。而利益集團獲取社會財富的最高級形式就是綁架國家與社會。對此，人們已經有許多議論。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許多諸如此類的說法，「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策」、「專家被利益集團綁架」、「利益集團綁架房地產業」、「利益集團綁架行業標準」、「計劃生育政策被利益集團綁架」等等[3]。綁架的實質是使整個經濟的邏輯和社會邏輯服從於利益集團獲取財富的邏輯。前述大維穩模式的形成，就與利益集團的綁架不無關係。既得利益集團掠奪財富引起民眾的不滿，反對掠奪會影響社會穩定，甚至連能夠制約既得利益集團的措施都被視為會影響社會穩定，於是，整個社會從「社會不能亂」的角度考慮，只能對既得利益集團抱一種默認的態度。

總起來說，這個羣體誕生於改革之中，利用改革中某些「過渡性」的制度因素積聚了大量的財富，為了維護這種利益格局，他們迫切需要的是維護現有的利益格局並使之定型化。這個集團由於掌握著大量資源，對於中國社會的走向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是形成轉型陷阱的重要因素。

轉型陷阱中定型下來的是一種權力-市場混合性體制

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決於一種貌似「過渡中形態」而實際上則是不斷在定型下來的體制。在這裡，我們將其稱之為「定型化的過渡體制」。這種定型化過渡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新體制本身的缺陷。王寧教授認為，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存在一種「制度漏洞」的現象。或是由於意識形態的禁忌，或是由於認知的侷限，或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會形成制度漏洞。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制度漏洞會導致奧爾森所說的「制度硬化症」，從制度漏洞中獲得既得利益的集團捍衛、強化，甚至利用制度漏洞，使得社會的整個制度系統應變能力喪失，制度由此變得僵化。王寧教授指出，既然存在制度漏洞，就應當去修補它，使制度體系完善化。但詭異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養了反對修補制度漏洞的勢力。一旦這種勢力坐大，就會導致「制度惰性」，因為這股勢力不願意改變有利於自身的現狀，或者擔心制度變革帶來不可掌控的風險[4]。

這種逐步定型下來的體制以權力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為特徵。恰恰是權力與市場的這種奇異結合，賦予了既得利益羣體攫取社會財富的機會。在這個羣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等。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兩者結合起來加以使用。正是這種權力因素與市場因素的奇異結合，使得這個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地獲得了社會中的資源與機會，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佈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的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製造等重要行業。並由此獲取大量的財富。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徵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在這種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中，權力對市場的控制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的機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復建了股票市場，30年來逐漸完善了資本市場體系。先後建立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等金融監管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配合銀行體系，以及國地分開的基本財稅制度，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輔，行政層次分明，國內外區別對待的金融網路。在地方層次上，政府能夠輕易地干涉金融機構的信貸決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薦銀行的管理層。（2）公司治理結構控制。隨著1994年公司法的頒布，政府尋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經驗和模式來治理和設立組織化標準。但是，行政權力並沒有放鬆對公司的控制和監督。國有企業的領導層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會成員多有黨員身份和從政經歷，一些外資企業、非國有的中小企業也先後成立黨員小組或者黨委。（3）市場控制。在對市場採取控制的具體機制方面，權力通過兩種途徑或者手段加強了對市場的控制。一種是區分要素市場、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市場採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種是強化市場所嵌入的社會環境。（4）經營環境控制。例如，企業創辦所需要的各種證件制度；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各種審批、監管和評審環節；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完成各種政府硬性指標，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具體條件的協商，以及當地的治安環境和企業生產安全等等都需要權力參與其中[5]。

對於這種不斷定型下來的、以權力和市場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新體制，吳敬璉先生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鍾偉教授則更溫和地稱其為「新雙軌制」。鍾偉教授指出，我們也許可以定義「新雙軌制」為：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他具體將「新雙軌制」劃分為以下四個層面。第一，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並由此形成建立在廉價資金之上的利益輸送。第二，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徵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即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徵地，並在市場上高價出讓出去。第三，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其中以進城務工者遭受的盤剝最為嚴重。第四，國有企業作為「要素組合」，其產權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的問題。概括地說，由於商品價格是市場決定和配置的，而要素價格卻大體是行政決定和配置的，因此兩者之間的租金就成為維持公共權力得以存續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就是將權力和市場結合起來獲取社會財富的手段[6]。「新雙軌制」的概念揭示了「混合型體制」中利益輸送機制。

誤判與反應：左與右的爭論

由權力和市場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體制，給人們認識這個現象增加了難度。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是形成兩種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礎，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此消彼長的。這種由權力和市場混合而形成的新體制，不但使許多理論遇到了挑戰，而且意味著很多理論背後的假設要發生變化。目前中國思想界中左和右爭論中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個因素有關。

打個比方來說，在目前中國發生的情況就彷佛是這樣一種情形，原來人們眼睛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但在這個時候，周圍的人開始爭論。一邊說，這家的丈夫是個好丈夫，老婆是個壞老婆；另一邊說，這家的老婆纔是好老婆，丈夫纔是壞丈夫。雙方為此打得不可開交。但殊不知，人家小兩口的日子過得甜甜蜜蜜。在過去的若干年中，中國的思想界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態。自由主義抨擊的目標是權力，新左派抨擊的目標是資本和市場。但問題是，形成了中國目前這種狀況的，既不單單是權力，也不單單是市場，而是兩者的奇異結合。

如前所述，改革陷阱的實質，是將彷彿完全對立的新體制因素和舊體制因素、「前進」和「倒退」組裝成一個有利於既得利益最大化過程的不同環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也可以理解為，「左」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權力」因素進行呼喚，而「右」是在為這種體制中的「市場或資本」因素進行呼喚。在打破轉型陷阱邏輯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為完善最有利於利益最大化的混合性體制的手段。

實際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表達都是對中國目前存在的弊端以及在這些弊端後面的混合型體制的不滿。就此而言，雙方是具有共同點的。甚至可以說，雙方在氣質上的共同性遠多於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左右之間能不能就中國現在面對的基本問題達成共識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所面對的基本問題的認知。

四、如何走出轉型陷阱？

在這裡將轉型陷阱作為解釋當前中國所出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來的另外一層重要含義，是可以使我們更深切地認識到走出這種困境的困難性。這種困難性不僅在於要維護現狀的既得利益集團擁有大量資源，同時也在於這種既得利益綁架了社會與歷史進程，窒息了社會變革的動力。人們經常說，現在是改革在和革命賽跑。但轉型陷阱不僅阻滯了改革與轉型的步伐，使得在目前的階段上必須解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維護和擴張既得利益的做法在加劇著社會的不滿與「革命」的可能性。這是真正值得人們憂慮的問題。

在此種背景之下，走出轉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幾種，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實施的改革頂層設計並有相應的力量推動這個進程；二是利用現有可能的因素推動社會力量的發育，使社會力量成為打破現狀的動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機推動下的被動改變，但這要取決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省和覺悟。但不管在哪一種情況下，如下的幾個問題都是不可迴避而必須加以解決的。

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動搖

發展與進步，是整個人類共同的追求。中華民族是人類的一部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儘管在當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上利益爭端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儘管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具體的發展道路和特點並不一樣，但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和方向是共同，期間形成的一些經驗教訓也是整個人類的共同遺產。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過程，是從打破閉關鎖國狀態走向世界開始的。因此可以說，中國改革與轉型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過程。中國30多年的發展，不僅受益於國際性合作和全球化過程，更重要的是我們將人類積累的共同遺產作為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基礎。在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強，國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的情況下，我們更應當有一種自信和胸懷，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響世界。在繼承人類共同遺產的基礎上，解決我們自身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以一種負責任的世界公民的態度發揮我們的影響力，為解決人類和世界共同面對的種種問題，做出我們的貢獻。

這裡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用這種態度來考慮我們與世界關係的時候，確實有一些新的變數是不容忽視的。近些年來整個世界格局在發生明顯變化，西方世界自身的問題在暴露和顯現；由於中國的崛起，西方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的戒心在明顯增強；中國在以一個經濟大國身份活動於世界舞臺的時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實際上會面臨一種風險，即不恰當地將利益摩擦與價值問題聯繫起來，將利益的摩擦想像為一種價值上的對立。現在必須明確的是，利益是利益，價值是價值。如果將利益之爭人為地誤導或演變為價值衝突，儘管在短期內可能會有利於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但從長遠說，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斷是重要的。儘管世界格局的變化平添了許多變數，儘管國際國內的許多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但我們必須明確地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一些最基本問題沒有變化，一些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沒有解決，一些新的情況不能成為我們忽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我們朝著另一個方向走的理由。秦曉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這個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不是某些國家和地區所特有，是人類歷史已經證明的迄今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體現的價值，絕不是某些地區或國家專有的價值，而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人類的核心價值。對於這些價值的拒絕，不僅會使這個國家在國際上處於尷尬的困境，而且會惡化自己的經濟社會生活。實際上，對於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絕，恰恰是我們陷入轉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對於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絕，會成為維護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尤其要特別警惕所謂「中國模式」會產生的誤導。近些年來，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中有一種很危險的傾向，即處處將自己與世界主流文明對立起來，甚至將一些暫時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實際上條件成熟時應當加以摒棄的東西升華為中國模式。尹保雲教授曾提出一個觀點，中國陷入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的情況是正處於陷阱中的發展。他認為，現代化道路上還有三個沒有受被充分認識的陷阱：第一是「大政府」的陷阱。觀念上把政府看作是萬能的，而政府則習慣於大包大攬，涉足各個領域，結果是市場和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賴政府投資搞工業化和保增長的陷阱。它與「大政府」聯繫一起，常被當作一種立竿見影的辦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動之下不知不覺地國有企業就膨脹起來了；第三是尋求文化自我的陷阱。發展中國家總是害怕丟掉自己的傳統文化，習慣於在傳統中尋求安全感，因此，總是企圖把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結合而構建折衷的主流意識形態，結果是各種抵制現代化的觀念久久得不到改變。尹保雲教授認為，這三個陷阱也可以說是一個陷阱，即不按照現代化規律搞發展的陷阱[7]。這種提醒對於我們明確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以政治體制改革再造社會活力

毫無疑問，在資源壟斷日益嚴重，利益集團日益做大，社會控制愈益嚴密的情況下，變革社會的現實動力已經越來越微弱。換言之，轉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之為陷阱，就是因為此時的結構和體制已經對遏制變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已經完全沒有變革的動力。實際上，由於轉型的停滯所造成的一系列問題，不滿在增加，變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這些年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圈子在不斷收窄，許多羣體被甩出圈子之外。這都是進行變革的現實動力。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動力變成現實的動力。

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是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的動力。現在的許多問題，其實就是卡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這已經是整個社會的共識。但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件複雜而又困難的事情。對這樣的改革採取慎重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是不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選擇至少要考慮這樣幾點。第一點，不敏感。第二點，上下有動力。第三點，有潛力。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我們認為可以將解決暗箱操作、促進權力公開運作、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權力運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說是我們現在政治行政體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僅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嚴重損害民眾利益。事實上，暗箱操作已經成為滲透於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的一種現象。這是形成轉型陷阱，並且使得走出轉型陷阱的種種努力都不能見效的重要原因。近些年來，我們在解決暗箱操作上已經有了明顯的推進。中央政府在大力推進政務公開，信息公開。問題是如何形成一種制度化的機制，從權力的公開運作開始，使權力成為一種能夠受到制約的力量。實際上，不受制約的權力已經在不斷給這個體制惹麻煩，只有使權力受到制約，社會才會有真正的長治久安。

要看到，轉型陷阱的實質是用制度固化下來的一種利益格局。這種利益格局是頑強而有力的。吳敬璉先生最近指出，諾斯曾經分析過由於路徑被鎖定帶來的危險，他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我們目前的情況就有這樣的危險[8]。依靠這種格局自身的力量打破這種格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要打破這種格局，必須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和介入。事實上，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制度框架。這個框架能夠將社會中的不滿凝聚為一種變革的力量，能夠容納民眾對改革的參與。民眾的制度化參與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最現實的力量。前一段時間在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佔領華爾街運動」，實質上是美國社會中解決利益格局的機制在起作用的過程。近些年來，美國和西方的利益格局也在嚴重失衡，尤其是在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關係上。金融資本越坐越大，不但成為吸金的黑洞，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很難駕馭的力量。靠社會中原來那些辦法，比如傳統的金融監管，已經制約不了金融資本的力量。但是在美國的社會中還有一些非常規的辦法，這就是來自民眾和社會的力量，通過民眾施加壓力的方式來改變力量的對比。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機制在發揮作用，並由此解決問題的過程。可以預期，隨之有可能是一場社會變革，通過這個社會變革重新來駕馭金融資本的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建設是密不可分的。中國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社會力量發揮作用的方式也應當有所不同，但是通過造就社會力量打破轉型陷阱的僵局是必要的。

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對於走出目前的僵局，許多人寄希望於頂層設計。在目前其他的可能性都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頂層設計也許是可以寄希望的所在之一。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眾參與的基礎上，加強改革和轉型的頂層設計。

其實這個問題早就應當提出來了。在1998年的一份報告中，我們就曾提出過改革過程三個階段的說法。即改革大體要經歷侵蝕、轉型和重建三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上，改革的策略是不一樣的。侵蝕階段主要是舊體制瓦解的時期，這個過程大多是自下而上發生的。在這個階段上，我們所面對的基本障礙是舊的意識形態，是舊體制的慣性。所以，那時需要的是衝破舊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的勇氣，是衝破舊體制和舊的意識形態所需要的智慧。在那時提出的「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與其說是表明了探索的必要性，不如說是體現了避免無謂爭論的推進改革的智慧。而轉型和重建的過程則不然，因為這個時期需要體制的系統轉型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更加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過程。比如，大規模的立法行動等。這個時期無疑需要更明確的轉型目標，需要更周密的體制設計[9]。更重要的是，由於在此前改革階段上相關利益集團已經在開始形成，只有自上而下的過程才能避免改革被少數利益集團所左右。在2005年關於改革反思的討論中，我們也曾更明確地指出，在需要改革策略進行轉變的時候，我們沒有進行相應的轉變，這是導致後來的改革亂象，導致改革部門化、利益集團化的重要原因[10]。

現在的問題是，頂層設計不是沒有條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具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障頂層設計不至於變為既得利益集團設計，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頂層設計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問題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現在人們經常批評改革的部門化、利益集團化。不錯，這與許多改革往往是由部門或利益集團主導的有關係。但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即使是由部門或利益集團所主導的那些改革方案，哪一個又不是由當時的頂層批准的？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頂層具有設計並推進改革的能力，如何不至於被利益集團所綁架。用周瑞金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公權力要勇於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11]。

這當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第一，保證民眾對改革的參與。二是防止社會的蘇丹化。實際上，近些年來改革之所以會走樣變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眾對改革的參與。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由於改革是由理想主義的激情來支撐的，因此，缺少民眾參與的弊端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但在理想主義的激情消退之後，利益成為主導改革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缺少民眾參與的改革很容易演變為大規模的分贓過程。90年代的國企改革就是明顯的例子。因此，造就民眾對於改革的參與機制是至關重要的。

置於防止社會的蘇丹化，是學者蕭功秦在前幾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謂政府的「蘇丹化」，是美國政治學家林茲提出的一個概念，這種政治模式非常類似於古代「蘇丹王」的統治，常被用來表證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時有出現的政治失控狀態。按照學者蕭功秦的歸納，地方政府「蘇丹化」之後，往往具有這樣幾個特徵：首先，是權力範圍的私產化。掌權者把自己的治理區域視為私產或封建領地。其次，是權力行使的無規則性。權力者使用其權力是任意的，其個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關係的網路統治，權力者任用官員並不是根據正常的程序規則或標準，而是任用私人朋黨、親族紐帶、甚至是黑社會式的團夥，在權力者與其任用的官員之間形成了以私人效忠為基礎的關係網統治[12]。其實，轉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種蘇丹化的特徵。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並不是一種整體性的鐵板一塊的格局。而是一種建立在默契和妥協基礎上的蜂窩狀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各有各的邊界，一般情況下不侵犯對方邊界，是一種基本的默契。而在縱向關係中，則表現為權力的失控。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陞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頂層設計，需要有一個能夠有效貫徹頂層設計的行政系統。

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凝聚改革共識

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僅僅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於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是很難推進和實施的。

能夠重新凝聚改革共識的，就是將推進公平正義作為改革的基本價值，作為改革的基本目標。溫家寶同志指出，應當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在轉型陷阱中，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前一段時間，不止一次社會調查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存在一種普遍的弱勢感。不僅僅是社會中那些公認的弱勢羣體有弱勢感，就是那些往往被人們羨慕的階層和羣體，如公務員、警察、教師、民營企業家甚至包括領導幹部，也都自認為自己是弱勢羣體，也有明顯的弱勢感。在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經濟又是如此高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普遍的弱勢感是很值得人們警覺的。這種現象至少部分說明，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羣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解決的問題。

可以說，形成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改革新共識，可以正面面對現有體制的主要弊端，能夠凝聚民眾變革要求，而且，意識形態上無太大阻力，可以超越左右分歧。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強調如下的改革內容：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而真正的公平正義，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應當是未來中國改革的核心內容。如何以公平正義來凝聚人心？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深奧而複雜的東西，而是一個再簡單得不過的東西，這就是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就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就是過於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的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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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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