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中崛起的大國都是革命的產物，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為代表，革命後社會結構穩定，經濟持續發展，英國和美國相繼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因而這一模式被稱為「成功革命」；一種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以革命的廣度、烈度和持續性著稱，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極大，但革命後的經濟表現不如前者。

雖然美國和英國同為「成功革命」國家，在歷史、文化及發展道路等方面有很大的親緣性，但美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特點和經驗獨具特色。美國是新興資產階級在一個理想的地理環境中自主建立的新國家，沒有歷史負擔，資源稟賦既不同於原宗主國英國，也和大部分發達國家迥異，導致美國現代化進程和人力資源作用都具有鮮明的「美國例外」特點。

一、美國大國崛起的主要階段和人力資源的作用

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期，美國已經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在獨立戰爭前夕，美國經濟總值是英國的1/3，雖然弱於英、法和亞洲的中國、印度，但也相當於當時發達的低地國家荷蘭和比利時的經濟規模之和。獨立戰爭以來的兩百多年裡，美國從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狹長的13個州，最終崛起為一個世界性大國，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獨立戰爭後至19世紀末），美國用了1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通過兩場戰爭實現國家獨立和內部整合，經濟年均增速接近4%，快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經濟規模從1774年到1909年增長了175倍，20世紀初躍居世界第一，但國際地位仍遜色於英、法等老牌強國。

這一階段美國人力資源總體緊張，長期採取主動吸引人口的政策。從殖民地時期開始，人力資源稀缺和勞動力價格顯著高於歐洲國家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條件，解決方式主要依靠移民的機械增長和本國居民的自然增長。在移民方面，美國對外積極吸引歐洲移民、對內鼓勵邊疆開拓，一部分南方州還曾經實行奴隸制，多措並舉地吸納人口。但受當時交通成本影響，直到第二次工業革命使跨洋交通成本大幅度降低，歐洲移民才開始大規模流向美國。移民初期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南北戰爭前美國工業化開始加速，工資增長率的差異吸引勞動力轉向工業，從而帶動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在人口自然增長方面，雖然早在19世紀美國就完成了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變，但由於第一、二代移民生育率高，而且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也有激勵作用，再加上大家庭和早婚現象普遍存在，使得美國人口自然增長一直保持了較高的速度。經過兩方面努力，同期美國人口從1790年的450萬人增長到1910年的近9200萬人。

第二階段（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美國用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通過兩次深刻調整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最終實現大國崛起，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頭號強國地位。一戰爆發時，美國經濟規模已經相當於主要參戰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總和；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規模佔到了西方國家的60%以上。

這一階段是美國經濟發展方式和人力資源相關政策的深度調整時期，結束了傳統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第一次深刻調整發生在一戰前後，隨著19世紀的粗放增長方式走到了極限，美國開始限制大公司的寡頭壟斷，並對移民政策進行調整。19世紀末出現的企業大規模兼併重組和寡頭壟斷是美國經濟粗放增長的最高峯，隨著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及後續法案的實施，特別是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任內開展了大規模反壟斷並提出了「公平交易」法則，美國經濟在聯邦政府越來越強的幹預中開始調整增長方式，鼓勵和保護中小企業發展並支持創新。與此同時，美國也在一戰結束時相應調整了移民政策，從過去適應粗放增長的大規模移民轉變為嚴格控制移民數量。一戰前後是美國大規模移民的最高峯，一戰前的14年年均新增移民100萬人，移民主要從事低技術職業。一戰結束後，從事低端勞動的移民大規模失業及潛在的社會革命風險，成為美國1921年出臺法案嚴格限制移民數量的導火索，而更深刻的原因是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大蕭條來臨後移民高峯期基本結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人口紅利期的結束迫使企業不斷提升有形資本存量、完善內部勞動力市場、發揮知識技術作用，從而提升了整體經濟效率。圍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美國及時調整了教育政策，一戰前後各州相繼通過了法案，全面實施義務教育，中等教育的普及為大規模工業流水線生產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源儲備。

第二次深刻調整發生在大蕭條後期。羅斯福實施新政後，聯邦政府的幹預方向從被動的反壟斷轉變為主動的經濟管制，對經濟的幹預能力全面加強。在強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美國重建了金融體系，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並在二戰期間通過國債市場成功地將儲蓄流量轉化為戰爭資金。新政建立的管理體制一直影響到20世紀70年代初，是同期美國連續進行三次戰爭的保障。在人力資源方面，高端勞動力對經濟發展和創新的作用日益凸顯。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二戰前後，美國國內的和平環境大量吸引了歐洲各國的理工、社會科學等領域專家，使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得以實施，為美國的霸權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三階段（二戰結束至今），美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經過了冷戰期間美蘇爭霸的考驗，達到了歷史最高峯，但也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這一階段美國進行了兩次重要調整。第一次是二戰後通過馬歇爾計劃成功化解了國內的產能過剩危機和大規模失業風險，避免了斷崖式經濟下滑。第二次調整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對外陷入越南戰爭、對內經濟滯脹的狀況迫使美國進行重大調整：一方面，廢除佈雷頓森林體系，同時藉助美元的霸權地位，以主權債務擴張的形式增強政府財力和調控潛力；另一方面，二戰後一度強化的新政管理體制被打破，在交通、能源、電信、金融服務等方面放鬆管制、鼓勵競爭，同時政府加強市場調控和監管。為了鼓勵投資，還對私人資本採取結構性減稅。第二次調整與「里根-撒切爾革命」是一脈相承的，核心是以金融政策取代財稅政策，降低私營經濟負擔，主張用「做大蛋糕」來解決「切蛋糕」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極大。

同期美國人力資源狀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二戰後美國高等教育高速發展，特別是「嬰兒潮」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提高，為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信息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儲備。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生產要素高速流動，美國移民政策也適時調整，通過提供留學機會、鼓勵投資或技術移民等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吸引高端勞動力，同時適度補充低端勞動力，減輕了低端勞動力缺失對經濟的衝擊，在發達國家中保持了合理的人口結構。經過這一調整，美國移民來源發生兩個深刻變化：合法移民來源國主要是墨西哥、中國、韓國、印度、菲律賓、越南等國，從事專業技術性工作的比例顯著超過普通勞動；非法移民主要來自拉美，大部分缺乏技能。

隨著信息化、管理精細化的深入發展，信息產業、健康服務業等新興產業從業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則單位勞動時間產出越高，而且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越來越突出，這是近半個世紀美國教育精英化傾向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於大眾教育水平的相對差距被拉大，20―29歲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80%左右的峯值後停滯不前甚至略有下降，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經從20世紀中葉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續下滑到十位左右，對製造業生產效率提升造成了很大的阻礙。這既是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產物，反過來又加大和固化了差距和社會階層結構，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成因。

二、美國人力資源發展的特點

（一）人力資源發展和經濟發展匹配程度較好

美國人力資源發展既是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轉變的產物，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動力。第一，美國經濟發展走的是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道路，建國後的第一個百年裏，在資本、土地相對充足而人力資源稀缺的國情下，低技術移民和居民的高生育率將粗放式增長的規模優勢發揮到極致；建國後的第二個百年裏，通過產業、教育等政策配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後，並藉助資本深化，勞動力在生產要素組閤中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推動方式成為主流。美國工業化起步的19世紀下半期，全要素增長率（TFP）年均增長速度為0.37%，而且主要原因是每工時有形資本的加速增長。從19世紀末到出現滯脹前的1969年，美國TF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45%。

第二，美國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發展循序漸進，是經濟發展和人力資源發展得以平穩推進的前提。美國建國至今農業一直發達，從一開始就「兩條腿」走路，農業和工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不僅滿足了工業原料供應並佔領世界市場，同時也避免了其他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常見的糧食危機。進入20世紀後，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壯大並不以製造業過度衰落為代價。產業有序升級帶動人力資源有序升級並在產業間轉移，是美國經濟相對於很多發達國家的獨特優勢。

（二）長期保持的大眾教育傳統為經濟平穩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美國是新教立國的國家，歐洲大陸的新教獨立派在美國東北部墾殖後形成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最終發展成為全國統一的市場經濟模式，其價值觀也深刻融入到美國立國傳統和教育體系之中，形成了美國特有的大眾教育傳統。新教主張人人平等，必須由個人自主決定自身事務，為了使個人有能力作出自主決定，就必須通過適度的教育獲得必要的知識和能力，因而美國建國以來形成了個人接受適度但非過高程度教育的傳統，最終形成了大眾教育為主、精英教育為輔的格局。此外，美國新教徒事業成功後捐資辦學的傳統非常悠久，建國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通常在公地中劃出一部分作為教育公地，預算上也優先保障教育投入。美國是最早實現義務教育的國家之一，二戰後又成為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成為美國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支撐。

（三）人力資源的組織管理和科技創新引導也是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影響因素

一是企業管理受到很大重視。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20世紀初以來，以標準化、流程化為特點的生產線帶動了美國產業升級，不僅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對大型工商企業的組織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泰勒制、霍桑試驗等帶動了美國管理學興起並迅速成為顯學，二戰時期大軍工生產又在國家層面加強了組織管理水平，而且質量管理等先進理念還傳播到日本，成為日本製造的核心理念，改革後又由日本傳入我國。冷戰結束前後，美國的信息化和管理精細化還對全球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是鼓勵創新。美國1790年和1793年法律建立的專利制度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專利制度，完全不同於英國王室許可的特權壟斷專利制度，主要特點是專利申請按照科學的標準且收費不高，申請走的是不受人為影響的常規行政程序，而且專利權屬於第一個或真正的發明者。如前所述的反壟斷法，和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鼓勵科技創新的拜-杜法案及股權稀釋、期權激勵、高科技產業證券市場等資本市場創新，都有效地鼓勵了技術創新。此外，二戰以來，美國聯邦政府還主導了一系列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正外部性強的大型科研項目，形成了由聯邦財政資金穩定支持（競爭性經費佔比非常低）的國家實驗室體系，有力地推動了共性技術、前沿技術的傳播。

（四）社會安全網的建設對人力資源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美國傳統上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社會安全網是在大蕭條時期被逼出來的產物。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對保護勞工權利空前重視，制定了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還制定了《聯邦緊急救濟法》並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主要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對工人、佃農、貧困移民等進行廣泛救濟。與此同時，通過《社會保險法》《全國勞工關係法》《公用事業法》《公平勞動法》《稅收法》等法律，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系統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工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經過不斷調整，新政時期建立的社會安全網運轉至今，不僅推動了美國人力資源發展，還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閥」作用。

美國社會安全網的建設，關鍵在於籌資。大蕭條爆發前，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0%左右；大蕭條爆發後，通過全面提升所得稅的稅率和徵收（包括公司稅、股息稅、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63%提高到79%，還在聯邦房地產遺產稅之外開徵遺產稅），這一比例迅速提升到20%以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比例一直維持在接近40%的水平。

三、對中國的啟示

（一）正確認識大國崛起的道路選擇

大國崛起的核心是生產要素組合及相關制度安排的比較優勢，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和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身發展道路。美國的發展道路就是一個範例，美國建國以來土地和資本相對充足，一方面，北美土地供給充足，聯邦政府通過戰爭和購買土地等手段大幅度增加國土面積，又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增加了土地價值，而且以聯邦公地的形式形成了大量土地儲備；另一方面，為瞭解決獨立戰爭時期的聯邦債務以及各州債務，美國建國以來就形成了比較發達的現代資本市場，這是現代化進程中少有的，從一開始美國就同時擁有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市場。在19世紀勞動力稀缺的背景下，美國僅僅通過外延式增長就實現了經濟規模世界第一，充分體現了美國發展道路的合理性和世界性大國特有的規模優勢。20世紀上半期完成多次深刻調整後，美國內涵式增長同樣也在很短時間內實現了規模優勢。

除了有形資本投入和技術創新，經濟規模優勢也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影響因素，這是大國崛起特別是世界性大國崛起的獨特優勢，在「面」上能夠達到極致。保持經濟規模穩定和持續合理擴張是貫穿美國兩百多年經濟史的一條主線，這同樣適用於有相似國情的中國。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經濟規模擴張在中西部還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區域發展和產業選擇上還應考慮傳統的外延式增長方式中有哪些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所必需的，設置漸進式的增長方式轉換通道，人力資源戰略的重點仍應放在更好利用人口數量優勢。在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等，應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帶動者，側重發揮經濟發展方式的多樣性和人口質量的紅利。事實上，基於人口基數和教育規模，我國人口質量的紅利在很大程度也來自於數量優勢。

總之，在我國的和平崛起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我國應該選擇哪些國家作為借鑒對象，也就是和誰對標的問題。我們認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國情差別極大，經濟社會發展道路迥異，絕不能簡單照搬。例如，德國製造、日本製造聞名世界，近年來我國地方政府也在普遍借鑒其產業升級經驗，但如果我國大部分省、區、市都發展到相似程度，很可能會遭遇到空前的貿易壁壘，世界市場再大，也很難同時有幾十個德國製造、日本製造並存，而且從很多地方自身條件看也很難實現。世界性大國的優勢在於規模效應和發展方式的多樣性，完全不同於一般發達國家將某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質量和效率提升到極致的道路，這是我國發展道路選擇中有必要堅持的正確認識。

（二）關鍵時期要及時進行深刻調整

經濟發展轉換期及重大戰爭是大國崛起道路中不可避免要面對的歷史考驗。美國大國崛起道路的關鍵期，都依靠及時的深刻調整得以化解，這是美國能夠長期保持世界大國地位的關鍵。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方式轉換和國際環境狀況，與美國20世紀上半期深刻調整發展方式時所面對的情況有相似的一面，是和平崛起道路上必然會面對的歷史考驗，就看有沒有魄力、能力和執行力來及時進行深刻調整。我國已經從改革初期的土地、勞動力充足而資本相對稀缺的狀況，轉變為土地開發強度很高、勞動力跨越「劉易斯拐點」而資本相對充足，這就要求我國加快建立統一、規範、高效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提升有形資本存量，加大知識、技術創新的引導作用。從相反的一面看，和美國當時的情況相比，我國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既需要做減法，改變過去政府直接和高度幹預市場的傳統方式，破除妨礙市場經濟發揮自我調節作用的體制機制阻礙；同時也需要做加法，通過加強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能力建設，切實維護好市場經濟制度的良性運行，而且也要在與人力資本開發和保護相關的公共服務提供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都是當前明顯的短板。

（三）勞動力的質量和結構同等重要

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普遍重視勞動力質量的提升，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職業教育地位相對較低且教學內容沒有貼近市場需求，職業等級序列的發展通道還很不健全。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相對來說是清楚的，而且從國際經驗看，勞動力供給狀況轉為相對稀缺後，在工資快速增長的激勵下，勞動力質量提升的步伐會加快。

勞動力結構的問題當前受重視還不足，但這一問題如處理不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巨大。改革至今，我國勞動力隊伍主要由規模空前、接受中等教育且勞動紀律較好的中低端勞動力構成，這是構成我國比較優勢的根本和核心。隨著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我國中低端勞動力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匱乏的狀況越來越嚴重，製造業、建築業首先缺的是普工，生活服務業首先缺的也是保姆、服務員，這必然帶動生產和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直接影響到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從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看，低端勞動力充足是工業化、城鎮化初期特有的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大量引入北非、中東移民正是因為低端勞動力匱乏。美國之所以仍有大量非法移民長期持續湧入，雖然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爭議，但美國經濟對低端勞動力的客觀需要是支撐非法移民潮的根本原因，而且這對美國人口結構優化也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我國當前勞動力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存量部分結構失衡，低端勞動力從過剩快速轉向匱乏；二是增量部分結構同樣失衡，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和職業教育發展滯後出現的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實質上是嚴重的結構錯配，沒有很好實現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適宜教育；三是我國農業基礎相對來說較為薄弱，受人口結構轉變衝擊影響更大，農業勞動力高齡化、女性化趨勢日趨顯著，農業工人缺口也正在快速拉大，這也是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

（四）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刻不容緩

從國際看，經濟增速換擋期也是潛在矛盾集中爆發的風險期，主要發達國家都通過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來化解矛盾，並為後期增長進行人力資源儲備，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和20世紀60年代的實踐正是如此。我國社會安全網建設起步較晚，最初作為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配套改革推出，缺乏頂層設計，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較為突出，主要保障制度分區域、分人羣設計，公平性和效率都很不足。

近年來，社會上對公共品提供、社會安全網建設的意見很多，很多人認為是在「養懶漢」，既「養不起」也「不必養」，中國不必重蹈發達國家覆轍。不可否認，發達國家確實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但也要看到，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進程中生產要素特別是金融資本高速流動的背景下，原有的一整套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安排被打破，新的又沒有建起來，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而且發達國家仍然在努力堅持社會安全網建設，特別是在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奧巴馬醫改反而在加大這方面投入。這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老牌資本主義強國一百年多年反覆「試錯」得出的真知灼見，不存在「養不養得起」的問題。我國可以借鑒東亞發達國家和地區參考意義更強的發展型福利國家制度，重點抓住醫療、教育和對無勞動能力者的救助，切實保護和發展人力資本，為經濟發展方式轉換的平穩過渡和後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興衰的人力資本研究」課題組

報告執筆人：喻東，課題負責人：隆國強，協調人：貢森，課題組成員：林家彬、李國強、王輝、劉理暉、宣曉偉、喻東、包雅鈞、宋佾珈、張冰子、單大聖、李昂、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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