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中的西南聯大為何讓我們如此懷念？

但凡談及「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必定會提起一個似乎有點遙遠的名字——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偉大的傳奇。短暫的八年時間裡，這裡匯聚並培養了一大批精英：

陳寅恪、錢穆、梁思成、陳省身、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錢鍾書、華羅庚、陳省身......

羣賢畢至、風華絕代——詞窮如我，只能唯有用這兩個詞來表達敬意。

「七七事變」後，京津地區陷入日軍的炮火，而非軍事機關的各大高校成為了重點的攻擊目標。彼時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在同國民政府進行緊急磋商後，一致決定聯合西遷，組成聯合大學。

到了1938年四月，南遷至昆明的三校正式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傳說中的大學」的傳奇之路，就此開啟。

說到西南聯大，就不得不提到三位校長：

梅貽琦曾畢業於張伯苓創辦的敬業中學堂（南開前身），有著很深的師徒情誼。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張伯苓曾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著——這是天津俗語，可以翻譯為「你可以代表我」。而蔣夢麟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在西南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頗有「無為」之風。

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清華和北大一度鬧矛盾（相愛相殺近百年啊哈哈哈~）。錢穆在《師友雜記》裡面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

梅貽琦在提名各大學院院長和系主任的時候，因為過於偏向清華，引起了北大師生的強烈不滿。北大教授找到蔣夢麟「告狀」，一時間師生羣情激奮，請求「分校」，爭取「獨立」。

這時候錢穆站了出來，他力排眾議，認為國難當頭，大家應顧全大局，以和為貴；待抗戰勝利，各校自當獨立。與此同時蔣夢麟拍板道：今日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不在此問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這一下，北大的教授們再也不爭執了。

倘若三人各自為政，聯而不合，想必會成為第二個「西北聯大」——西北聯大於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等組成，不到一年便分崩離析。

這讓我想到了汪曾祺老先生曾經寫過的《跑警報》一文。

1939~1940年間，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因為當時沒有防空力量，因此警報一響，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

關於「跑警報」的解釋還蠻有意思：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說到這兒，江湖上曾經流傳著這樣的傳說——雖說真假無從考證，但確實蠻有意思。

有一次，空襲警報照例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往外跑。國文系教授，有著狂人之稱的劉文典也跟著跑，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分佩服」的陳演恪身體羸弱，視力有問題，行動不便，趕緊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演恪的寓所，攙扶陳演恪往城外跑。

同學們要攙扶劉文典，劉文典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演恪先走。大家正在那跑著，劉文典忽然看見沈從文也在人羣中氣喘吁吁地跑，面露不悅之色。

與沈從文擦肩而過時，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劉文典在對莊子的研究上造詣極深），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除了敵機轟炸，聯大師生的艱難貧困也是現在人難以想像的。

學校食堂做飯用的是陳米，學生戲稱之為「八寶飯」：「八寶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黴味也。」教授也跟學生一樣喫不飽飯——金嶽霖、朱自清等人組成種菜小組，推舉植物學家李繼侗當種菜組組長，生物系講師沈同當「種菜助理」，所有教授全程參與澆水施肥，才豐收了，大家都非常開心。

除了喫的，住宿條件也非常差。學生宿舍是茅草屋頂，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頂即漏水，住在上鋪的同學把臉盆、水桶、飯盒都拿來接水。教室的條件稍好一些，用鐵皮作屋頂，但暴雨打在屋頂上聲如急鼓，老師講課的聲音根本聽不到。

法商學院教授陳岱孫歷來以完美掌控講課時間聞名，每堂課他講完計劃內容後，說一聲「下課」，鈴聲立刻打響，萬無一失，令人稱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時常打亂他的計劃。

一次，他正講到得意處，忽然一陣急雨，聲音大得使他無法講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停課賞雨」！同學大笑，陳岱孫一臉無可奈何。

但話說回來，這些大學者們敬業精神對學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朱自清患有嚴重胃病，在昆明因為飢一頓飽一頓更加嚴重，有一次得了痢疾，還堅持連夜批改學生作文，妻子勸他休息，他說「我答應明天給學生的。」書桌邊放著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脫了相，臉也沒洗就去上課了。

潘光旦右腿膝蓋以下截肢，行動不便，他住在郊區，要請人抬他到學校上課，從不遲到。力學教授周培源住處離聯大20餘裏，沒有公路無法坐車，他只好買了一匹馬，每天早上騎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騎到聯大。可以說是彼時聯大獨特的一道風景線。

我們為什麼要紀念西南聯大？我相信不僅僅是因為11月1日是聯大建校80週年這麼簡單。

首先紀唸的，自然是在如此艱苦決絕的惡劣環境下，他們依舊能堅持信念、筆耕不輟的精神。

他們是社會的精英，他們的言行傳遞著」中國最終走向勝利「的信號，那種捨我其誰的家國情懷，可以說是這個時代所有知識分子的點飯。在逆境中保持初心，堅定前行，是時代進步的標誌，也是要求。

我們同樣需要紀唸的，自然是他們敬畏學問，用真精神做真學術的意志。西南聯大之所以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絕不僅僅是因為」大師輩出「這麼簡單——哪怕環境惡劣、條件簡陋，還有敵機轟炸，但讀書科研卻一項都沒有落下：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但是，我們也要意識到，當我們懷念西南聯大的同時，也沒必要去說「反觀我們現在的大學」這樣的話。

在當下的中國，大學除了是培養學術精英的象牙塔之外，她更是促進並保證社會公平制度的體現。

客觀的說，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去諸如西南聯大這樣的超級學府讀書，概率幾乎為零——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研究學問是件遙不可及的事，能填飽肚子是最重要的。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才選拔的制度逐漸變得公平、公正、公開（當然不是說現在的制度是完美無缺的），更多的「平民階級子弟」也有幾乎憑藉自己的努力，考上高等的學府，甚至有機會去挑戰諸如清北復交這樣的top級學府。

歷史的車輪必然是向前推進的，我們懷念西南聯大，更多的是出於對知識的敬畏、對大師的崇敬、對於偉大榮光的追思。但我們也沒必要厚古薄今，站在教育發展的宏觀角度，中國高校的高校數量、人均素質（受教育比例）以及重點學科的建設，一定是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

更開放的視野，更寬廣的胸懷，接納一切好的事物，虛心接受刺耳的批評，尊重知識，敬畏學問——或許這就是我們心中大學的模樣吧。

電影《無問西東》在全國熱映，好評如潮，其中有一段關於西南聯大的故事，更是引起了人們的無限感慨。西南聯大究竟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為什麼讓後人如此懷念呢？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奉命南遷，到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簡稱長沙臨大。長沙臨大由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擔任常委，1937年11月1日正式開課上學。

聯大常委梅貽琦先生

1937年底，首都南京陷落，兩湖震動。1938年2月，長沙臨大西遷雲南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共有文、理、法商、工和師範學院5個學院，26個系。到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為止，先後在聯大上課的教授有290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8000餘人，畢業的本專科生和說碩士研究生共計3882人。

西南聯大創造了戰時聯合辦學的典範，清華、北大和南開各有不同的歷史和校風，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傳統：愛國、民主和科學，這也成為西南聯大的傳統。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說，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由此可知西南聯大的辦學原則是學術獨立和精神自由。這也是聯大的精神內核，即後人常說的西南聯大精神，這是西南聯大最讓後人景仰和懷唸的地方。

主持西南聯大具體事務的是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梅先生非常重視師資隊伍建設，包容開放，民主自由。他曾在清華校長就職典禮上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先生作風民主，他常說：「吾從眾。」他還有一句名言：「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搬凳子的。」梅先生的這些話值得今天的大學校長深思。

西南聯大雖然只存在了短短的9年，卻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峯，迄今沒有任何學校能夠超過。聯大還為國家和社會培養眾多精英和人才，據不完全統計：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81名院士中，曾在聯大任教者27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一。

二、1955年中科院學部委員中，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61人中有聯大教師11人；數理化學部委員48人，有聯大師生27人；生物地學部委員84人，有聯大師生13人；技術科學學部委員40人，聯大師生8人。

三、從1955年至1997年，中科院院士（學部委員）中的西南聯大師生共154人。

四、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23人中有聯大師生8人。

五、西南聯大學生楊振寧、李政道榮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1983年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成立時，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賦《緬懷西南聯合大學》一首，詩云：

盧溝變後始南遷，三校聯肩共八年。

飲水曲肱成學業，蓋茅築室作經筵。

熊熊火炬窮陰夜，耿耿銀河欲曙天。

此是光輝史一頁，應叫青史有專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