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洞察

　　2019年第6期

　　經濟動態

　　在3月26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首場新聞發佈會上，《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9年度報告》《新興經濟體發展2019年度報告》和《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發佈，以期對過去一年亞洲發展情況進行總結，也探討東亞各國特別是中國如何應對世界貿易體系的不確定和與新形式的排他性集團相關的低效率風險。

　　2018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總體仍保持了6.5%的高增長率，但受不穩定因素影響，大部分經濟體經濟增速均有所回落。亞洲經濟體發展的大環境有所改變，面向美國出口的國際產業鏈出現調整。“面向未來，亞洲經濟形勢前景向好，並有望成爲全球最大的區域合作板塊。”《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稱，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國際金融危機洗禮的亞洲經濟體，抗風險能力大大提升，經濟開放與合作保持動力。該報告認爲，有四大原因促進亞洲區域合作：一是美元加息進程可能減緩甚至告一段落，將減緩亞洲域內經濟體資金外流趨勢，有利於亞洲經濟增長和亞洲經濟形勢企穩向好；二是亞洲域內經濟體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是實體經濟，其更多的是以實體經濟爲基礎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受去槓桿影響較小；三是亞洲區域經濟體間貨幣交換力度大，經濟體間的貿易受域外金融變化影響變小；四是亞洲一體化協調機構運作正常，正在加速推進亞洲一體化進程，有力地規避了貿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對亞洲貿易的不利影響。（《亞洲競爭力2019年度報告》：亞洲經濟形勢前景向好，張末冬，金融時報）

　　考慮到一些結構性問題仍舊存在，中國經濟基本面轉好的勢頭尚未完全穩固，仍有四大挑戰值得關注：短期內國內通脹或存在上漲壓力，特別是在二季度翹尾因素較高的背景下，CPI或將迎來上行態勢，個別月份將超過3%。今年出口或將面臨全球經濟疲軟的挑戰，對經濟增長有所拖累。去年3月貿易戰以來“搶出口”效應的逐漸消退使得中國對美出口短期內難以獲得明顯好轉。今年前兩個月貿易數據已不容樂觀，以美元計的出口下降4.6%，其中中國對美累計出口暴跌14.1%，成爲主要拖累。

　　20年來,中國房地產週期與經濟週期始終密切相關，雖然當前房地產市場出現一些改善，但主要是前期“一刀切”房地產急剎車調控的邊際調整，抑制房地產泡沫的同時，政策過於嚴厲，也打壓了部分剛性需求。雖然當前基建補短板的力度仍在合理範圍內，但展望全年仍將面臨較大的資金來源壓力，預算約束下要警惕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捲土重來。本輪財政政策重點發力減稅降費，同時兼顧基建補短板，在此情況下，地方政府財政赤字的壓力將會凸顯，中國能否走出過去的地方政府債務週期仍有待觀察。（《沈建光：中國經濟復甦中的四大短期挑戰》，沈建光，FT中文網《沈時度勢》專欄）

　　（來源：日經中文網）

　　所有領域全面成長的時代已經遠去，中國消費呈現出電影和旅遊等“光”與智能手機和新車等“影”交錯的局面。中國今後的消費動向將備受世界關注。（《中國消費者呈現多層次化》，日經中文網，日經中文網）

　　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曾在央企、地方國企工作多年，還曾分管國企國資部門，對我國金融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洞察甚切，尤其對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處境憂慮甚深，他分別從理念、政策、管理、輿論等角度悉心總結了目前存在的15個問題。以下摘選一二，詳見原文。

　　進一步明確承擔金融供給服務的責任主體。從當前的情況看，銀監會主要功夫下在監管上，主要對防控金融風險負責，監管措施、力度和效果都是不錯的。但誰來推動中國銀行業加快發展，爲社會提供充足、豐富、成本較低、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總感覺在國家層面功能缺位。

　　（來源：經濟學家圈）

　　金融機構切實增強與實體經濟長期共贏理念，弱化“投行”、“投機”心態，防止銀行“投行化”。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本應是“毛”和“皮”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在當前的實際工作中，實體經濟是平民，金融機構是貴族，無論是從社會階層的感知上，還是業界的供求規則上都有這個趨勢。金融機構迴歸到與實體經濟長期共贏纔是理性的定位，雙方成爲命運共同體才有利於形成穩定的經濟社會。（《一位副省長對15個金融問題的反思》，王一新，經濟學家圈）

　　（來源：金融時報）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接受《理論週刊》專訪，以下爲採訪摘選，詳見原文。

　　《金融時報》記者：我們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有一種行爲慣性，覺得人定勝天，主觀意志可以凌駕客觀之上。在經濟金融的運行過程中，是否也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吳曉求：我們經常會看到，經濟稍微好一些，有些人就蠢蠢欲動，忘記了市場給我們帶來的福利；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又開始想起市場，希望市場能幫他們度過難關。實際上，這種對市場規律的不尊重，就是對“市場是什麼”在常識上存在誤區。對於市場如此，對於金融也有這個問題。我們在實踐中不斷背離金融的常識，破壞金融正常的規律，所以，理解“金融是什麼”這個常識就變得特別重要。

　　在我看來，金融的本質就是風險，任何一項金融活動都有內生的風險。這實際上在告訴人們金融風險可以配置，但不能消滅。深刻理解這個常識，就可以制訂出符合現代金融規律的政策和法律規範。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是透明度，必須把透明度監管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透明度監管是資本市場監管的基石。股票定價、股價水平與證監會沒有關係，證監會監管的重點在於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按照規則披露。證券監管不能因爲市場週期的變化而變化，證券監管永遠只有一個標準就是透明度。市場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要尊重它。如果市場變動真的到了影響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的時候，央行會出手的。央行是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安全的最後機制。我們要深刻理解金融監管的核心使命，不要出現因市場變化而表現出強弱不同的監管。從這個意義上說，監管沒有周期變化。我不太喜歡強監管、嚴監管之類的提法，喜歡的是依法監管、規範監管。（《吳曉求：2019，迴歸金融的常識與邏輯》，姜欣欣，金融時報，人大國發院）

　　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收縮型城市”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我國官方文件當中。2013年，在英國做訪問學者的龍瀛“發現了一箇中國的祕密”。當用電腦把我國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標註在地圖上後，他意識到，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國土人口密度在下降。城叔做了一個簡略版的統計，有22個“收縮型城市”進入我們的視野。

　　（來源：城市進化論）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髮分析，人口老齡化、營商環境差、過去經濟體制綜合的矛盾在東三省很是突出。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好多東北城市都是人口過百萬的大城市，但彼時南方沿海還是幾十萬的中小城市。隨着能源經濟的下行，資源型城市受到一波較大的衝擊。加上改革開放發展40年，人口從這些資源型城市向更利於創業與提高收入的地方轉移，也就是人口與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人口外流、城市收縮，便在東北地區首先發生。（《我們統計了三年的數據，這22個城市正在“收縮”》，吳林靜、朱玫潔，城市進化論）

　　基本面：2019年中國城市發展潛力排名。1. 榜單概覽：2019年深北上廣穩居中長期發展潛力榜單前4名，二線城市中成都、南京、武漢、重慶、天津、杭州位居前10。百強城市以全國13%的土地，集聚50%的人口，創造73%的GDP，佔全國商品住宅銷量的62%。2.人口現狀：人口持續向大城市集聚，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3. 人口潛力：人隨產業走，一二線產業基礎及潛力突出。一二線城市以25.5%的人口創造了46.5%的GDP，人口集聚潛力很大。在產業創新方面，一二線城市頭部效應顯著，上市公司佔比、發明專利授權量合計分別佔約70%、75%。4.購買能力：一二線城市絕對購買能力較高，相對購買能力較低。5.住房供給：一二線城市住房供給偏緊，二三線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東部、中部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分別爲57%、52%；二三線城市較高，分別爲64%、50%。

　　從人均生產效率看，分規模人均創造GDP呈現規模從大到小的遞減現象；100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創造14萬元的GDP，是100 - 300萬人城市的2.1倍。預計到2030年，中國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羣。

　　企業產業佈局以最大化利潤爲目標，區位選擇至關重要。但區位因素並非一成不變的，隨着規模經濟和交通成本等因素變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關鍵並非是率先開放的政策，而是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利於出口；從全球看，約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沿海100公里範圍內。

　　高端製造和高端服務業聚集在覈心大城市，主要是因爲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中國城市發展潛力排名：2019》，任澤平、熊柴，澤平宏觀）

　　行業觀察

　　現在談到產業，有幾個高頻詞，比如，打造、構建，我以爲政府慎用爲上。政府修好一個金窩，盡最大心思歡迎企業來，但是來不來，人家有翅膀，飛過很多地方，總要由人家選一選。如果都以行政區劃爲邊界，層層打造、層層構建，不撞車纔怪，自然就產能過剩了。

　　如果一個縣、一個鄉、一個市、一個省，都關起門來做產業規劃，我看做規劃的錢都白瞎了。比起做產業規劃，我覺得政府更應該做的一件事是研究“問題”，哪個地方什麼產業發展起來了，就研究下有什麼道理，主觀能動性起到什麼作用，客觀大勢起了什麼作用，企業起了什麼作用，書記市長起了什麼作用？總結經驗教訓。我倒不是說政府別抓產業，而是要在多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改變領導經濟抓產業的方式。今年工信部抓人工智能，列出17個制高點向天下發英雄榜，而不是手裏拿一把補貼“米”，圍上一批能說會道的，搞多少年還是出不了過硬產品。

　　產業是個大詞，產品纔是最厲害最實在的，要研究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一個產品一個產品地研究，一個產品一個產品地抓。有些人不太懂產業，越不懂越說大話，全是空話，在市場待過就知道了，有用的那全是產品。真正厲害的決策是產品決策。如果沒有真的縱深下去好好看，不去全球看，也不在國內好的地方看，不深入到產品的細節裏面看，就是跟着喊口號，再來一波“過剩產能”的機會應該不小。（《周其仁：產業政策十論》，周其仁，人文學會）

　　隨着城市化進程步入穩健發展階段，原有國有平臺型公司的功能需求逐步弱化，在部分中小型城市地方政府債務高企的大背景下，融資政策環境也逐步收緊，平臺型公司面臨來自內外部的雙重壓力，轉型迫在眉睫。與此同時，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日益精細化的今天，對城市營商服務、宜居服務等綜合能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城市的建設和運營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能級提升，對創新生態體系、數字基礎設施、城市外向型交往能力等重要城市功能的提升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來源：麥肯錫諮詢公司）

　　平臺型公司的融資和城市建設業務能力較爲成熟，但這部分業務不僅面臨着市場空間萎縮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業務更像是完成政府交付的既定任務，市場化屬性不強，導致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團隊整體戰鬥力偏低。我們認爲，面對城市軟實力、軟環境的建設主體十分匱乏的現狀，以園區開發建設公司爲代表的一批新型平臺型公司，其轉型嘗試的借鑑意義非常重要，需要在三個關鍵點上有所突破：迴歸“平臺”本色，做開放式資源整合者；加強與地方政府溝通，明確職責範疇、績效目標，落實政策支持；脫重向輕，聚焦“特色功能”。（《加快平臺型公司轉型，撬動中國城市能級提升》，麥肯錫諮詢公司，麥肯錫諮詢公司）

　　《清華管理評論》專訪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及全球移動通信協會高級顧問王建宙先生，以下爲摘選，詳見原文：

　　TBR：您覺得如何能夠更好地發揮資本市場的力量，助力世界級創新型企業的發展？

　　王建宙：我有一個觀點，我們要培養一批大象型的企業。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獨角獸企業，獨角獸企業指的是初期投資很少，但是成長很快的一些初創企業。但實際情況是有些企業它沒有辦法像獨角獸那樣成長，最典型的就是半導體制造。半導體制造投資很大，同時由於摩爾定律，芯片會不斷升級，我們的一些項目，在某一個時間點，已經集中力量解決了一些核心技術問題，但這個行業的規律就是不斷迭代創新，在長週期、持續性的創新過程中，我們的投資支持可能就顯得不足了。大象型企業的特點第一是資本支出是持續不斷、數額巨大，第二個是培養人才的週期很長，第三是它會面對大量的專利壁壘，需要不斷地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用以置換，還要擅長打官司。

　　TBR：如何鼓勵投資者更加關注大象型企業呢？

　　王建宙：作爲投資者來說，如何平衡好短期利益跟長期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創業者還是投資者，都要樹立長期投資的觀念，有一些投資很大、發展週期很長的公司，最後就成爲了“大象”，收入和利潤都很好，相對市值也很高，這些最終都會爲投資者帶去持久的回報和收益，臺積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同時我認爲，投資者也應該有責任投資的觀念，在思考投資配置的時候應該考慮如何通過投資來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站在5G技術之巔，培育新時代的世界級創新企業》，何文天，清華管理評論）

　　2014年7月，上任5個月的納德拉向公司全員正式提出“移動爲先，云爲先”的戰略構想，強調未來的微軟不再只倚仗Windows和Office業務，要將核心業務轉向移動互聯和雲計算。對於納德拉大刀闊斧的轉型，資本市場給予了積極迴應。2018年12月1日，微軟市值超過蘋果，成爲全球第一，這是微軟自1999年登頂之後首次迴歸。

　　納德拉不斷強調公司文化轉型，而這其中有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成長型思維”。柯睿傑向我們分析稱，“成長型思維”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微軟自身要成長，要保持良好的內部溝通；另一方面，微軟要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市場，與合作伙伴的關係也要不斷摸索新模式。雲市場是當下微軟的主戰場。以雲市場爲例，在中國，阿里雲、騰訊雲迅速崛起，市場份額佔據前列，AWS後來居上，力壓微軟Azure。此外，微軟正面臨着人才流失加劇的危機。

　　2017年9月，微軟與華爲簽署雲服務戰略合作備忘錄，宣佈達成雲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雙方將在公有云領域開展深度合作。2018年2月，微軟與小米簽署戰略性合作備忘錄，在雲計算、人工智能和硬件產品等領域進行合作，並助力小米提升產品服務和進軍全球市場。（《微軟中國突圍》，樑睿瑤，中國企業家雜誌）

　　“新零售”這個詞的落腳點在“新”，會讓很多人誤認爲只有全盤變新纔是對的。所以纔出現了那麼多匪夷所思、有違商業邏輯的項目。我覺得“零售新”才比較精準一點，落腳點還是在“零售”上，只有遵循“零售”的本質，才能完成改造。不管你是新零售，還是新新零售，都繞不開成本。員工培訓必須要有專業人士來培訓。這件事情重要到甚至影響50%以上的銷售額。零售的細節太重要，消費者最終只看細節，不看你的道理。培訓或許是地面戰爭中最爲重要的事情了。你是不是新零售，主要是你的培訓和管理能不能跟上時代的節奏，能不能讓你的一線員工變成新時代的銷售員，和你店裏放不放機器人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中國的企業要抓住兩個核心：產品、媒體。如果你要做出一個性感的產品，無論是設計、性價比，還是圈層錨定，哪個路線都一樣需要產品和媒體，因爲媒體是塑造品牌的核心力量。新零售項目若在產品和媒體上都不沾，離死不太遠了。某種程度上，產品是驅動顧客的核心，是吸引加盟商的核心，媒體是放大這一切的槓桿。（《世間再無新零售》，沈帥波，筆記俠）

　　相比其他地區，印度是全球唯一一個呈現換新手機頻率加快趨勢的國家，和2G轉3G時代的中國市場頗有幾分相似的地方，而14億的人口紅利在任何一家品牌手機廠商看來，更是割捨不下的“肥肉”。“2018年印度手機出貨量首次突破3.3億部，印度整體手機出貨量增長11％。”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總監Neil Shah在採訪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強勁促銷和市場激烈競爭的推動下，區間在150美元以下的產品在出貨量和零售量的份額上都被中端產品(150 - 200美元和250 - 400美元)蠶食，而400 - 600美元價格區間的智能手機成爲2018年第四季度增長最快的區間。

　　Counterpoint數據顯示，在2018年第四季度，印度3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000元）以上價位段的高端手機中，一加以36%的市場份額位列排名第一，蘋果、三星分別以30%、26%的份額位居第二、第三。從2018年全年數據來看，中國手機品牌廠商已經佔據了印度市場份額的“半壁江山”，而2014年這個數字只有17%。（《中國手機印度二十年：掘不盡的市場，打不完的對手》，李娜，第一財經）

　　根據業內統計數據，成熟市場汽車產業鏈的利潤分配中，整車製造環節只佔16%，而零部件製造環節佔了22%的利潤，可見汽車上下游產業鏈機會是巨大的。全球汽車零部件前100強，每年總收入超過萬億美元規模，但是中國廠商在100強中數量極少、位置很靠後，中國廠商的這種產業鏈地位與中國作爲全球最大汽車銷售市場的位置極不匹配，因此未來中國市場必然會出現數量龐大、位置靠前的產業上下游優秀企業。產業鏈上下游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部分都是值得投資的部分。

　　至於無人駕駛，L4技術的無人駕駛在全球範圍內還是全新的技術方向，至今沒有一個傳統車廠已經完成L4的技術化商業實現，反而是谷歌等科技公司走在行業的前面，因此未來跟無人駕駛相關的產業鏈也會出現大量的有價值的企業，包括自動駕駛解決方案企業、上游核心零部件如芯片廠商等。

　　張維將智能汽車的意義等同於2007年iPhone的出現，“對比iPhone出現後出現的全新上游蘋果產業鏈以及下游移動互聯網的爆發，我們相信智能汽車的出現，也會出現類似全新的智能汽車產業鏈以及圍繞智能汽車而衍生出新的社會組織和商業運作新形式。”（《基石資本董事長張維：智慧汽車的投資機會不在整車企業，而在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新智駕）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進入到非常重要的時期，作爲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的一股力量，產業互聯網的發展在當前階段受到各方的重視。3月21日，以描繪產業互聯網“戰場地圖”爲目的的“產業智匯廳”研討會在清華大學開場。來自政府、學界、企業的衆多專家學者金句頻出。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對於什麼是產業互聯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闡釋到：“凡是有痛點、難點，過不了關的、效率不高的、有各種各樣障礙的企業，通過大數據，通過互聯網，大都可以找到新的解決方案。而這就是產業互聯網。”

　　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雲與智慧產業事業羣總裁湯道生形象地將騰訊的產業互聯網布局比喻爲一個插滿了蠟燭的多層蛋糕。雲、安全、AI、LBS以及小程序是基礎設施能力和技術能力，教育、汽車、醫療和零售等垂直產業是以這些能力爲基礎的蠟燭，蛋糕和蠟燭的集合組成了騰訊的產業互聯網。在他看來，“產業互聯網”一詞“產業”在前，是主體核心。對於互聯網是“實體 + 互聯網”，這一方面意味着在與實體產業的合作中，互聯網的定位是做各行各業最好的數字化助手，而不是替代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則意味着互聯網企業要尊重產業的專業性，沉下心來傾聽行業問題，真正下沉到企業的組織管理、生產技術變革中去。（《騰訊產業互聯網的“生態”戰事》，杜十天、方禾，三聯生活週刊）

　　管理睿見

　　設計KPI時首先要考慮公司長遠的戰略方向和近3 - 5年必須實現的戰略舉措。在設定財務指標時，要充分考慮公司的業務特點，包括所處行業、商業模式以及企業發展階段等：針對企業毛利較低，應注重成本管控，就可以用成本削減作爲指標；若是資本投資類房地產企業，可將資金回籠週期作爲指標；正處於轉型期的成熟企業，可能會選用CCC、產能削減作爲推動變革的指標；輕資產、品牌價值較高的互聯網企業，由於需要管理市場預期，用市值作爲指標更能準確反映企業的價值和業績。

　　在多項考覈指標同時存在時，如何將指標轉化爲最終的績效得分？一種是做加法，在這種情況下，高管會把重點投向權重較高的考覈項中，而忽略權重較低的部分。另一種是做乘法，這樣計算可有效引導高管關注每個部分，合理平衡，多管齊下。尤其在需要跨部門合作時，這種算法可以極大地發揮部門之間的協同效應。我們建議，長短期激勵要分清各自的激勵目標、分設不同的績效指標。作爲長期的激勵工具，高管股權激勵的業績指標應不同於短期現金獎金的KPI,而應更偏向於戰略和企業價值的創造。（《黃鈺昌：不要用短視思維設計長期激勵》，黃鈺昌，中歐商業評論）

　　當代中國企業40年的改革和發展過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形成了三條清晰的發展軌跡，呈現出五方面的經驗特點：一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二是存量改革與增量發展相結合；三是先易後難、先競爭後壟斷領域的改革順序；四是改革目標的趨同性；五是制定了內外有別的“雙軌制”法律法規。經過40年發展的中國企業，正處於成熟階段的“不惑之年”，能否避免走下坡路，繼續保持上升狀態，成爲長壽企業呢？

　　要想成爲長壽企業，首先要清楚企業存在的目的。企業既要存在於其本身之外，也必須存在於社會之中；企業必須創造顧客，創造財富，關注效率與效益問題。其次企業要明確其終極性目標追求，爲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與共同進步貢獻自身力量。第三，企業需要願景和使命，需要聚焦於我是誰、我爲何存在、我能做什麼等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和思考。（《中國企業“四十不惑”的回顧與思考》，巫雲仙，清華管理評論）

　　《極限團隊》的作者爲耶魯大學組織行爲學的博士，幫助過多家企業提升領導力和組織效能。本文精編了書中的核心觀點。

　　極限團隊的5個特徵分別是：團隊成員能爲工作“癡迷”；找到合適的人而非牛人；花更多時間，做更少的事情；打造溫情而又苛刻的團隊文化；習慣團隊中的衝突和不安。

　　（來源：泰普洛領導力）

　　對於大部分公司來說，招聘員工就是評估應聘者是否具有適應相關崗位要求的技能。但書中提到的幾家創新型公司，更強調員工是否適合自己企業，尤其是企業文化。相信很多讀者都聽過AirbnbCEO招聘的故事。Airbnb的創始人兼CEO布萊恩花了很多時間，來挑選他的第一批員工，他在招聘第一位工程師時，前後共瀏覽過5000份簡歷，進行過數百次的面試。他說：很多人問我爲什麼招聘第一位工程師花了那麼長時間，我認爲，公司的第一位工程師就好比是公司的一個基因芯片，如果我成功邁出了第一步，那麼公司就會有成百上千爲像他一樣的員工。（《以Airbnb和Netflix爲例，創新企業如何打造高績效團隊》，喚醒組織潛力的，泰普洛領導力）

　　作爲Amazon的創始人兼 CEO，貝佐斯非常擅於將最重要的企業戰略思想轉化成簡潔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盡顯自己在表達方面的優勢。學會“自述式”的表達其實是 CEO 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作爲最懂自家業務、理解最深刻的人，CEO如果具備了優秀的表達能力，不管是向外界傳達你的雄心壯志，還是將核心價值觀滲透到企業管理中，都將變得事半功倍。

　　（來源：36氪）

　　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家科技公司會像亞馬遜一樣，對書面文字那樣重視。亞馬遜開會時展示 idea 不是一上來直接用 PPT，而是從一份結構化敘述的 memo開始。每年會定下會議的主題（比如 Year of Getting Our House In Order），用這些主題來引導公司的決策和業務優先級。貝佐斯每年都會寫一封致股東的公開信——這是除巴菲特的股東信以外，唯一同時獲得硅谷與華爾街“必讀”地位的同類文書。

　　貝佐斯對備忘錄寫作的癡迷，在2004年6月9日這天變成了亞馬遜的重要準則。在那封郵件裏，他寫道：4頁紙的備忘錄比20頁的PPT難寫，原因是一份好的結構化、敘述式 memo迫使你有質量更高的思考，對“什麼東西更重要”以及“哪些東西是相關的”有更深入的理解。PPT 式的演示多少會以表象來掩飾想法，使得相對重要性不夠突出，並且忽視了想法之間的關聯性。（《向貝佐斯學習CEO 的表達能力》，Ben Bashaw， 36氪）

　　我們身邊有太多企業在經營中缺乏遠大目標，只是走一步算一步。但柳井正不一樣，當優衣庫還是一家很小的公司時，他就給所有新員工灌輸一種優衣庫要成爲“世界第一”的理念，每個人都要爲這一目標不懈努力。以這個總目標爲出發點，柳井正倒推出中長期目標，比如優衣庫股票必須上市，業績要高增長，每年營業額突破1萬億日元。通過層層分解，柳井正將一個看似天方夜譚的目標，化作切實可行的計劃，並逐一將它們變成了現實。

　　（來源：陳列營銷）

　　在服裝行業，很多品牌特別看重自己的標識，唯恐別人看不到自己的品牌。可優衣庫卻把自己的LOGO放在最隱祕的位置。這麼做的原因，一是優衣庫希望你更多地去關注衣服的本身，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關注那個小小的logo，二是優衣庫倡導“百搭”——優衣庫的衣服可以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品牌搭配，所以logo的存在倒不是顯得那麼重要。和很多品牌有針對性的顧客羣體不同，優衣庫不定義顧客。“優衣庫沒有任何典型的消費羣體，我們的目標就是把衣服賣給各式各樣的人。”做商業要抓本質，在柳井正眼中，這個本質就是，最強產品將驅動一切。流行款雖然吸睛，但大多曇花一現，而基本款纔是符合人們日常的、需求量最大的要求。柳井正更主張：“服裝只是穿衣者的配件，只有當其真正的個性和魅力被激發出來的時候，纔是實現衣服價值的時候。”（《爲什麼優衣庫的衣服都沒Logo》，陳列營銷）

　　1998年，華爲創業10年，營業額剛過10億美元，任正非就認識到：要慢慢淡化企業家對企業的直接控制，讓企業家的更替與生命終結，與企業的命運相分離。他說：“長江就是最好的無爲而治，不管你管不管它，都不廢江河萬古流。”這讓我想到老子對領導力四個層次的定義：領導者的最高境界是大家忽略他的存在；第二層境界，大家都愛戴他、讚譽他；第三層境界，大家畏懼他；最差的境界，是大家都在背地裏輕侮他。

　　管理大師德魯克先生告訴人們：管理得好的企業，總是單調乏味，沒有任何激動人心的事情發生；最有效的管理，是讓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優秀的領導者知道把事情做在前面，凡事多想一步，防範於未然。基礎打好了，真的不需要打雞血（《道德經》啓示：老闆的存在感越高，企業越沒希望》，吳強，正和島）

　　文化掃描

　　大腦每次的認知變化都會引起神經細胞結構的變化。40年代初，最早發現突觸可塑性這一現象的是北京協和醫院科學家馮德培先生。他把這個發現稱爲“高頻後增強現象（Post – titanic Facilitation）”，即高頻刺激後神經突觸傳遞的效率和強度會上升，並且持續10分鐘之久。關於這種現象的原理，加拿大科學家Hebb提出了赫伯學習法則（Hebb’s Learning Rule）假說：同步的電活動可造成突觸加強或穩固。同步電活動造成突觸的強化，其實就是儲存記憶的過程，而當這個神經元再次被激活時，則是記憶的提取過程。這就是有名的“赫伯細胞羣假說（Hebb’s cell assembly hypothesis）”。

　　人工智能中的人臉識別技術其實就是“赫伯細胞羣假說”的延伸。即當處在不同部位的一羣神經細胞儲存着一段記憶時，如果只是給出部分的記憶，所有的神經細胞都會被激活，同時開始放電。人工智能能通過學習，能認知簡單的概念，但是對於複雜的概念，目前還做不到。

　　（來源：高山大學）

　　關於祖母的概念很多，所有這些概念的神經細胞我稱之爲一個集羣，代表概念的神經元集羣分佈在大腦不同的區域。概念的神經機制研究需要能在宏觀與介觀層面對大量神經元集羣電活動進行觀測與調控，目前的技術基本還做不到，這也正是“中國腦計劃”正在努力攻克的問題。（《大腦可塑：你的能力與你的經歷息息相關》，蒲慕明，高山大學）

　　對應試教育最強有力的辯護，是視它爲保障教育公平、寒門子弟上升的不二法門，是一種雖不完美、但“最不壞”的制度。但是，這是需要證明和檢驗的。PISA 2015對各國教育公平的評價，提供了權威的實證數據。PISA 2015測試報告中，有3個關於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標：第一是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指數，通過評價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意願和學習動力，看各階層孩子的差異，數值越大表示越不公平；第二是學生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指的是由於學生社會地位的不同而導致的分數差異；第三是學校社會經濟地位分數差。

　　（來源：LIFE教育創新）

　　可見，無論學生個體還是學校，中國大陸教育的公平狀況顯著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反映的是在高度競爭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導致的學校差距和階層差距。考慮到參與此次PISA測試的是中國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四個地區（上海、北京、廣州和江蘇省），不難推測實際的情況比數據顯示的要更嚴重。

　　應試競爭正在成爲一場不斷升級加碼的“軍備競賽”，將每個家庭、每個兒童都投入無法選擇、無法逃遁的單一軌道。因此，應試教育真正嚴重的問題，也許還不是拔尖人才或專門人才的培養，而是貽誤了面向大多數人的國民基本素養的教育。

　　實現教育現代化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艱鉅的任務。我甚至覺得提“教育現代化”也過於高遠，我們需要的首先是“教育正常化”，就是遵循和尊重教育規律，就是正本清源，恢復常識，以學生爲本，實施善待學生的教育，使學生免於恐懼的教育，能夠保障學生睡眠的教育。就是學校像學校（而不是像官場、像軍營），老師像老師（而不是像辦事員、打工者），學生像學生（而不是像學奴、童工）。（《實現教育現代化，要先實現“教育正常化”》，楊東平，LIFE教育創新）

　　（來源：清華新聞網）

　　最近，全球最大對衝基金橋水的創始人達里奧（Ray Dalio）公開說，美國羣體財富差距越來越大，纔是“國家緊急狀況”（而不是特朗普心心念的邊境牆）。達里奧自己出身中產家庭，26歲時被炒魷魚後，在自己的兩居室內創辦了橋水。達里奧認爲這樣的“美國夢”在美國已經沒有了，美國的羣體財富差距越來越大，底層羣體越來越難以成爲中產。過去10年，美國收入最低的羣體躍升爲中產的機會只有14%。和達里奧一樣焦慮的美國富豪還有一大批，比如比爾·蓋茨、巴菲特。

　　（來源：清華新聞網）

　　富豪們另一個選擇可能就顯得有些不可思議：要求向自己多收稅。七八年前巴菲特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停止照顧超級富豪》，他要求：“現在政府是時候認真考慮如何讓我們共同承擔義務的時候了。”他一直反對特朗普減稅。

　　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是最底層的90%人的財富總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在減弱，提供給普通人的機會越來越少。事實是，歷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都是羣體財富差距擴大造成的，達里奧多次警告：美國羣體財富差距已經和“大蕭條”時期差不多了。（《我們賺的錢實在是太多了：美國超級豪富集體焦慮》，正解局，正解局）

　　保守主義看待世界的出發點是道德本位的。一個好的公司，不僅要在法律上合法，而且要在道德上正當，一個好的公司，不僅要是給股東帶來回報的賺錢機器，而且須是個道德共同體。公司只有是一個良好的道德共同體，纔可以是一個持續的、長久的、常青的賺錢機器。保守主義的投資哲學認爲，在把資本投資到一個公司之前，要判斷這個公司是不是一個良善的道德共同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按照商業的標準對公司的基本面繼續進行考察。如果不是，就立即忘掉它。

　　公司的作用，不僅在創造財富中不可替代，而且在守護文明社會與個人自由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當然，就像人有好壞，公司也有好壞，但公司確實給人提供了更自由的選擇。保守主義認爲社會是有機的、演化的而非機械的。好的公司、卓越的企業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是像機器那樣，由別人做大做強的，公司是自己長大長強的。靠一夫之勇，或一紙命令通過資產劃撥來做大做強的公司是靠不住的。投機者喜歡做大的公司，而真正的投資者喜歡長大的公司，喜歡經過時間考驗的常青公司。（《保守主義投資哲學系列談：保守主義是如何看待公司的》，劉軍寧，劉軍寧著：《保守主義》，私產經濟學與倫理學）

　　（策劃 / 彙編：楊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