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特稿 | 偶像的落寞轉身：建黨偉業之後的陳獨秀

　　進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等地的十餘位代表於上海祕密召開會議，共襄成立中國共產黨之盛舉。經過數天的激烈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明確了黨的奮鬥目標和基本任務，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並推舉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其後不久，曾同趙世炎、陳延年（陳獨秀長子）等人組織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周恩來回國，旋即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當時廣東區委工作範圍包括廣東、廣西、廈門、香港等地，是中共較為重要的一個組織。任命歸國不久的周恩來為廣東區委委員長，足見中共中央、陳獨秀對周恩來的看重。

　　對於陳獨秀，周恩來並不陌生：還在南開學校上學時，他便看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思想上受到其反帝反封建號召的影響。甚至於1917年在離津赴日後，還從朋友那裡借到《新青年》第三卷全套6號，將其拿回宿舍中看，覺得「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後來「感到找不到救中國的道路，心中極端苦悶，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來讀，感到心頭豁然開朗」。

　　周恩來還在1918年2月15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事可以做標準的。」「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的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著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對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他。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纔好呢！」對於《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周恩來更是崇敬有加。此刻能在陳獨秀領導下為黨和人民工作，周恩來不由全身心地投入到黨的革命事業中。

　　在黨的一次會議上，陳獨秀與周恩來相識了。當見到當時進步青年心中的偶像陳獨秀時，周恩來一陣興奮。陳獨秀那樂觀大氣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鞭闢入裡的分析，都讓周恩來深為嘆服。而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對封建「三綱五常」舊禮教異常痛恨的年輕的周恩來，也給誓與封建禮教相決裂的民主革命鬥士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兩人常聚在一起交談時事，發表對時局的看法，研討對策。

　　滿腹委屈向誰說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在上海與陳獨秀會晤時，將他所聽到的諸如「中共要打倒國民黨、沖入租界」一類的話，向陳獨秀提出質問。「陳獨秀力稱絕無此事」，並「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即《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以解釋謠傳表明態度」。這個宣言隻字不提之前蔣介石對共產黨及工人運動的不友好舉動，而是極力替蔣介石辯解，說蔣介石「決無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這個宣言於4月5日發表。然而發表後沒幾天，國民黨蔣介石即背信棄義，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經驗不足的中共黨人措手不及。

　　4月16日，中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特委會。會上，周恩來指責《汪陳聯合宣言》：「如果武漢政府仍繼續和談空氣，則各方面損失更大。」會後，他又起草電文給中央，說：蔣介石在上海勾結帝國主義與中國銀行界，借款一千萬，在上海等地進行大屠殺，捕殺共產黨人，我們應乘它政權未固，迅速出師，直指南京。周恩來還在電文中分析了蔣介石在北伐軍中能直接指揮的軍隊只有五個師，即1師、2師、3師、14師、21師，1師、21師的領導人薛嶽、嚴重（1892-1944，湖北麻城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被蔣趕走，戰鬥力大減；2師常敗，且駐紮在崑山，遠水救不了近火；在南昌的只有3師、14師，而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控制的北伐軍其他各軍的兵力大於蔣。因此，他認為：「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

　　「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但遺憾的是，這個意見沒有被陳獨秀採納。稍後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了「七一五」政變，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後破裂，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全面失敗。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會議還決定解除陳獨秀黨的總書記職務。被解除中共中央領導人職務的陳獨秀，在汪精衛「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落網」的口號下，遭到通緝。在白色恐怖中，自己處境同樣危險的周恩來，不僅沒有對陳獨秀另眼相看，反而積極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將陳獨秀及其祕書黃文容等，轉移到黨開設的漢口花樓街的紙行裏隱居，並用私費開支他們的生活費用。周恩來此舉曾一度讓慨嘆「世無朋友更悽涼」的陳獨秀感激良多。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陳獨秀等人赴蘇聯向共產國際檢討錯誤。在這之前，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剛被國民黨殺害，長女筱秀來上海奔喪，由於國民黨不讓收屍，看到哥哥慘狀的陳筱秀憂憤之下亦暴死於上海醫院。短短時間之內三個兒女相繼離去，陳獨秀十分悲痛。此時，看到中央的指示，倔強的陳獨秀不同意由他負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更不願意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處理，拒絕前往蘇聯，並開始接受託洛茨基的理論，于思想上倒向托洛茨基主義（即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鬥爭），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託派組織。最終於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出黨。

　　儘管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但周恩來與陳獨秀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斷絕：1932年10月15日，由於叛徒出賣，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後被移送至南京老虎橋監獄。在陳獨秀被監禁期間，周恩來、葉劍英在中蘇文化協會黃理文等人陪同下到監獄看望他。當周恩來握著陳獨秀的手，說「仲老，你受累了」時，陳獨秀禁不住老淚縱橫。站在一旁的黃理文見狀，趕緊岔開話題，說：「經過中共中央駐南京辦事處的恩來、劍英同志多次交涉，蔣介石同意我們提名單分批釋放政治犯，我們也想到了你。」陳獨秀聞聽此言，感激地說：「謝謝。」周恩來說：「主要是黨中央及各方民眾的共同努力。」看陳獨秀明顯衰老了，周恩來不願再讓其傷心，便轉了話題，說：「聽說仲老這幾年在監獄中寫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過人啦！」一生以「除卻文章無嗜好」自嘲的陳獨秀聞聽此言，忙找來登載自己文章的《東方雜誌》等刊物給周恩來看。

　　這一次，周恩來與陳獨秀談了很長時間。稍後周恩來、葉劍英走時，陳獨秀還堅持往外送，直到典獄長委婉暗示，他才停住腳步。周恩來走後很久，陳獨秀才慢慢回到房間，良久無語。

　　「陳獨秀漢奸事件」

　　1937年8月23日，在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強烈要求下，經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人的極力爭取，蔣介石釋放了大批政治犯，這其中也包括陳獨秀。

　　出獄後，陳獨秀曾一度想去延安，他託人轉告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等人，說明自己已脫離託派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表示擁護，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工作。為證明自己繼續為黨工作的決心，陳獨秀還親自寫了一封信，並起草了抗日的七條綱領，託羅漢（湖南瀏陽人。早年就讀於北大哲學系，系陳獨秀的學生，曾留學蘇聯。1931年5月，參加託派統一大會，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常委。後脫離託派組織）轉給中共中央。中共也在積極爭取陳獨秀回黨工作。

　　在陳獨秀的默許下，羅漢於1937年8月底從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葉劍英、李克農手中領取了路費及到延安的介紹信。9月2日，羅漢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受到林伯渠的熱情接待。他回憶說：「與伯渠兄詳談。伯渠當即電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往。隨得複電相招。但彼時因山洪毀路，汽車不通，一時無法前往」，於是改由「經過電臺解決」。

　　9月10日，經過慎重商議，在延安的洛甫、毛澤東簽發致林伯渠《關於對付託陳派分子的原則的指示》。收到電文後，林伯渠當即將其告知羅漢。電文中有要求陳獨秀回黨須「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託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的內容。陳獨秀見此，表示願意重回共產黨，但不願意承認錯誤。在周恩來等人的勸說下，陳獨秀與黨的關係一度有所緩和。11月20日，黨中央的理論刊物《解放》週刊第24期還刊登了《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的文章，說：

　　「當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後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此文可以看做是黨中央對陳獨秀回黨發出的一個積極信號。

　　不料，一個月後，卻發生了所謂的「陳獨秀漢奸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蘇聯歸國的王明用「漢奸」、「託匪」、「殺人犯」等詞攻擊託派，並指責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周恩來深知陳獨秀的為人，他當即與王明展開爭論，表示不支持將陳獨秀視為日本間諜，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絡託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斯大林）還說反對託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又於《解放》周報第1卷第29、30期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公開污衊陳獨秀是日本間諜、漢奸。3月17日，王明領導下的《新華日報》還發出了《陳獨秀是否託派漢奸問題》的短評，一再要陳獨秀作「公開聲明」、「公開宣言」、「公開正式聲明」、「公開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看到污衊自己的文章竟然在由周恩來任董事長的《新華日報》刊出，陳獨秀甚為傷感，他遂發表《致〈新華日報〉公開信》，公開駁斥王明等人對他的污衊。信一開頭敘述了他出獄初期在南京、武昌與葉劍英、博古等人友好的接觸，以及黨中央「還有希望我回黨之意」，而現在「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對於周恩來同意在《新華日報》上刊載康生污衊陳獨秀的文章，有學者分析說：

　　「中國共產黨有著自己的組織原則，其一就是要求對外宣傳口徑統一。參加那次政治局會議的張國燾就說過『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周恩來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王明的副手，擔任『黨的喉舌』《新華日報》董事長，又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作為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常常代表中共發表談話，對陳獨秀事件的意見，自然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可見，周恩來在此事件中的態度，也是情非得已。

　　在陳獨秀髮表公開信之後，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參加進來，對共產黨發起圍攻。周恩來為了捍衛黨的利益，幾次託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託他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以免事態繼續擴大。時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也特意趕往武漢勸慰陳獨秀。這場風波終於有所緩和，但陳獨秀回黨工作，與周恩來並肩戰鬥的機會，卻再一次，也是永遠地失去了。

　　被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所謂的「三百元日本津貼」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筆錢不過是藝文研究會補助陳獨秀的生活費。對於此事，曾主持藝文研究會的陶希聖回憶：

　　「陳獨秀也到武昌，住在後長街進去的一條小巷子裏，我常常去看他……我那時主持藝文研究會，籌得一筆錢，許多學術文化界人士要逃離戰區到後方去，而缺乏路費的，就接濟一下。我那時指定一個職員跟他的女工（實際是陳獨秀的太太潘蘭珍）聯絡……每週或每月補助一些買菜錢。這個女工有一天把腿摔傷了，我們還找外科醫生看，幫助她一點醫藥費。」

　　時任《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的石西民也說：「《新華日報》上突然宣佈陳獨秀是漢奸，引起了社會上有識之士的疑慮和不安。就連張西曼教授這樣的靠近我黨的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都對這種武斷的做法表示了不滿。一些學者聯名寫信，要求澄清事實，王明不但不允許報紙發表這些信件，並且以評論的形式對此提出責難，傷害了這些朋友的感情，後來，還是周恩來同志在十分困難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減輕了這起事件給黨造成的損失。」

　　江津城裡最後話別

　　此後，陳獨秀輾轉來到重慶，生活甚為清苦。而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沒有忘記共產黨的這位主要創始人。1939年2月，陳獨秀因病到重慶寬仁醫院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還曾去醫院看望過他。兩個月以後，陳獨秀轉赴江津居住，周恩來又親赴江津，再次登門看望陳獨秀。那時陳獨秀夫婦剛被逐出「延年醫院」不久，正住在江津縣城小西門一處臨街的破爛民房裡。周恩來一進屋院，映入眼簾的是一番悽涼、蕭索的景象，他不由得一陣心酸。周恩來誠懇地說道：

　　「……現在大敵當前，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民眾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絕非閑雲野鶴、隱士悠民，如今獨處江津，心裡也並不痛快吧。我這次專程到江津來，一是知道你貴體欠安，來看看你；二是請你到延安，中央和過去的老同志都歡迎你去。那裡條件總比這裡好些，還有外國的醫生，可以給你治病，你畢竟當過黨的幾屆總書記。希望你拋棄個人成見和固執，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寫個書面檢查回黨工作吧。」

　　對於周恩來的邀請，陳獨秀沉默了一會，沉聲說道：「恩來，不是開玩笑吧？當初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後，主動要求去延安，奈何袞袞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誣我是拿日本人津貼的漢奸，如今怎麼……我不去，我決不會去延安！大釗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們開會，我怎麼辦？與其去延安做擺設，還不如就呆在這江津，實實在在地做點學問。恩來，你的好意，潤之的好意，我心領了。獨秀惟求某些別有用心之人，別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為謝了。到延安，非我所願，請君毋復再言此事。」

　　周恩來深知陳獨秀脾氣倔強，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很難改變，遂不再堅持，而是吩咐隨行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一百塊銀元，放到桌子上，說道：「我們知道你現在生活並不寬裕，這是我們從『互濟會』裏拿出的一點錢，請你一定收下。」陳獨秀聽後馬上回答說：「『互濟會』是當年我提議創辦的。它的錢，只能用來營救獄中的同志，照顧烈士的家屬……這錢，我怎麼能收？請你帶回去，我是無論如何不會收的！」看著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周恩來遂起身告辭。

　　然令周恩來與陳獨秀都意想不到的是，兩人的這次見面竟成永別：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於江津石牆院溘然長逝。周恩來聞知噩耗後良久不語，失去摯友的痛苦難以言表。此後，對於陳獨秀的後人，周恩來甚為關懷，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總理的他還於百忙之中指示安慶有關部門妥善照顧陳獨秀第三子陳松年一家人的生活。

　　（本文摘自《文史博覽》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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