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網）

　　從1918年1月開始，《新青年》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普通刊物，轉型爲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輪值編輯的同人刊物，並且很快成爲全國範圍內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思想類刊物之一。由《新青年》雜誌直接啓動的文學革命加思想解放的白話文運動，爲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五四運動”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話語工具、寫作範本和思想資源。遺憾的是，在整整100年的歲月裏，《新青年》編輯部並不複雜的真實情況，卻一直被虛實參半、以訛傳訛的歷史敘述所遮蔽和改寫。

　　魯迅筆下的“編輯會”

　　1915年9月15日，由上海羣益書社印製發行、陳獨秀主撰主編的《青年雜誌》正式創刊。隨着抵制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全面爆發，陳獨秀把主要精力投入現實政治之中，《青年雜誌》出版第一卷共六期之後停頓了6個月時間。到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時，該雜誌正式定名爲《新青年》。遠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率先以“充分世界化”的“文藝復興”的歷史性眼光，在《新青年》雜誌提倡並且嘗試寫作白話詩文，從而開啓了一場試圖在文化思想層面改寫中國歷史進程的文化運動。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隨後便出現了與“五四運動”一樣廣爲流傳的另一個歷史概念，叫做“新文化運動”。在此後的歲月裏，人們更加常用的是並不嚴謹卻又約定俗成的一個關聯概念，叫做“五四新文化運動”。改寫歷史進程的《新青年》雜誌及其編輯部的故事一旦進入歷史，也面臨着被改寫、被重構的命運，其中最具小說化色彩而且流傳最廣的，是魯迅筆下的相關敘述。

　　1933年5月，魯迅在《〈守常全集〉題記》中寫道：“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在落款時間爲1934年8月1日的《憶劉半農君》中，魯迅另有生動形象、活靈活現的事後追憶：“《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長期以來，在魯迅研究者及崇拜者的眼中，魯迅的每一句話語都擁有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威。於是，魯迅參加《新青年》每出一期的編輯會議的故事情節，在相關著述中幾乎成爲不移之論。對魯迅的說法提出否定質疑並且嘗試性地進行歷史還原的，是魯迅的同胞兄弟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的曲折還原

　　在魯迅被奉爲文壇偶像的情況下，晚年周作人只好在《知堂回想錄》中通過曲折委婉的講古憶舊，來還原一部分的歷史事實：

　　“《新青年》的事情仍舊歸獨秀去辦，日記上記有這一節話：‘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時至適之寓所，議《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編輯，六時散，適之贈所著《實驗主義》一冊。’在這以前，大約是第五六卷吧，曾議決由幾個人輪流擔任編輯，記得有獨秀，適之，守常，半農，玄同，和陶孟和這六人，此外有沒有沈尹默那就記不得了，我特別記得是陶孟和主編的這一回，我送去一篇譯稿，是日本江馬修的小說，題目是《小的一個人》，無論怎麼總是譯不好，陶君給我加添了一個字，改作《小小的一個人》，這個我至今不能忘記，真可以說是‘一字師’了。關於《新青年》的編輯會議，我一直沒有參加過，《每週評論》的也是如此，因爲我們只是客員，平常寫點稿子，只是遇着興廢的重要關頭，纔會被邀列席罷了。”

　　以上敘述見於《知堂回想錄·卯字號的名人二》。到了《知堂回想錄·堅冰至》中，周作人接着寫道：“……平常《新青年》的編輯，向由陳獨秀一人主持，（有一年曾經六個人，各人分編一期，）不開什麼編輯會議，只有1918年底，定議發刊《每週評論》的時候，在學長室開會，那時我也參加，一個人除分任寫文章，每月捐助刊資數元，印了出來便等於白送給人的。”

　　比起公開發表的上述文字，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寫給曹聚仁的私信中，表述得更加真實明確：“魯迅寫文態度本是嚴肅、緊張，有時戲劇性的，所說不免有小說化之處，即是失實——多有歌德自傳‘詩與真實’中之詩的成份。例如《新青年》會議好像是參加過的樣子，其實只有某一年中由六個人分編，每人擔任一期，我們均不在內，會議可能是有的，我們是‘客師’的地位向不參加的。”

　　作爲“客員”也就是外圍成員，周作人對於《新青年》編輯部的內部情況是比較隔膜的，他在還原一部分歷史事實的同時，對於《新青年》六位輪值編輯的介紹存在着明顯錯誤。

　　編輯部的真實故事

　　2005年，筆者在臺北《傳記文學》10月號發表《北京大學與〈新青年〉編輯部》一文。其中所考證的歷史事實是這樣的：《新青年》第四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出版時間爲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時間爲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釗頂替的是預備出國的陶孟和、劉半農留下的空缺。由於陳獨秀被變相免職和五四運動突然爆發，六卷各期沒有能夠按時出版，時間被拉長爲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號開始，《新青年》雜誌又恢復到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原初狀態；該雜誌作爲北京大學部分同事輪流編輯之同人刊物的短暫輝煌，也因此終結。

　　1917年10月16日，劉半農在寫給錢玄同的回信中表示說：“文學改良的話，我們已鑼鼓喧天的鬧了一鬧；若從此陰乾，恐怕不但人家要說我們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問問自己，也有些說不過去罷！……比如做戲，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爲‘臺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座’；‘當仁不讓’，是毀是譽，也不管他，你說對不對呢？”

　　這是有據可查的關於組建《新青年》編輯部及同人團隊的最早動議。正是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大“臺柱”聯合推動之下，由陳獨秀一個人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從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號開始轉型爲由六名北大同事輪值編輯的同人刊物，並且直接啓動了一場遍及全國的新文化運動，爲中國出版史和中國文化史譜寫了一頁輝煌篇章。

　　到了劉半農負責編輯的《新青年》4卷3號的首頁,刊登有一則《本志編輯部啓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這是“編輯部”的名稱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雜誌之中，這一啓事是《新青年》雜誌由按稿計酬的普通刊物轉型爲無償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標誌。

　　在陶孟和輪值編輯的《新青年》4卷4號的首頁，刊登有這樣一則《本社特別啓事》：“易卜生（HIbsen）爲歐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風行世界，獨吾國尚無譯本。本社現擬以六月份之新青年爲‘易卜生號’，……海內外學者如有此項著述，望於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東安門內，北池子，箭桿衚衕，本號本雜誌編輯部爲禱。”

　　這裏公佈的《新青年》編輯部的地址，就是陳獨秀的住家。《新青年》4卷6號即“易卜生號”的輪值編輯，是和自己的學生羅家倫合作翻譯易卜生的《娜拉》劇本並且寫作長篇論文《易卜生主義》的胡適。

　　由原名君默的沈尹默輪值編輯的《新青年》4卷5號，是由錢玄同、劉半農協助操辦的。1918年4月4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說集》二本，……至法科訪半農，遇玄同談至五時方返。”

　　這裏的“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5號的輪值編輯陶孟和。4月12日，《周作人日記》中又出現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三時返”的記錄。

　　至此，《新青年》第四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已經悉數出場。接下來的第五、第六卷的輪值編輯，只要認真閱讀各期刊物的具體內容，是不難予以準確認定。具體到魯迅來說，他所謂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的例會制度，確實是不存在的；他也從來沒有應陳獨秀的邀請，參加過所謂的“編輯會”。

　　魯迅日記中的《新青年》

　　魯迅日記中第一次出現陳獨秀的名字，是1920年8月7日的“上午寄陳仲甫說一篇”。這裏的“說”，指的是兩天前剛剛完成的短篇小說《風波》。

　　在此之前，周氏兄弟與陳獨秀保持聯繫的是周作人。1920年3月11日，已經把《新青年》編輯部回遷上海的陳獨秀在致周作人信明確表示：“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爲《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轉告他。”

　　在此背景之下，纔有了魯迅於1920年8月7日直接寄稿給陳獨秀的舉動。陳獨秀收稿後，於8月22日給周作人回信，通過周作人對魯迅小說表示間接肯定：“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魯迅日記》中出現《新青年》輪值編輯陶孟和的名字僅有一次，時間是1919年2月12日即農曆正月十二日：“晴，休假。午後往圖書分館，俟二弟至同遊廠甸，……向晚同往歐美同學會，系多人爲陶孟和赴歐洲餞行，有三席，二十餘人。夜歸。”

　　周作人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晴。上午至南橫街理髮。午至西車站京漢路食堂午餐，同坐二陳（百年、亞牧）、二沈、錢、朱、劉、馬、許（介之）共十人。下午三時出至圖書分館，同大哥往南灣子歐美同學會送孟和赴歐。晚餐凡三十人，九時返寓。”魯迅參加《新青年》以及北京大學同人的聚會，這是有據可查的第一次。

　　《魯迅日記》中第一次出現李大釗的名字，是1919年4月8日的“下午寄李守常信”。

　　《魯迅日記》中第一次出現胡適的名字，是1918年8月12日：“晴。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八日發（五六），即答（九十）。下午得沈尹默信，即答。收胡適之與二弟信。晚輕雷。”

　　在此之前的1918年6月20日，周作人離京回紹興探親，魯迅充當的是替周作人接收並中轉信件的角色。8月14日的日記中，因此出現了“上午寄二弟信，附胡適之箋及匯券，計旅費及買書泉共百（九一）”的記錄。

　　由此可知，魯迅當年與《新青年》輪值編輯陳獨秀、胡適、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釗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遠，與他關係密切的《新青年》輪值編輯只有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三個人。

　　此時的胡適，已經成爲《新青年》同人團隊中與陳獨秀並駕齊驅的精神領袖。在陳獨秀已經被免除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職務的情況下，由胡適出面宴請包括周氏兄弟在內的相關同人，既與他輪值編輯《新青年》6卷4號有關，更與他參與維護北京大學因五四運動和蔡元培離校出走而形成的困難局面有關。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爲散發傳單而被捕入獄，《每週評論》由胡適接手主持。6月29日，既是《新青年》輪值編輯又是《每週評論》代理主編的胡適，在發表於《每週評論》第28號的《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中，對照着美國《新共和》週報編輯部“每日相見，每週會議所發的議論，議定之後，把全部認可的議論作爲‘本社同人’的議論，不籤姓名，以表示這是一致的團體主張”的模範榜樣，把《新青年》雜誌所採用的一人一期輪值編輯、沒有專業性例會制度的運作方式，明確認定爲“最不經濟的‘人自爲戰’的笨法”。

　　1919年9月16日下午4時，陳獨秀以胃病爲由被包括胡適在內的安徽同鄉及北大同事保釋出獄。在陳獨秀入獄的3個月零5天裏，《新青年》雜誌再一次陷入停頓。

　　1919年10月5日下午，陳獨秀在胡適家中召集同人討論《新青年》雜誌編輯問題。周作人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晴，上午得尹默函，往廠甸，至公園。下午二時至適之寓議《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編輯，六時散，適之贈實驗主義一冊。”

　　比起周作人，錢玄同在當天日記中留下的文字記錄要更加具體：“至胡適之處。因仲甫邀約《新青年》同人在適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後之辦法，結果仍歸仲甫一人編輯，即在適之家中喫晚飯。”

　　查勘魯迅的當天日記，其中留下的記錄是：“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並詩。午後往徐吉軒寓招之同往八道彎，收房九間，交泉四百。下午小雨。”

　　由此可見，忙於購置八道灣房產的魯迅，並沒有參加《新青年》同人的這次重要聚會。此後不久，還處在保釋期間的陳獨秀祕密離京，並且把《新青年》帶回了上海。魯迅從此再沒有機會參加所謂“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的編輯例會了。

　　辨析與訛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雲志先生，是擁有最大份額胡適文獻資料的前輩專家。關於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裏所描繪的胡適的“韜略”和“武庫”，耿先生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序》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辨析文字：

　　“魯迅先生曾把胡適與陳獨秀來做比較，說陳獨秀的爲人，好像他的門上明貼着招牌：內有武器，須小心，而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胡適呢？招牌上寫着：內無武器，儘可放心，而實際上頗須小心，裏面可能有什麼（大意如此）。魯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適不是個坦蕩的以誠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適近二十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部分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總之，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爲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該可以說是一個胸懷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

　　不知道耿先生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是否讀到過劉半農1934年3月8日的如下日記：“上午續編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課。去冬爲研究所事，逵羽來談，曾言及適之爲人陰險，餘與適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強自用則有之，指爲陰險，當是逵羽挑撥之言。曾以語孟真，孟真告之孟鄰。今日孟鄰面詰逵羽，不應如是胡說。逵羽大窘，來向餘責問。餘笑慰之。”

　　“孟真”是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教授傅斯年。“孟鄰”即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逵羽”就是四個月後受胡適委託到協和醫院陪護劉半農到最後一刻的北大教務主任樊際昌。劉半農日記中的“指爲陰險，當是……挑撥之言”，是他對於胡適爲人正直的強力證詞。

　　應該說，《新青年》編輯部的歷史真相併不復雜，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事實的本真面目，是每一位嚴謹學者必須堅守的學術底線。只有釐清上述歷史事實，圍繞《新青年》編輯部的歷史故事，纔有可能得到嚴謹準確的敘述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