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機緣巧合可以解釋經濟情況,那麼日本分析人士上週可是有不少壞消息要考慮。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爲1.43,爲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有3條新聞,都上了頭條,相互似乎並無聯繫。首先,有新報道詳細介紹了日本年輕人爲何不怎麼親暱。其次,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對信用質量惡化發出警告。第三,日本奧運擔當大臣恥辱辭職。

  不過,3條消息都是相同故事的一部分——日本債臺高築,管理該國的銀髮人士往往難當重任,國家人口的趨勢令人擔憂。

  男女之事最吸引人的眼球——毫不令人以外。每隔幾個月,就必然有報道在問,爲什麼青春年少的日本年輕人看起來不是那麼熱衷於親暱了。這個問題在全球都有媒體報道,人們對它很感興趣,而媒體也往往把它與對日本人的偏見聯繫在一起。

  例如,安全套製造商杜蕾斯(Durex)的調研每年都聲稱,日本人的親暱多產程度(least prolific lovemakers)在各地最低。然而,人們往往很少討論這種現象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看看東京大學和瑞典Karolinska研究所的一項新研究。該研究發現,截至2015年,不到40歲的日本人中,大約有四分之一還是處男或處女。20年前,該數字還是約20%。

  那是個乏善可陳的時點。20年前,日本一直努力對付的通貨緊縮日益根深蒂固。當時,日本銀行首次將利率降至零,日本首次跳進了量化寬鬆的神奇世界。

  不過,東大和Karolinska的研究有兩個值得關注之處。首先,該報告指出,日本年輕人“缺乏性經驗可能並非自願。”該研究指出,收入停滯不前,就業前景日益不安穩,正在推動這個趨勢。其次,該研究討論了日本低得驚人的低生育率的各種因素。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數量爲1.43,爲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根據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這個數字意味着,日本人口到2065年將從如今的1.26億降低到8,800萬。

  一個國家的人口有望在46年後減少3,800萬,環保主義者可能會對此歡迎。日本也可以成爲全人類的人口實驗室,看看各國能不能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實現繁榮。

  不過,坦帕大學東京校區亞洲研究所負責人Jeff Kingston表示,如果沒有沉重的債務,這種好事才能實現。這就要談到穆迪的報告。坐鎮新加坡的投資家吉姆·羅傑斯之所以不碰日本債,就是因爲債務錯配,爲支付帶來問題。他在2017年說過:“日本的債務令人震驚。他們的人口在降,債務在飛漲。如果我是一個10歲大的日本孩子,我會找把AK-47,而且會離開。”

  這種話當然是誇大其辭。不過,日本的財政健康水平絕不能令人放心。2018年,日本政府的債務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大關。2019年,日本面對的是全球經濟的惡化。出口已經連續3個月降低,大型出口者的信心在第一個季度的降低幅度爲6年來最大。

  因此,安倍晉三首相正在考慮新的財政刺激,而財政刺激令信用評級機構擔心。穆迪分析師Christian de Guzman說:“沒有更大規模的結構改革,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將依然低於評級水平相似的國家,該國政府的信用質量因此受到限制。”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債務負擔在發達國家最沉重,其債券收益率卻最低。10年期日本國債利率爲-0.07%。相比起來,美國爲2.47%,中國爲3.31%。這就意味着,如果穆迪、標普或惠譽下調對日本的評級,債券收益率就可能激增,令全球投資者恐慌。

  那麼,安倍政府爲遏制該風險,又在採取什麼行動?遺憾的是,沒做什麼。2014年,安倍政府大幅提高銷售稅,從5%增至8%。此舉據說是爲了償還債務,結果適得其反。稅率提高後,發生經濟衰退,東京因此增加借貸,以圖重振經濟。日本計劃在10月將稅率再次從8%提至10%。鑑於衰退風險再次嚴重,增稅計劃看起來令人擔心。

  接着就要談到第3個報道了——下臺的奧運擔當大臣——69歲的櫻田義孝。櫻田經常出醜。去年,他曾經說過,自己從沒使用過電腦。鑑於櫻田的職責之一就是保護日本的網絡安全,承認這一點對他大概不是什麼好事。最近,他再次出言不遜,輕描淡寫地談論了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受災者的苦難。

  然而,出洋相正是安倍內閣的標誌,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尤甚。麻生今年78歲,本應着手解決人口問題,遏制國家債務問題,領導實現穆迪期待的改革。他卻在挑女人的毛病——2月,麻生說過:“女人不生孩子就是問題。”

  育兒成本、日託難、工作時間長——對於結婚成家,生養孩子來說這都是問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要解決日本所有的問題,麻生有什麼良方?奧運會。就這個問題,安倍的團隊有些一廂情願。安倍的外祖父爭取到的1964年東京奧運會宣示着日本作爲全球強國的復興。戰爭留下的瓦礫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幹線列車,燈光閃爍的樓宇和舉世驚歎的建築奇觀。

  然而,這一切都是十年的熱誠努力和結構性改革的成果。2019年,東京似乎認爲,奧運會本身就是改革。兩週的體育活動將會神奇地提高日本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奧運會本身就會提高日本人的英語水平,使東京成爲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提振初創企業活動,減少繁文縟節,提高收入,使日本企業國際化,吸引更多外國人才。

  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也不會促使年輕日本人多去約會,早些結婚,多要孩子。問題並不在於年輕人對成家不感興趣,不願意結識朋友,不願意認真戀愛。問題也不在於文化問題。

  問題在於,工作單位的時間安排太僵硬,人們難以合理地平衡生活和工作。問題還在於生活成本高昂,壓力太大,對未來收入潛力的信心降低。問題還在於官僚們不盡職,沒有打造更廣泛、更創新的安全網。

  Kingston說:“就像頑疾一樣,有關日本年輕人不親暱的報道層出不窮。夫妻不要孩子的原因很多。但是,育兒成本、日託難、工作時間長——對於結婚成家,生養孩子來說這都是問題。

  “通縮思維”的影響比日本政府的銀髮管理者們想的還要大。看好日本經濟的人之所以屢屢失望,以上這點就是一個原因,而且得到的重視不足。

  譯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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