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中國戊戌年）9月20日，這是個非常歷史時刻。

　　日本“憲法之父”伊藤博文卸任內閣總理大臣，受清國維新大臣邀請，以私人身份訪問大清國，受到光緒皇帝的隆重接見。

　　此時維新陣營對伊藤的來訪充滿了期待，尤其是領軍人物康有爲，已經把日本視爲大清維新的榜樣和盟友。他豪情滿懷地說，西方人近代化用了三百年，日本人用了三十年，而我們大清國，“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

　　康有爲公開倡明，要以日爲師，實行新學新政。相通的文化，相近的位置，你們能做到的，我們應該也能做到。而且時間會大大縮短。

　　爲此，康有爲代表維新派，祭出三招：

　　一、師日變法；二、清日合邦：三、請伊藤博文做兩國相。

　　關於第一項，無非是效仿日本，君主立憲，無需多講。

　　石破天驚的，是後兩項政治構想——清日合邦+請伊藤博文同爲清日兩國首相。

　　具體方案是：清日兩國分別由康有爲、伊藤博文挑頭，合併管理，施行專家治國，“專家團”全面接管大清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在康有爲看來，清日兩國因爲“同文同種”，如果像歐洲的一些國家那樣，聯起手來，則新生有望。

　　可見，此時大清的改革方向出現了質變，“師夷長技”不再是簡單勾兌，不是物理反應，而是化學反應。

　　關於合邦，康有爲在年譜裏提及，稱他當時與日本公使矢野文雄有詳細備案。矢野向國內奏請後就可通令兩國。同時，康有爲還讓楊深秀上書光緒早定大計：不要嫌合邦名聲不好聽，此乃天下蒼生之福！

　　康有爲沒有對合邦更詳細的描述，但他的想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這其中就有當時的刑部主事洪汝衝。洪汝衝當時向光緒提出了遷都、借才、聯邦三條建議。這裏面的聯邦，就與康有爲的聯邦同出一轍。洪汝衝認爲，兩國文化同屬一宗，兩國“即合爲一國，亦不爲怪”

　　而洪汝衝“借才”一策首當其衝的人選，就是剛剛卸任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沒有證據表明伊滕博文參與了合邦政策，他對大清皇帝和改革派的邀請表態謹慎。

　　就在洪汝衝勸光緒行“合邦”策時，康有爲還邀請了在華多年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赴京。

　　事實上，李提摩太是最早的合邦構想原創。他先後找到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恭親王奕欣等人，獻上妙策，那些人嚇壞了，最後就找到了康有爲。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戊戌變法的悲劇結果。康黨三招悉數流產。那麼，我們不妨設想：康有爲這三招如果順利實現，能否令大清國起死回生、甚至迅速崛起呢？

　　首先看康有爲的合邦策略，若真搞成，是日本吞了大清國，成爲名副其實的大日本，還是海納百川的大清國多個東瀛省？這個確實難說。恐怕要經漫長的歲月經驗。

　　然而，其次這個請伊藤博文爲相，卻是值得好好說一說。

　　9月伊藤來華時，正是大清“明定國是、去舊布新”的維新變法如火如荼。康有爲大膽設想給光緒帝打足了氣。在百日維新的103天裏，光緒帝下了180多道新政改革的上諭，在宮中開制度局，重用維新人士爲皇帝立法定製，然後成立12個新政局，實行各項新政。然後裁冗署、撤綠營。裁撤詹事府、太僕寺等一大批衙門，以及三省巡撫、河道總督等官員，而且嚴令“限一個月辦竣復奏”，“堂司等官一鬨而散”、“許旗人自謀生計”等，改革雷厲風行，革故鼎新如風捲殘雲。

　　實權和實力欠缺的康黨維新派，知道光依靠一個虛君還不行，還要裏應外合，才能成就改革大業。他們將來訪的伊藤視爲改革的又一強力助推器。外援來了！

　　伊藤博文9月初踏上大清國土。前後在中國逗留了一個月，幾乎會見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別領袖。維新派對這位外援來訪反應熱烈，期待此次訪問取得巨大成果，康有爲熱情擁抱伊藤博文。

　　9月18日，康有爲到北京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拜訪伊藤博文。對伊藤博文執門生禮。希望這個強力外援與自己這個維新總設計師一起，完成變法大業。

　　事態起初是按照康有爲設計的發展。

　　9月20日，維新派的總後臺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會見伊藤博文。

　　史書《續伊藤博文祕錄》披露了二人交流內容——

　　光緒：貴國維新以來的政治，被各國所稱讚。因此，貴爵（伊藤）對祖國的功績沒有人不佩服。

　　伊藤：蒙賜誇獎，甚是慚愧。臣只是執行天皇陛下之聖謨，只是盡到臣下的職責罷了。

　　光緒：貴國和我國，在地理上同屬一洲，關係最親近，地理上也最近。目前在我國最需要改革之際，朕希望聽一聽貴爵坦率的意見。

　　伊藤：謹奉諭旨。如果承蒙王公大臣們來諮詢的話，臣根據實際所見，認爲對貴國有利的地方，一定誠心誠意詳細述說。

　　由上述對話表示可見，伊藤博文表示可以爲中國變法做事。而光緒皇帝的問話中，也包含了請伊藤博文爲變法指導之意。

　　史料稱，“光緒帝被不吝全面合作的伊藤博文的熱情所感染。”

　　這一天非同尋常，因爲這是光緒皇帝及維新派在大清政治舞臺的最後一搏。

　　9月21日，慈禧令榮祿帶兵入宮，發動政變，宣佈自己再次臨朝訓政，下令囚禁光緒帝，抓捕維新黨。

　　戊戌政變發生時，伊藤博文的表現怎麼樣？

　　此時他還在中國境內逗留。維新黨跑的跑逃的逃，康有爲梁啓超逃入日本使館，而日本公使林權助因無東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即表態：救梁啓超等逃往日本。並表示“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樑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

　　眼見着中國政治改良功虧一簣的伊藤，不知心裏做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伊藤博文選擇中國政變前夜訪華，是有預謀還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對中國的維新派，情有獨鍾。這當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則——爲日本的國家利益考慮，加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談得來，大概也是拉近距離的重要原因。

　　從他積極營救維新流亡者的態度看，他對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對光緒皇帝表白的那樣：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外臣”兩字，表露了他的真實意思——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長莫及。中國的事情，即便維新黨想借力發力，本身也要有“內亂”的實力方可成事。

　　由伊藤博文在戊戌事變中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斷：如果伊藤掛上兩國相印，肯定不會把大清國利益放到日本前面。但是對推進大清國維新，或者也會起到積極作用。這一點，從他在朝做監國時的行爲就能夠看出端倪。

　　史料顯示：1905年1月17日，韓日簽署“日韓併合協約”。伊藤博文以特命全權大使身份入朝。他給朝王室立了三層規矩——

　　一、朝王室在行使財務監督、外交顧問及外交特權活動時，應事先和日本代表協商。

　　二、日本在朝設置統監部，負責管理朝外交和內政。

　　三、在統監的領導下，法令制度、立法、行政權的核心部分盡數由統監統一掌握。

　　1907年7月，李朝高宗在未經伊藤博文許可的情況下，偷偷派出密使，參加世界會議。伊藤博文勃然大怒，迫使高宗退位。隨後，把智力上有障礙的順宗推到皇位，緊隨其後，解散了朝軍隊。

　　伊藤博文治下的朝，資源被剝奪，日語被定爲國語，施行天皇教育，掠奪當地勞動力。

　　同時，日本政府在朝半島大力興建基礎設施，人口得到增長，識字率不斷上升，廢除了朝社會的等級制度，廢除了朝露乳服飾。爲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在客觀上促進了朝半島的近代化。

　　所以，以此類推，如果伊藤博文做了大清國首相，對華夏民族自尊心肯定是個打擊。先被滿洲八旗征服，後又被日本人統治，一僕二主，這恐怕是奴隸都做不穩了。但對結束滿清封建統治、推動中國近代化或許有一定積極作用。換句話說：振興東方，中日聯手，那是沒問題的。但關鍵是誰主導誰的問題。如果中國主導，精英主政，日本輔之，東方的歷史也許會走向良性循環。

　　很多人認爲，康黨及晚清維新派的三招屬於政治空想，殊不知，在一個死水一潭之老大帝國，空想也比沒想法好得多，因爲前者畢竟是活物、還有未來。如果康黨三招，方向對頭、行動有力，就不會止於空想。中國迅速崛起，未必是一個不可實現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