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基本不信教？——從中，西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比較所得出的探索性答案在世界現存的古老文明民族中，唯有炎黃子孫是基本不信宗教的民族（道教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其它外來宗教也從未成為主流文化）。「禮樂文化」是華夏文明的主流。但這種獨特的文化怎樣形成的呢？難道華夏先民就沒有經歷過全人類都曾經歷的原始宗教時代嗎？假如我們的祖先也曾有過原始宗教這個人類童年階段，那它為什麼沒有發展成為成熟的宗教文化呢？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釋。本人嘗試著應用唯物史觀，從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及民族之間戰爭關係的角度去作一探索。從現在已發現的考古文物資料可知，不僅夏，商存在原始宗教，遠在它們之前，中國大地上早就存在原始宗教文化，例如河姆渡，三星堆文化就是明證。尤其是三星堆文化，更達到了原始宗教文化的很高程度。從歷史年代看，它們不僅早於夏，商，也早於古希臘文明！它們應是和古巴比倫文明同時代的東方文明的傑出代表。成書於漢代的神話傳說集《淮南子》，其實就是流行於周王朝之前的華夏神靈崇拜文化的民間「文化化石」。只是因它不符合統治階級「獨尊儒術」的標準要求而被歸入異端邪說之類。共工怒觸不周之山，女媧補天，精衛填海，西王母騎烏等，是多麼神奇瑰麗的神靈崇拜文化！這也正是在長達2000多年「儒教」文化占統治地位條件下，頑強生存於民間的迷信的文化源頭中，西方都曾經歷了原始宗教的蒙昧時期，但為什麼中國走向了不信神靈的「禮樂文化」；而西方則發展成一神教的宗教文化呢？答案如僅僅從維持社會秩序和改朝換代角度去尋找，顯然是不夠充份的。如果讓我們將目光移向廣闊的北半球的地理氣候環境差異，也許會給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觀察問題的角度。眾所周知，整個東亞及中國大陸處在全球唯一的大陸性季風區，每年的光熱條件配合最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繁衍（夏季高溫潮濕，冬季寒冷乾燥）。大約以北緯40度線為界，該線以北屬溫帶季風草原區和寒帶苔原區，而北溫帶草原季風區是適於游牧的地域。該線以南則屬溫帶，亞熱帶闊葉林季風區，宜於農耕和魚獵。中國大陸整個西部，除了高原就是荒漠，阻斷了和亞洲西部和歐洲的交往之途。特別在遠古時期，這種地理上的阻礙基本是不可逾越的。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孕育了同樣獨特的華夏文明。每年按時而至的雨水及大河的泛濫（和古埃及的尼羅河流域相似），同樣準時而至的寒冬冰雪，太陽和月亮的東升西落，井然有序。明朗夜空中的北極星恆定不移。這些呈現明顯規律性的自然現象，很容易動搖原始文明中的鬼神寵拜心理。處在草原季風區的先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逐水草而居，按季節流動的生活習慣。 而處在溫帶，亞熱帶闊葉林區的先民，則習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的生產生活方式。在這種天賜的優越的自然條件下，人們逐漸看到了人自身力量的作用，淡化了對不可預測的自然界破壞力的崇拜，也就隨之減弱了因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鬼神崇拜。同時，游牧和農耕部落之間戰爭及勝負結局，也影響著人們的原始宗教信仰。黃河流域地區正好處在農耕和游牧的交錯地帶。兩種不同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特點，決定了當人口增長超過了草原承載極限，或牛羊遭受特大冰雪災害時，游牧部落對農耕部落的侵擾，搶掠就是必然的。在冷兵器時代，由於體格差異和馬上作戰的明顯優勢，在這種衝突中，獲勝的往往都是游牧一方。任何形式的鬼神崇拜，占卜，巫術（眾所周知，殷商曾盛行占卜和巫術。舉世聞名的甲骨文最早就是龜殼或牛骨占卜的符號而已）都不能改變這樣的勝負結局。農耕一方只有組成強大的部落聯盟，充分利用地形地勢才能有一定勝算。作為游牧一方，戰爭的目的只是為了掠奪生存資料，攻佔土地不是目的（適宜農耕的土地不宜放牧），實行打了就跑的戰術，基本都能奏效，也不用去乞求鬼神的幫助。廣闊的草原，養育著著肥美的牛羊，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和諧和悠閑，無須向神靈乞福。偶而遇到天災，去農耕區搶些生存資料就能度過難關，無須向上天和鬼神乞求。這樣的情景使游牧一方也不需宗教的庇蔭。殘酷的戰爭現實迫使農耕一方更注重發揮人，特別是部落首領的才能來贏得戰爭的勝利，以保生存；同時，在搶掠，侵擾的過程中，游牧一方也深感農耕文明的先進，在心理上由衷崇敬農耕文化。這樣，鬼神崇拜的衰落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夏，商的鬼神文化向周的「禮樂文化」的過程正是上述史實在文化轉型方面的客觀反映。 無論是殷代夏，周伐商的戰爭結局都證明了游牧，農耕文明之間的這種武力侵擾和文化同化的複雜，微妙的關係。綜上所述，正是游牧，農耕兩大民族的生產，戰爭的現實需要，促使原始宗教文化向「聖人」崇拜的轉變。炎，黃二帝，堯舜，周文王就是「聖人」的典型。而在地球同緯度的另一端——古希臘，自然地理條件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起複不平的山丘，一面臨海的地貌，相對貧瘠的土地，獨特的地中海式氣候（夏季乾熱，冬季濕潤），光熱條件配合不佳，不是農耕的理想環境。上蒼賜給古希臘人的並不是「伊甸園」。但愛琴海卻為古希臘人提供了捕魚，航海的有利條件。變幻不定的氣候；收穫難料的生產方式，群山的屏護，最終培養了古希臘人的泛神教文化（這和我們長江流域遠古文明的情形頗有類似之處。如河姆渡，三星堆文明都具有多神論的特徵。甚至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巴蜀文化，荊楚文化仍帶有濃厚的「巫」神的色彩）。在古希臘人所處環境的山脈北面，是由西風帶控制的溫帶闊葉區和寒帶針葉林區（歐洲大平原），沒有適宜游牧民族生存的條件。而比古希臘文明更早的古巴比倫，則是較典型的農耕，魚獵文明。由幼發拉底河與低格里斯河哺育壯大的農耕，魚獵文明則很可能是古希臘文明的催生因素。這些客觀的自然地理條件，很明顯是和華夏文明的產生條件是迥然不同的。古希臘城邦間也經常發生戰爭。但這種戰爭基本上是在相同生產方式的城邦小國之間發生，其勝敗結局不是預先可料定的，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奪土地及其資源，神靈崇拜，特別是英雄崇拜則是取的戰爭勝利的強心劑。同樣是由於生產和戰爭的客觀需求，使古希臘文明呈現出多神教和英雄崇特色。他們創造了奧林匹亞山上的諸神：該亞，烏洛諾斯，普羅米休斯，宙斯，赫拉，阿波羅，雅典娜......；創造出眾多的英雄：赫拉克尼斯，阿硌琉斯，伊阿宋，奧德休斯......。多神教，人神相通，英雄崇拜，最終發展成一神教——這就是以古希臘文明作為搖籃的西方文明的變化軌跡。在人類文明的早期，自然地理條件對人類社會的文化類型的影響是很大的，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遵循這種思維方式，結合具體的中西方文化特徵，使用科學的比較方法，作者從自然地理，生產方式，戰爭結局的探索角度，對「為什麼中國人基本不信教？」的課題給出了以上答案。當然，這只是一種探索性的結論。願和關心此課題的學界朋友共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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