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來自巴斯德39歲的凱特，帶着她72歲的母親貝爾。凱特的問題是：母親學生時期放學後做什麼？貝爾回答道：“在工作日，十幾歲的時候，我會和一個朋友從我女兒 現在的的文法學校慢慢走回家，我們會在糖果店停下來買一罐糖來分享。我們會坐在路的盡頭的一堵牆上閒聊，等載着她的車去了她的城鎮。然後我就自己帶着鑰匙進入自己的小屋，等待父母下班回來。我會讀書、畫畫或縫紉。冬天，我會把火柴放在已經燃起的煤火上，因爲房子太冷了。喝完茶後，我會去臥室做家庭作業以免媽媽叫我幫她洗餐具。我可能會玩披頭士或鮑勃·迪倫、跳拉丁舞。星期五晚上——沒有家庭作業（留到星期天）——我會打扮好騎自行車去我的青年俱樂部和男孩聊天。”

　　凱特聽完說：“我喜歡這種對媽媽生活的洞察——這是一種與我和我女兒的那種完全不同的青少年經歷。沒有電視，沒有社交媒體-聽起來相當美妙。晚上做針線活的想法對我來說很陌生，但我知道它塑造了今天的女性媽媽：她仍然自己修補衣服，而不是買新的。她騎自行車的想法讓我咯咯地笑，因爲我不確定我是否見過她騎自行車，但我可以想象她身後的頭髮飛揚，年輕而自由。不僅僅是我媽媽，我孩子的祖母，更是貝爾自己。”

　　第二位是英國廣播公司貧困兒童慈善組織的主席，53歲的羅西·米拉德·奧貝。她的母親羅斯瑪麗·米拉德，88歲，是一名退休醫生。羅西的問題是：什麼塑造了你的童年？羅斯瑪麗回答說：“我八歲的時候，我乘英國皇后號被疏散到加拿大，這艘郵輪已經被當作一艘運兵船接管。1939年9月1日，就在宣戰前幾天，我們離開南安普頓。我和保姆一起逃亡，父親和我的一個姐姐送走了我。我的兄弟姐妹比我大很多，所以他們留在英國。我媽媽不敢面對我說再見。後來爸爸回家時，媽媽說他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十歲。我們都以爲我只離開幾個月。我住在多倫多。我沒有想家。我從來沒有哭過。當我在加拿大學校受到欺負時，我被告知要堅強起來繼續學習。我不能和父母通電話，但我每週都收到他們的來信。五年後，有人告訴我，家鄉有一艘船，一週內就可以到達。太突然了。我雖然喜歡加拿大，當時我14歲，有加拿大口音。時間緊迫，我沒有時間跟大家說再見。我到達車站時，我父親在那兒等我。他看上去很老。我們曾經是一個非常親密的家庭，但在加拿大呆了五年就意味着一直存在着這種差距。我已經習慣了，但在我的餘生中建立親密關係是很困難的。我想我已經學會了自己管理這些情緒。”

　　羅西：“當然，我知道我媽媽曾被疏散到加拿大去了，但直到我們談到這件事，我才意識到這件事給了她多少磨難。一個八歲的孩子，被送到世界另一頭，不得不獨自應付。她不能大驚小怪，因爲整個世界都處於混亂和創傷之中。她的哥哥在戰俘營裏，她的一個姐姐失去了丈夫。我無法想象必須把我心愛的孩子送走的痛苦，尤其是在這樣危險和危險的時刻。這種經歷顯然改變了生活。”

　　第三位是40歲的瑪麗娜·福格爾，兩個孩子的媽媽，是《家長鬍德播客》的作者和廣播員，住在倫敦西部。她的母親，70歲的莫妮卡·亨特，有三個孩子。瑪麗娜問道：“作爲一個母親，最難的是什麼？”莫妮卡：“送你去寄宿學校，11歲，真的很有挑戰性。天哪，即使現在想起來，也會讓我想再哭一次。你傷心我也跟着傷心，但我知道我必須放手，而我也做到了。那種擔心，一種對女兒不開心的煩躁的感覺，一直陪伴着我，我會一直擔心你。我們每週打一次電話，那些電話總是以眼淚結束。爸爸和我每天都會寫信。奶奶鼓勵我給你一個自立的機會，最終你做到了，你很開心，交了很多朋友。事後看來，我看到了你從寄宿學校得到的好處，我很高興我們能堅持下去。我現在知道我沒有後悔。我們真的很期待你在家的時候，就算有時候吵嘴，我們想把最好的給你。”

　　瑪麗娜：“我以爲媽媽會抱怨幫助我們做家庭作業是多麼的困難——作爲一個奧地利人，我們的英語教育對她來說有很大的阻礙。但她的回答讓我淚流滿面。當我回首過去的時候，我會覺得我渴望的是關注；雖然有很多人在照顧我，但是沒有人愛我。我覺得與父母這些告別非常困難，我會花很多天來害怕它們。我母親從來沒有告訴我她有多難過，可能是因爲她無私地知道這隻會使整個過程變得更困難。我不確定我能否像媽媽一樣做個成功的好母親。回顧那些寄宿學校的年少時光，我意識到我母親是多麼的堅強，她多麼強烈地希望我得到最好的。”

　　本文選題：食鐵獸

　　本文編輯：食鐵獸

　　原文來源：daily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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