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H·麥克尼爾（1917-2016）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他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因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1996年，麥克尼爾獲荷蘭政府頒發的「伊拉斯謨獎」。2010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頒授「國家人文勳章」，表彰麥克尼爾「在芝加哥大學出色的教育探索和二十餘部富有影響的史學著述，尤其是追溯人類五千年文明史的《西方的興起》一書」。

　　今年，以《極簡人類史》和《人類簡史》為代表的「大歷史」進入中國，掀起一股「現代創世神話」風潮。但這股來勢洶洶的新勢力在傳統史學界並沒有得到太多呼應。

　　當然有例外。《西方的興起》一書的作者威廉·H·麥克尼爾就曾聲援大歷史。自1963年被視為「全球史」問世標誌的《西方的興起》出版，麥克尼爾視野開闊，筆耕不輟。他是西方學術界的「世界史先驅」，而中國學者更習慣稱其為「世界史」學科的領軍人物。

　　「讀啊讀、寫啊寫」，收官之作《追求真理》中的這句話正是麥克尼爾世界史探索精神的真實寫照。這位探索者為何對世界史如此著迷？大概，仰望宇宙星空，環顧大自然及其孕育出的多種生命，甚至整個人類文明史都顯得那樣倏忽短暫，但每個社會、每個人羣，甚至每個個體都有尋找自身位置的衝動，都要為這「倏忽短暫」尋找秩序、求得永恆。麥克尼爾借用大衛·克里斯蒂安的話說，他要一睹「混沌與複雜性之中無盡的華爾茲」。

　　然而，休止符終究要畫在每個人的生命終點。7月8日，麥克尼爾在美國康涅狄格州託靈頓家中去世，享年98歲。

　　狹隘超越

　　開啟文明互動的世界史

　　麥克尼爾何以成為「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先驅和領袖呢？這要從「世界史」的概念說起。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史學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起就體現出某種「世界」意識，雖然此時的「世界」並非真正的世界。在中世紀，則有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普世史」。至18世紀啟蒙時代又有理性、線性、「進步」的整體世界史觀。在19世紀的德國，又出現了以民族國家為圭臬、以現代大學為依託、嚴格依據史料、追求所謂「科學」和「客觀」的「專業」史學，但這種「專業」史學描繪的是一幅「歐洲一直領先、其他落後民族漸次開化」的世界圖景，並非客觀，也有失公允。於是一戰期間便有斯賓格勒在搖曳的燭光下發出對「西方沒落」的悲嘆，而湯因比也同樣述說著不同文明萌發、生長、衰落、死亡的故事。這是歷史哲學的思路，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此時在西方世界盛行的是「西方文明史」，在其他地方，即使有所謂「世界史」也不過只是民族國家史的羅列，為專業歷史學家所不屑。

　　麥克尼爾的貢獻正在於他首先認識到，現實中的東西方文明並非像湯因比所說是彼此相互隔絕、「純粹」自足地發展起來的，而是從一開始就在與其他文明彼此不斷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其次，麥克尼爾也特別重視文明交流互動的物質過程，強調生態變化、疾病傳播、戰爭對科技的促進等真實的歷史因素；此外，麥克尼爾比大多數專業史家更多地以全球視野來分析歷史進程，並採用歷史學家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和語言，從而贏得了專業史學界的認可。

　　他一生津津樂道的「大作」《西方的興起》在1963年出版，次年便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用帕特里克·曼寧的話說，麥克尼爾在美國世界史學界起到了「盧克萊修」和「摩西」的巨大作用：如同盧克萊修的《物性論》開啟了從原子到靈魂到宇宙的唯物主義哲學一樣，麥克尼爾開啟了文明互動的世界史；如同《聖經》中的立法者摩西一樣，麥克尼爾為新興的世界史學科指明方向、探索方法並引領規範。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思想和實踐主要體現在其大量的學術著述中。所幸，麥克尼爾的主要著作甚至一些重要的學術論文近年來都已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據其兒子小麥克尼爾介紹，麥克尼爾晚年最大的快慰之一就是看到《西方的興起》漢譯本在中國大陸出版。

　　壯志少懷

　　「大作」必然是「真正的世界史」

　　麥克尼爾的學術成就得益於其少有壯志和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

　　還在十幾歲時，他就開始思考歷史的格局和規律問題了。這一點受到身為教會史學家的父親的影響：父親堅持認為基督教各派信條必有某種共性，而不願沉湎於吹毛求疵、相互攻訐的教派分歧之中。由此麥克尼爾認識到世間人類必有共性，故史家胸懷自當超越文明界限以尋得人類共通的根基。

　　在就讀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本科期間，他就萌發了書寫一部「大作」的宏願。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閱讀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愈發堅定這部「大作」必然是「真正的世界史」。而1941-1946年的軍旅生涯更讓他有機會親歷希臘內戰，親身感受到不同文明間的真實脈動和衝突，成為他日後多部著作的靈感源泉。「對一個研究歷史的人而言，有什麼比親眼目睹革命與反革命的真實較量更可寶貴的經歷呢？」，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

　　《西方的興起》這部「大作」終於完成之後，他幾乎馬不停蹄地撰寫了《瘟疫與人》、《競逐富強》和《人類之網》等幾部「大作」，作為第一部「大作」的續篇和補正。

　　由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科爾特斯征服中美洲過程中疾病發生的重大作用，麥克尼爾找到了《瘟疫與人》的構思，原來被西班牙人稱為戰勝阿茲特克神靈的上帝，不過是橫行肆虐的瘟疫，所以「整個這段歷史都要重寫」。首部敘說傳染病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發生作用的歷史得以成就，《瘟疫與人》從古亞歐大陸一直寫到20世紀，並準確預言了數年後爆發的艾滋病現象。有評論說《西方的興起》一書缺少軍事技術組織與政治文化之間關係的敘事，而此前的社會經濟史與軍事史是各自分立的，於是《競逐富強》問世。而《人類之網》相較早其整整四十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更加重視社會互動以及人類社會的自然環境大背景，時間跨度也更長，足見麥克尼爾的永無止步的追求和家學風範。

　　格局探索

　　揭示「華爾茲」背後的普遍規律

　　凡參與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建構的學者都深知這項工作是何等地艱難。大約在麥克尼爾開始獨立撰寫《西方的興起》的同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52年發起的《人類科學與文化發展史》（第二版改為《人類文明史》）項目動輒數十名專家、數十年的功力才見成效。所以通史建構中出現缺失、不足，甚至「推測」、疏於實證的問題是可以想見的。

　　麥克尼爾對此的態度非常坦然：時刻承認可能的不足，有偏頗就改正。英國史學大家特雷弗-羅珀對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給予高度評價，他卻說：「對此我感到驚訝，雖然也並不是特別愧疚，因為這本書畢竟還不錯，但特雷弗-羅珀在評論中高抬我，其部分原因是想藉此打擊湯因比。我只是運氣好」。在《二十五年後再評<西方的興起>》一文中，麥克尼爾坦陳自己對中國和中國文明有所忽視，並為「沒能理解中國在公元1000-1500年間的領先地位」感到「特別懊悔」。

　　同時，他敢於「推測」。《瘟疫與人》的書稿本來是提交給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但有一位醫學史專家認為書中太多「推測」的內容，比如瘟疫與羅馬帝國衰亡之間的關係，出版社因此拒絕出版。而後轉交紐約Anchor出版社出版，結果大受各方學者的好評，疾病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也從此成為世界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我的歷史敘事中）還有那麼多的內容尚屬推測！但果真如此卻意義非凡！」麥克尼爾對異議持歡迎態度，因為歷史書寫就是在這樣的爭議、質疑、「推測」、論證中變得愈發「精確、豐富和準確」。

　　麥克尼爾世界史思想中還有一點常被人忽略的脈絡。他生前曾盛讚大歷史創始人大衛·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稱其「將自然史與人類史綜合成了一篇宏偉壯麗而又通俗易懂的敘述」，甚至將大歷史的貢獻與17世紀的牛頓和19世紀的達爾文相提並論。其實，這正是麥克尼爾本人的偉大志向：融合自然與人文，窺探暗藏於「混沌與複雜性之中無盡的華爾茲」背後的普遍規律。當然，「所有的史學家都在尋找歷史發展的格局」，他曾這樣說：「有的格局雖小，但也都是對格局的認識……差別只在規模。」

　　還記得「history」的本意是「探索」嗎？那麼你就很容易理解麥克尼爾為何從不間斷地思考著人生、社會、文明、生態、自然甚至整個宇宙的互動格局。他不停地在探索，因為他是一位真正的探索者。

　　□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中心孫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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