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喜斌 視頻/王學民 統籌/劉姝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899年出生，湖南醴陵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祕書長、宣傳部長，原全國人民防空委員會祕書長，原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李立三之女李英男接受大白新聞專訪（攝影/王學民）

　　近日，李立三之女李英男在接受大白新聞專訪時說：“父親曾說過，年輕人犯錯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認識、改正就好”“我們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不管父母做出什麼業績，那是他們的事”“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希望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好，我也相信我們能夠走好。這是父輩的期望，也是他們的理想”。

　　李立三之女李英男接受大白新聞專訪視頻

　　父親的一生是同中國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的

　　李立三在漢口羣衆集會上演講（供圖/李英男）

　　李立三之女李英男說：我的父親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899年11月生人，今年是父親誕辰120週年。小的時候，父親的家裏還算是比較富有，但是後來就慢慢的破敗了。破敗的過程實際上和中國當時整個經濟、社會走下坡路是分不開的。

　　父親跟我講，家裏那個時候雖然生活條件還可以，能夠維持生活。但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兵荒馬亂，很多人都被逼的沒有辦法生存。因爲對當時社會的現狀不滿，所以父親很早就考慮出路在哪裏，但是當時在國內還沒有完全找到。

　　李英男說：那個年代也出現了一大批進步青年，我父親也跟他們一樣，不願意走老路，想要爲祖國、爲人民去探索一條新路。因此在1919年，父親就在北京參加了留法預備班，同年10月乘船到法國勤工儉學。

　　在法國，父親認識了很多留法勤工儉學的青年人，像四川的趙世炎、湖南的蔡和森，還有周恩來等一大批人。後來，父親也是比較積極的參加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也成爲了一個學生領袖，還和趙世炎等人組成了勞動學會。

　　父親他們和蔡和森等人，還一起聯合搞了革命行動，強佔里昂中法大學爭取學習的權利。但是，因爲這些行動，加上我父親又是一個總指揮，最後父親和一百多名同學就一起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 就這樣，父親結束了留學生涯，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後，父親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立即吸收他入黨。就這樣，父親開始了作爲共產黨員的革命道路。緊接着就去了湖南，在毛澤東的建議下，又到安源領導了安源的工人罷工運動，父親也成爲了一個在全國比較有名的工會領袖。

　　此後，父親根據黨的安排，參加了很多的革命活動。上個世紀20年代應該說是父親個人比較輝煌的時期。1925年，父親還參加領導了上海的五卅運動。 父親還是南昌起義的發起者、領導者之一。可以說，父親的一生是同中國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的。

　　李英男說：在這種背景下，他也進入了黨中央，進入了政治局。1928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大以後，父親就進入了黨中央的核心。實際上，父親當時和周恩來、向忠發他們三個人，就組成了一個核心。

　　“年輕人犯錯是不可避免的”

　　李立三（供圖/李英男）

　　在黨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選爲中央委員。在黨的六大上，李立三又當選爲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召開，李立三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任中央農委書記。

　　李英男說：那個時候他還不到30歲，父親自己說他走得比較順利，加上父親的性格也是比較急躁的，所以就急於求成。他當時就覺得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革命高潮，只要一發動，可能就會發展起來。

　　因此他就提出通過一省、幾省的勝利，然後帶動全國勝利的這麼一個比較冒險的一個綱領性的指令和計劃，就犯了一個很重大的錯誤，給中國紅軍跟中國革命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李英男說：“應該說父親一輩子都因爲這個事兒非常痛心。當然父親也很快的就認識到了錯誤。其實，‘立三路線’也就是三個月的時間。到了後來，就被中央糾正了。當時周恩來從莫斯科回來，也幫助父親認識錯誤、糾正錯誤”。

　　所以後來，父親也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深刻檢討。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我覺得他非常直爽，非常講原則。對了就是對了，錯了就是錯了。他對那些因爲這個錯誤的指令而犧牲的同志們，真的是非常痛心，一直都記在心裏。

　　很多的老同志都聽到過他在不同的場合，態度非常誠懇。甚至包括在蘇聯的有些時候，請他給在那裏學習的中國學員們講中國革命形勢的時候，他還會批判“立三路線”。然後說：“你們知道嗎？ 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就是我”。

　　李英男說：“父親也曾經告訴過我們：年輕人犯錯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認識、改正就好。連列寧同志都講過：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他的。所以父親也一直堅信是這樣的，有錯就改”。

　　父親當時的很多行爲，實際上超出了共產國際的框框，共產國際很擔心，因此特別的堅持要把父親叫回莫斯科，對他進行批判。所以父親不得已就去了，這一去就是15年的時間。

　　組織和同志們曾給父親開過三次追悼會

　　李立三（供圖/李英男）

　　據瞭解，李立三同志一生開過三次追悼會。第一次追悼會是1922年在法國召開的。李英男說：“那個時候其實父親已經回到國內了，而且已經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但那個時候的通訊、交通跟現在不一樣，有很多的小道消息或者是誤傳”。

　　在法國的一些同學，特別是和他比較要好的周恩來、趙世炎等都很關注他的情況。當時有一個消息說李隆郅刺殺湖南的軍閥趙恆惕，圍城被抓起來然後處死了。同學們聽了以後很悲痛，然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在法國巴黎開了一個追悼會。

　　第二次追悼會是在八一南昌起義後，父親當時是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有一次大部隊已經快走到了瑞金，但是父親帶的政治保衛處的隊伍卻沒有趕來。有個士兵說，父親他們遭遇到了反動派的襲擊，看到父親被打倒在地上，可能是犧牲了。

　　這個消息也是挺悲痛的，又是周恩來主持了追悼會。但是還好，據說還沒開完我父親他們就趕過來了，最後轉悲爲喜。當時父親笑着說：“給我開追悼會，還要幾十年”。第三次追悼會是在父親去世後，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堂舉行。

　　李英男說：父親原名叫李隆郅，有點像老師的名字，因爲我祖父就是一個開私塾的老先生，是清朝的秀才。在父親參加工人運動時，這個名字就顯得比較複雜，因爲名字的筆畫比較多，工人很難辨認。因此在安源的時候，他就改名李能至。

　　後來到了上海五卅運動的時候，父親還是經常和工人接觸，和鄧中夏也結下了深厚的友情。父親跟我講，有一次他們坐着火車去開會的時候，鄧中夏就提到這個事，說你這個名字寫起來太複雜了，工人識字不多，很難辨認，你改個名吧。

　　“我父親說，改個什麼名？然後鄧中夏往窗外一看，說：你看那窗外站着三個人，就叫李三立吧。我父親覺得，李三立不好聽，就說：叫李立三吧。從此，父親就一直用了李立三這個名字”，李英男說。

　　父親從來不會講自己做了什麼貢獻業績

　　1946年1月回國前，全家合影（供圖/李英男）

　　1927年，李立三曾領導收回了漢口的英租界。此外，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還有一件鮮爲人知的業績，那就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敵人破壞後的恢復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英男說：“應該說父親沒怎麼跟我們講過這方面的故事。我只記得大概是60年代，當時出了一部片子叫《永不消逝的電波》，講的就是這方面的故事。當時父親很興奮，一定要帶着我們一家人，到附近的電影院去看”。

　　父親在看電影的時候就說：對，確實是這樣的，我知道。父親說，我參加過這個工作。父親就只說了這麼一句，沒有再多說。父親從來都不會說自己曾經做過什麼業績，他基本上就不誇自己，從來不會講。

　　李英男說：我覺得父親是很優秀的一個人。應該說他的眼光、他的胸懷都不是一般人，我媽媽也曾經跟我講，其實她也是看中了我父親的這些特點。另外，我覺得父親很勇敢、很堅強、特別講原則。

　　父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在他很年輕的時候，不到20歲的時候，就確定了理想，也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對這個信仰一輩子不動搖。不管他遇到了什麼情況，就算是在蘇聯坐牢，他還是照樣要幹他的事業。

　　李英男說：咱們現在的時代是高度物質化的時代，但是父親他們那代人走過的道路，更重視的都是一些精神價值。父親也曾經和家裏說過：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都是黨給的、人民給的。周圍的物質條件，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就是一種薰陶。在家裏，在父母的身邊，孩子們不知不覺的可能就會薰陶出一些東西。在一些關鍵的時刻，我們也會想到父親、想到母親他們是怎麼做的。這可能就是一個榜樣的力量吧。

　　好像無形之中，就形成了要低調做人的習慣。另外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靠自己，不能靠父母的名聲。不管父母做出什麼業績來，那都是他們的事。父親是父親，我是我。還是要做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李英男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大日子。我每次都是比較激動的，因爲想到我有幾次都是在天安門廣場上度過的，或者是後來在家裏陪着媽媽一起看電視。對我們家來說，也是值得慶祝的日子。

　　開國大典現場圖（供圖/李英男）

　　在開國大典上，我父親還站在了毛澤東的旁邊。然後我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高興、非常興奮的。 所以想到這裏，我總是會希望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好，我也相信我們能夠走好。因爲這是父輩的期望，也是他們的理想。

　　“歷史的足跡是不可抗拒的，歷史一直在往前走。在歷史的過程當中，有些事情也在慢慢的淡化。但是我總希望，我們的父輩，包括我父親的一些業績，特別是對年輕人有一些意義的業績，不要完全被忘掉”，李英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