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疲軟、就業不景氣、廣泛瀰漫的對工作的不滿、令人震驚的巨額債務——這就是西方世界的生活。西方世界好像已經丟掉了曾令其保持一個多世紀活力的創新習慣。

自20世紀60年代活力嚴重減退後, 大多數國家的生產率增速都開始下滑。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生產率增速跌至原來的一半。在20世紀90年代末，法國、德國和英國的生產率也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長。這些國家急需找到方法恢復其從前的活力。

但是一些意見領袖會改變話題。他們認為，重要問題是不平等。據估計，歐洲四分之一的私人財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在美國，最富有的1%人羣掌握著三分之一的財富。在低生產率增速的國家，私人財富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且近幾十年來，絕大多數國傢俬人財富中富人掌握的財富比重均有所增長。

抱怨不平等的「平等主義者」認為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財富本身就是不好的：因為其扭曲了社會。他們希望通過實行財產稅來根除這種令人不愉快的財富。

「改良主義者」認為富人利用其財富進一步謀利——尤其是爭取對他們有利的稅收制度。結果是造成中產階級失意消沉，無數人在勞動中的低效彙集起來最終導致「生產率」的降低。這些批評認為，應該廢除資本利得的低稅率，壓低超級富豪的收入，反對低稅率能激勵創業公司並幫助其成長的想法。

人們抱怨的不是財富不平等導致創新減少。沒人能說西方歷史上不平等的加劇導致了之前的活力消退，因為在富人開始享受最近的勝利期之前，生產率已經開始下降了。從1940年到1970年前後，創新已經開始趨緩，而最富有的10%人羣所佔財富和收入比重在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提高。

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是活力的消減加劇了財富不平等，因為其對於中等收入工人的打擊比對富人的打擊更大。研發新產品是勞動密集型工作。而新產品生產所需的資本貨物的生產也需要大量勞動力。當創新停止時，這些工作也消失了。

在西歐地區，1961-65年間，資本投資的年增長率達到近7%，而在1971-90年間，這個數字下滑到約2%。美國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利潤也下降了，但是富人在海外回報率一直很高的地方投資。

由此導致的生產率增長放緩，將實際利率壓至極低的水平，導致絕大多數人無法通過老辦法——儲蓄，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對西方人來說，要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變得困難。這促使大批人進入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通過套利和投機賺取利潤。那麼多人期望通過賭賭自己的運氣大賺一把，總會有些人成為贏家。而這些贏家獲得的豐厚回報也進一步加劇了財富不平等。

生產率增長放緩的背後，是創新能力的缺失，其癥結就是社團主義理念的傳播，特別是團結、安全和穩定的理念。政客們推行遏制競爭的法規；通過分肥契約照顧利益集團；通過行業政策引導經濟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阻礙了創新者，或者減少了對創新的激勵。公司需要擔心的競爭減少了，因此敢於提高定價，賺取更多利潤。股價因此上升，已經很富裕的股東的財富也由此增加了。

標準的經濟理論預測人們會將自己的薪水儲蓄起來以獲得回報，比起不儲蓄直接將錢花掉，這些回報能讓人們購買更多的東西。守財奴會為了積蓄財富而積蓄財富，但這樣的人很少。

然而，社團主義的另一個理念——物質主義，讓人們對致富產生了癡迷。據統計，許多退休的人依然在儲蓄，富人更是如此。

物質主義同樣也導致了短視。它引誘首席執行官推高股價，促使基金公司要求基金經理達成季度利潤目標。這扼殺了創新，將財富不平等維持在高水平。自1965-75年美國經歷生產率增長的疲弱期以來，利潤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已達到了創紀錄高點。

然而，平等主義者在財富不平等的成因方面錯得離譜。造成1970年以來反常的財富不平等的是深植於西方社會的社團主義弊病，而不是「資本主義」或者稅法。如果我們能夠治癒這些弊病，經濟就能恢復活力，反常的財富不平等就能得到緩和。

作者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大繁榮》(Mass Flourishing)。

譯者/許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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