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編者按】

　　本文是特里·伊格爾頓爲《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 s）第二版撰寫的導言，發表於1987年。“保馬”版標題系校者所加。

　　文中，伊格爾頓回顧了197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或者說“唯物主義分析的新形式”在英語世界的興起，由此，檢討了出版於1975年的《勃朗特姐妹》一書。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伊格爾頓對於唯物主義文學批評的辨析：唯物主義的方法，不是“把文學文本看作一種潛在意識形態或歷史情境的‘表現’”，而是“看作各種因素‘生產’或轉化出的一種全新形態”，是對“文本的物質屬性”的關注。一句話，唯物主義文學批評不是機械反映論。在這個意義上，伊格爾頓認爲，精神分析的眼光也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審查。

　　儘管伊格爾頓後來公開聲稱阿爾都塞遺產的消極意義大於積極意義，他出版於1976年的《批評與意識形態》卻是英語文學理論界最阿爾都塞主義的著作。《勃朗特姐妹》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爲他阿爾都塞階段的作品。在本文中，伊格爾頓對結構主義持一種相對公允的看法，亦對解構主義和（某些版本的）女性主義表達了批評性意見。

　　最後，懸在伊格爾頓這篇寫於1980年代末的文章之上的，還有一片歷史的弔詭的雲彩。其時，伊格爾頓惋惜《勃朗特姐妹》尚有正統“實踐批評”的殘留，沒有充分審視“意識形態決定因素”，便“過早轉向傳統價值評判”了。然而當新的正統豎立了起來，晚近有越來越多關於文學批評學科這一範式轉型本身的反思。佩裏·安德森去年在《倫敦書評》討論普魯斯特時感嘆，實際的“批評”和“比較”在如今的學院裏不受人待見。就此而言，伊格爾頓的這版導言和這本書，在別一重意義上更顯得重要了。

　　保馬今天推送“遠讀叢書”新出伊格爾頓《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書籍信息見“每日一書”欄目）相關內容，第一部分爲此書第二版導言，第二部分爲此書三十週年紀念版導言。感謝遠讀叢書編委會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什麼是正統唯物主義文學批評？

　　關於《勃朗特姐妹》的自反性思考

　　特里·伊格爾頓/文

　　高曉玲/譯丁雄飛/校

　　什麼是正統唯物主義文學批評？

　　本書於1975年首次出版，當時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風潮雲湧，開始進入大復興時期。雖然自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發生激進政治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批評開始傳播，但是《權力的神話》初現之時，此批評潮流尚未形成其主導理論體系。一年後我個人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著作《批評與意識形態》（Criticism and Ideology）於1976年出版。1977年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出版了他重要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8年皮埃爾·馬舍雷（Pierre Macherey）的扛鼎之作《文學生產理論》（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的英譯本出版。自1976年以來，一系列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和文化理論年會在埃塞克斯大學召開，第一次把大批年輕的激進批評家集聚一堂，無論是著述還是政治立場，他們都深受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的影響。然而，《權力的神話》在這場政治疾風中不過是一芥稻草，正如所有不成熟的構想一樣，它無法如期收穫這場旋風帶來的成果。

　　馬舍雷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1978年版

　　有件逸事或許能讓我們回想起那個時代的風潮。我記得有個朋友也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他曾經有點憂心忡忡地問我是否真打算在副標題裏用“馬克思主義”這個字眼。當我說確實要用這個詞的時候，他流露出一種敬畏的表情，因爲在他看來，（這並非是我個人的感覺）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非正統做法，甚至有點莽撞挑釁的姿態。換句話說，在1975年，即便你的著作中隱約帶有那種特殊印記，“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不太“安全”的做法。從後來這本書得到的一些評論來看，我這位朋友的審慎還是情有可原的。前共產主義者菲利普·湯恩比（Philip Toynbee）在《觀察家報》（The Observer）這份報紙上，用了幾乎所有可用的版面討論“獻詞”部分（校者注：本書獻詞爲，“獻給多米尼克和丹尼爾，及西約克郡的工人階級運動”）。聽說有書評人讀完前幾章甚或讀完導論就棄之不讀的，但是如果只讀到獻詞就完事，只能說明湯恩比先生在專注力方面有問題，這要放在小學生身上，估計得每週去接受教育諮詢治療了。湯恩比的書評大致就是在調侃我幾個孩子的名字，用的是自由人文主義者慣用的大度和機敏口吻，不過他至少沒有把我的著作當成陰險的惡作劇。有一兩本從事勃朗特姐妹研究的“專業期刊”恰恰就是這樣看待本書的。這些出版物一般專事研究夏洛蒂手掌尺寸之類的話題（從最近發現的一雙手套推斷出來的），他們評價本書時用了一種糊裏糊塗、難以置信的口吻，就像在一本神學期刊讀到有人把施洗者約翰當成托洛茨基分子研究時的反應。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評論家們就像氣短心急的湯恩比先生一樣，仍然不待見馬克思主義批評，不過意識形態的大環境還是發生了明確轉向。儘管1975年的時候可能還不太明顯，但現在這個讓人不快的事實已經是非常清楚了：唯物主義分析的新形式，到了不朝它瞪眼就絕不下場的程度；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用英國一家大出版社社長的話說，必須得承認一點，自三十年代以來，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局面，最振奮人心的批評均來自政治左翼。

　　Wuthering Heights

　　Emily Bronte ，（艾米莉·勃朗特） 著

　　1992年版書影

　　如果說《權力的神話》具有那樣一種預見性，那麼它註定要同時錯過智識潮流帶來的一些好處。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本書中較爲複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相當傳統的批評實踐之間稍顯拙澀的結合。對於具體小說的討論，特別是夏洛蒂作品的討論，仍然過多地遵循被稱爲“實踐批評”這種爲大家所熟知的正統範式，對“字面意思”進行逐字逐句的“細讀”。馬克思主義批評當然要閱讀文本，而且要近距離閱讀。自七十年代以來，我們對於“閱讀意味着什麼”這個棘手問題變得更加警醒，然而本書中所提供的批評性閱讀極少受到縈繞四周的文學理論影響。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初期階段，在激進的理論和變革性的閱讀實踐之間還沒有形成充分互動，“理論”和“實踐”雖然出現在同一頁上，卻互不關聯，或許只有《呼嘯山莊》的討論達成了一些突破。對夏洛蒂小說結構討論的部分，對傳統的批評方式做了一些本質上的反撥，觸及了文學形式和社會意識形態之間某些深層關聯。我認爲這一點，而非關於小說中某個事件或人物的具體分析，纔是本書的力度所在。

　　本書應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著作和他提出的“範疇性結構”（categorial structures）觀念——這一結構在文學形式、文本意識形態和社會關係之間起着重要的轉圜作用。這些關聯對於馬克思主義批評來說仍然非常重要，但是現在我可能會對戈德曼過分“同源式”（homologous）的模式持更加批評性的看法。在我看來，這種模式總是有一種預設，即分析所涉及的不同層面——無論是歷史力量、意識形態或“世界觀”（world visions），還是文學文本的內部結構——總會在沒有過多的衝突或矛盾的情形下，互相再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說，戈德曼所謂的“發生學結構主義”（genetic structuralism）總體上是受累於結構主義最糟糕的缺陷——出於遮遮掩掩的有機論衝動，試圖達成一種總體性的統一。《權力的神話》也常常犯這樣的“過度總體化”（over-totalisation）的毛病。此書整體上未能實踐我一年以後在《批評與意識形態》中提出的方法——即與其把文學文本看作一種潛在意識形態或歷史情境的“表現”，不如看作各種因素“生產”或轉化出的一種全新形態。也就是說，本書的研究在其基本批評觀點上仍然屬於過分傾向於“表現主義的”（expressivist）方法，把文學文本的結構輕易地看作一種更廣泛的潛在力量組織的“置換”（transposition）。這種方法的危險在於它與正統的自由人文主義批評一樣，具有一種讓批評喪失活力的唯心主義：以其特有的生產策略和裝置，以變形的符碼，對文本的物質屬性進行有意無意的抑制。

　　1834年，勃朗特三姐妹畫像，由其弟布朗威爾所作，圖中從左至右爲安妮、艾米麗、夏洛特

　　即便如此，這種現在看來有點臭名遠揚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居然能在勃朗特研究中獲得如此出色的應用，我得承認內心有點受觸動。很明顯，1975年以後，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大“世界觀”變得水火不容，而且“高”結構主義的風潮也早已退去。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把一些結構主義概念從哲學瓦礫中拯救出來，付諸應用。我現在的確希望比寫作此書時以更加多元主義的態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批評方法。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分歧主要在於政治目標問題：在支持社會統治秩序和致力於顛覆這個秩序的兩種力量之間，不可能達成根本妥協，兩種觀點之間所謂的“中間地帶”不過是意識形態上的幻覺。然而，推進這些目標需要用到一系列的理論和政治策略，至於這些策略是否有效，無法給予某種絕對的或內在的評價，而要看它們最終取得了怎樣的成效。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一種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它與簡單的自由主義或折中主義的不同之處也正在於此。雖然結構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總的來說，最終對歷史唯物主義是有害的，但是在我看來本書所包含的“結構主義”元素似乎是適得其所的。我記得七十年代末有幾個馬克思主義同事對本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激烈批評，他們認爲書中所運用的混合方法不倫不類：這兒用點戈德曼，那兒整點馬舍雷，別處又加點盧卡奇或阿爾都塞什麼的。現在來看，這揭示了一種方法的拜物教，那個時期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一些論著都有這個特徵，但很難說這是這本書本身的一個最根本的瑕疵或模糊之處。

　　經典結構主義最終不得不讓步於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後結構主義”，當相關原著已在歐洲大陸大量出版發行的時候，英國人對此還只是略有耳聞而已。典型的後結構主義批評會斷言《權力的神話》過多地聚焦於二元對立，卻未能加以解構：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保守主義、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現實主義和天馬行空的想象、桀驁不馴和循規蹈矩，等等。

　　Fiction and Repetition

　　J. Hillis Miller 著

　　1985年版書影

　　這種批評無疑有它的道理，不過我在第五章中的確揭示了，夏洛蒂小說中這些二元對立如何互相消解和發生反轉的，而且也論證了此種移位和逆轉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必要性。由此來看，本書可以證明一點，即解構主義不一定要全盤丟棄歷史或政治責任，或者以爲把複雜的矛盾消解爲完全的不確定性或者純粹差異的神話之後便可皆大歡喜。本書出版後出現的各種勃朗特姐妹後結構主義研究恰恰存在這樣的危險。（例如J. 希利斯· 米勒[J. Hillis Miller]，《小說與重複》[Fiction and Repetition,Basil Blackwell, 1982]中對《呼嘯山莊》的相關討論，作者用一種美國解構主義的典型姿態審視了對該小說的一系列批評方法後，僅僅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由於文本的不確定性，這些方法無一例外都是偏頗或者不恰當的。由此解構主義者便可以一招制敵，不需要任何自己的“立場”便能擊敗其他所有批評家。這種姿態的隱含政治導致一些批評最終反攻自身。）另一方面，後結構主義批評又提醒說，本書對文學形式的效果關注不足。討論《呼嘯山莊》的章節試圖把小說廣爲認同的感染力歸結爲其統一性（unifying）的力量：小說把所有衝突焊接成爲連貫的“圖景”（vision），這種連貫性在形式上沒有受到其所包含的紛亂無序的材料影響。與之相對，夏洛蒂小說更具發散性和不均衡的特徵，形式上缺乏連貫性。這樣對比本來的目的是要形成對夏洛蒂小說的負面評價。現在來看，不管這種做法帶來了怎樣特別的洞見，其整個理論基礎從根本上就是極端錯誤的。這其實是喬治·盧卡奇的立場，他偏愛那種能夠超越和涵蓋內容衝突的形式。正是這種態度導致盧卡奇對貝爾託·布萊希特的劇作形式痛加抨擊，布萊希特劇作故意採取了混合的、衝突的、開放式結局的形式，卻被盧卡奇以教條主義的方式進行了毀滅式的政治批判。我的研究給人一種感覺，好像是艾米莉在用盧卡奇範式對抗夏洛蒂的布萊希特風格。可以說，這本書關於夏洛蒂的小說存在形式上的偏差和不一致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是由此就得出負面的價值判斷，就顯得非常可疑。比如“神話”一詞，用在評論《呼嘯山莊》時總是一個正面詞彙，但到了夏洛蒂小說（如《謝莉》）就完全換了一種口吻——我亟不可待地把夏洛蒂所說的“神話”等同於“不切實際的”幻想，直接一筆帶過。本書意識到了勃朗特姐妹作品中“怎麼寫的難題”，但卻沒有由此對這種困境的意識形態決定因素做審視，而是過早轉向傳統價值評判，只重視夏洛蒂小說的“現實主義”效果，對其作品中不符合傳統模式的地方統統加以質疑和詰問。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98年版

　　換句話說，現實主義審美觀念在本書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夏洛蒂小說的閱讀方法。但是，如果這並非最恰當的閱讀框架呢？如果在她作品中出現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文類的多元性和不一致性，本身恰恰是其最有價值的特徵呢？如果說這並非對正統現實主義的草率偏離，而是一種激進挑戰呢？1975年之後有很多——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一些論著提出，女作家有必要反抗那種天衣無縫的、有機的、同質的文學形式，這些過去只是男性的傳統特權。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把夏洛蒂多元化小說看作女性解構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一種更爲積極的闡釋。然而，《權力的神話》幾乎完全排除了女性主義考量，只偶爾意識到所選作家爲女性。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更爲顯著的原因是，此書出版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這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即將蓬勃大發展的時期，也因此早於那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女性主義批評論著，沒過幾年，這些論著成爲了經典。埃倫·默爾斯（Ellen Moers）的《文學女性》（Literary Women）出版於1976年，次年伊萊恩·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出版了《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於1979年面世，這個題目本身就會讓人想到夏洛蒂筆下的伯莎·羅切斯特（Bertha Rochester）。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女性主義批評在美國已經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在英國的勢頭可能就沒那麼強勁了。儘管如此，女性主義也已是呼之欲出，所以無論如何不應當忽略。本書之所以排除了女性主義，還有另一個不太體面、也是盡人皆知的緣由：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臭名遠揚的“性別盲”（gender blindness）。在《權力的神話》中的一些地方，這種偏執的盲目達到了幾近荒唐的地步。文中偶爾有專門討論“女人問題”（看上去有點怪異的說法）的片段，我把勃朗特姐妹稱爲“與世隔絕的受過教育的女人，她們在社會交往和居住環境上遠離她們在智性上密切聯繫的世界，所以不得不在情感渴求中獨受煎熬”。接下來的句子這樣寫道，“……這種孤獨感成爲個體化社會中所有（男）人（men）孤獨的範例和形象”（重點系我所加）。正如人們所言，是男人在閱讀女人。對《維萊特》的評論更加荒唐，甚至宣稱“（小說中）沒有什麼……引發露西的情感痛苦”。的確沒有什麼，除了這樣一個事實：生活在掠奪性的男性社會中，她不過是一個孤苦無依、四處碰壁、備受壓榨的女人。

　　《閣樓上的瘋女人》1979年英文出版封面

　　《閣樓上的瘋女人》2000年英文再版封面

　　本書的理論模式並非階級化約主義（class-reductionist）。相反，在阿爾都塞思想背景影響下，本書強調的是勃朗特姐妹小說的“過度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及其多元互動的構成元素。然而在實際論述中，這些非階級的決定因素，特別是性別，卻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如倫敦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團所言：“（伊格爾頓）把簡·愛看作向上流動的資產階級的無性別代表人物，這導致了他對文本的簡約化解讀。他將性別置於階級之下，忽略了前者的決定性作用。用伊格爾頓的話說，‘個體自立’所秉持的精英管理觀念不允許女性角色如男性角色那樣發揮作用。”我現在想提出這樣的論點，即性別問題，至少在她們許多的作品中，遠不止是衆多社會決定因素中的一個而已，而是其他社會衝突發生的支配性媒介，它有着比其他衝突更高一等的自主性。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相關分析將不僅具有嚴重的侷限性，而且會導致調性錯誤。如果說我在處理簡·愛、露西·斯諾和謝莉時顯得冷漠無情，甚至有時會有點不耐煩的話，這可能不僅僅是因爲我作爲男性，在面對情感飢渴的女性形象時典型的焦慮反應（由此產生防禦姿態），而且是由於相較於女人，我更關注小資產階級，將焦點從性別移至階級，因此導致了對前者的負面評價和迴應，儘管這些評價和迴應對後者而言不無道理。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並不是說勃朗特姐妹作品中人物的階級地位問題應該被抑制——不合時宜地擺出一副騎士般的姿態讓她們可以因自己的性別而被開脫。恰恰相反，這些人物身上的確有一些負面的，甚至是讓人反感的東西，或多或少就來自於她們的階級地位。被女性主義批評所救贖、增值的夏洛蒂·勃朗特，同時也是一個對英國工人革命深感恐懼的女人，她在小說中對工人階級人物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總體上看，自本書初版以來，關於勃朗特姐妹的女性主義批評迄今尚未觸及這些問題。這些女性批評大致上都無視歷史和階級，正如傳統馬克思主義批評頑固地忽略性別問題一樣。對於這種缺漏，女性主義批評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而馬克思主義批評則不然：由於擔心被男性激進派利用（這完全可以理解），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注的女性壓迫問題，女性主義批評並不特別關注。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產生當代女性主義批評的社會，是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敵意的社會，而這些政治狀況很可能會留下印記。

　　夏洛蒂·勃朗特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以來，很多馬克思主義批評都論及女性壓迫問題——儘管這些論述要麼粗笨淺陋，要麼浮光掠影，有的甚至擺出一種屈尊遷就的姿態——試圖儘可能地彌補過去的缺漏。但至少到目前爲止，同樣的事情並沒有在女性主義批評那裏發生，其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照舊疏遠。

　　我們時代的女性主義批評已經和精神分析理論建立了某種邏輯同盟，後者在本書中同樣也處於明顯的失語狀態。本書中論及《呼嘯山莊》的章節雖然不能算是對文本的“浪漫主義”解讀，但也沒有經過弗洛伊德那種充滿懷疑精神和嚴格唯物主義的審查，就急切地使用了“想象力”“本真性”“解放”等這些本質上是浪漫主義的概念。除了其自身的唯物主義偏見，整章論述還縈繞着一種唯心主義光環，若能加上一劑弗洛伊德主義的明智判斷，可能就不致過火了。從小說文本中的力比多交換來看，無意識明顯發揮了破壞作用，但從寫作的奇特性質中也能捕捉到無意識破壞作用的痕跡，這也是我未加詳論的層面。本書暗含的認識論在很多方面更多是唯心而非唯物主義的：那些能夠在主觀和客觀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的作品，被給予了高度評價，而那些在一定意義上斷裂性的、主觀上“過度的”或者非總體性的作品，常常會遭到批判。因此，《呼嘯山莊》就因其形式上的高度統一而獲得讚譽，但這卻忽略了小敘事套敘事的“中國套盒”式效果、視角的持續後退和觀點的不穩定性，這是一部“去中心”的奇特小說，不僅顛覆了傳統作者“聲音”的支配地位，而且其題材的一些方面也威脅要破壞資產階級社會廣爲接受的形式。我關注呼嘯山莊世界怪異特徵的同時，卻忽略了最怪異的現象：《呼嘯山莊》那神祕莫測、波雲詭譎的文本本身。

　　1939年美國電影版《呼嘯山莊》，勞倫斯·奧利弗飾演Heathcliff

　　我還想修正本書一些錯誤觀點，點出一些被排除在外的問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已成爲英國文學經典，但是她們根本不是英國人的背景；她們是愛爾蘭後裔，希思克利夫可能也是如此。在維多利亞想象中，女人與愛爾蘭人有時會被放在一起，都一樣是“充滿孩子氣的”外人，感情強烈但缺乏理性，如果本書能論及這一點將會更有意思。我着眼於勃朗特姐妹的各種神話，但卻對那個關於勃朗特姐妹本身的神話關注不夠：即批評史中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目的對她們的建構和重構。和莎士比亞一樣，勃朗特姐妹不僅是文學文本的集合，而且已經成爲一大文學產業，爲何會有這樣的局面，這樣的局面是如何發生的，都是值得一問的問題。最後，我想說的是，現在看來，我關於艾米莉和夏洛蒂的文本“政治”之間的對比過於僵硬了。夏洛蒂最終是以妥協者和審慎的策略者形象出現的，與之相對，我發現《呼嘯山莊》表現出的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絕對主義。這樣的論斷不僅迴避了《呼嘯山莊》強大的“混合性”（incorporative）傾向，而且也弱化了夏洛蒂作品的激進主義層面。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夏洛蒂的小說的確巧妙地達成了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然而這種合宜得體的結果常常被性的需求——一種個人被充分接納和承認的慾望、一種帶着憤怒和創傷且難以平息的慾望——置於危險境地，這種需求可以突破任何社會藩籬或敘事閉合的邊界。就這個方面而言，本書在兩姐妹之間設立了過於死板的兩極對立，這隻能留給有興趣的讀者去解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