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代奢談精神和理想正面臨越來越尖銳的嘲諷。談論身體、慾望早已不是隱私，談論靈魂纔是。你在任何場合大膽地談論身體、表達慾望，沒有人會覺得奇怪，但你在這些場合談論靈魂，很多人就覺得奇怪了。靈魂在我們這個時代反而成了難以啓齒的隱私，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人這麼快就被解構成了肉身的人、平面的人，他還沒來得及體會人之爲人的深度感，就被慾望席捲而去了。可是我們的靈魂如何處置？靈魂，信念，還有那些莊嚴而沉重的事物，並不是可以隨意嘲諷和踐踏的。總有一天，它將重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by謝有順

辨明人之爲人的存在理由

答《南方人物週刊》問

南方人物週刊：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謝有順：談不上滿意。物質上我很容易滿足，我來自鄉村，以我父母的標準看，我已經過上了一種很不錯的生活，脫離了“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生活。我所有的不滿是覺得自己在精神上不能更加有力。總有很多事情在分解你的時間，瓦解你的精神，有一種隨風飄蕩的無力感。我特別警惕這一點，我不願隨波逐流。

南方人物週刊：還有什麼不安和擔憂？

謝有順：我對生活，一直存着很深的不安和擔憂，旁人未必看得出來。不安和擔憂的原因不是外面的，它來自內心，是一種自我增長的焦慮，它有可能打敗你——真正能打敗你的，其實就是你自己。這種不安，需要通過自己和世界之間建立起更加有效的聯繫方式來緩解。而在這個紛擾的時代，讓自己的心清靜下來，並執著於自己一直堅守的信念是很難的，但你不能放棄心裏的這個方向感。你要清楚自己的心裏要什麼，要持守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這就是自我鬥爭。作爲一個文化人，如果在這點上潰敗，那他就被連根拔起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讓自己的心在這個紛擾的世界能保持一種對抗的力量。王陽明說，“持志如心痛”，今日讀起來感受尤深。

南方人物週刊：對你今天所達到的成就，你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謝有順：談不上成就。對於我們這種小範圍感興趣的學問來講，我的研究是零碎的，片斷的，甚至是偏頗的，談不上什麼成就。心得？或許有兩個字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鄭重。鄭重地對待你所做的事情，鄭重地對待人和世界。今日的中國，缺的不是遊戲精神，而是缺乏鄭重之人。這其實是梁漱溟先生的話，他認爲人生有好幾種態度，一種態度是逐求的，一種態度是厭離的、逃避的，還有一種就是鄭重的。若能經“逐求”和“厭離”，再跨入“鄭重”，即爲人生之化境了。這個鄭重指的是你用全副精神去照顧當下，一心一意，聽從生命的自然發揮。你能專心地活在當下，又對未來懷着想象，鄭重對待一切，這能夠幫助我更加誠懇、有力地辨析世界和人的真相。這也是我做事的信念和做學問的一個原則。

謝有順

南方人物週刊：對你父母那代人和他們成長的那個時代，你瞭解嗎？你怎麼看待他們？

謝有順：我的瞭解很多都是間接的。因爲後來的閱讀和研究，自然會對他們的歷史有興趣。也有直接的材料，比如我喜歡跟我老家的長輩聊天，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很多渺小而堅韌的人生是如何走過來的。那是個用公共意志來取代個人意志的時代。我的父輩們，如果與時代之間不想兩敗俱傷，他們就只能被歷史和命運卷着走。作爲一個農民，他們根本沒有能力決定和把握自己的命運。在那種語境裏，個人是被抹殺的，個人的喜怒哀樂都被禁止，你只能把自己綁在意識形態的戰車裏，只能根據時代的表情來決定自己該哭還是該笑。我能理解他們的無力、無奈和悲哀，但可以理解的不等於就是合理的。

相比之下，我慶幸自己，在今天還能有所堅持，還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這當然不是最好的時代，但也未必是最壞的時代。很多人抱怨他不能做事是因爲時代不好，他們總是在想象一個黃金時代。但對於具體的個體而言，並不存在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你的黃金時代就是當下。如果你不盡力生活在當下，而只是去空想一個虛無的未來，我覺得這是自欺欺人。你失去了當下，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強調實踐，強調當下，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儘可能地把自己的思想、信念落實到你的生活中，而不流於空談，這恰恰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

南方人物週刊：在文學評論之外，你對這個時代有什麼話不吐不快？

謝有順：這個時代令人感慨萬千。我們的思想選擇已經越發的多元化，但多元化的背後也可能是淺薄化和另一種形式的虛無主義。多數人對莊嚴、沉重、有歷史感的東西已經毫無興趣。如果一個時代只有娛樂、調侃、幽默，心裏已經沒有莊嚴和高尚的東西，這難道不是一種更可怕的危機？娛樂正在成爲新的生活意識形態。它可以存在，但不能如此囂張。娛樂和幽默，有時也是一種逃避。說句實話，我認爲中國社會現在真的是一點都不幽默，它在精神匱乏方面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因此，我本能地拒斥一切過於幽默而簡單的東西，我認爲它和中國現實的沉重是不相稱的。只有在我們的精神視野裏，重新引入一些莊嚴的事物，才能幫助我們辨明人之爲人的存在理由——人的存在不僅是當下的、肉身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精神的、有理想的。

但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奢談精神和理想正面臨越來越尖銳的嘲諷。談論身體、慾望早已不是隱私，談論靈魂纔是。你在任何場合大膽地談論身體、表達慾望，沒有人會覺得奇怪，但你在這些場合談論靈魂，很多人就覺得奇怪了。靈魂在我們這個時代反而成了難以啓齒的隱私，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人這麼快就被解構成了肉身的人、平面的人，他還沒來得及體會人之爲人的深度感，就被慾望席捲而去了。可是我們的靈魂如何處置？靈魂，信念，還有那些莊嚴而沉重的事物，並不是可以隨意嘲諷和踐踏的。總有一天，它將重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

南方人物週刊：觀察這個時代裏你的同齡人，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謝有順：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在迅速地分野，你很難用一種總體主義的觀念來概括他們。可能有很多人仍然沉迷於身體的狂歡和慾望的放縱，但也有一些人在覺醒，在思考我們要如何活着才能更有質量，我們要如何與這個世界更有效地對話。

據我的觀察，在我的同齡人中，他們的價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是和上一代人的分裂，一個是和同代人之間的分裂，還有一個是自我的分裂。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彌合這種分裂，誰能夠有效地彌合，並由此獲得一種整全的力量，通過這種力量有所行動，他就有可能是這代人裏的傑出代表。以前這代人可能多半還是過着匍匐在地面上的人生，現在該是他們站立起來的時候了。而要想站立起來，他就必須獲得精神的支柱，在這個支柱裏，光有反抗不夠，還需要建設，光有批判不夠，他還需要肯定。有所肯定的人生，纔是健全的人生。

南方人物週刊：你認爲什麼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的？如果一定要你選，你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謝有順：領袖氣質？我想想……起碼應該擁有信念、智慧和行動力吧。首先是要有信念，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將自己所要的與更一個廣大的世界所要的進行對接，並且有一種堅持的定力，這就是人格魅力。信念的誕生，就是爲了使一種人格變得貴重、有光彩。還有就是智慧和行動力。智慧是指有創造精神，他能夠通過智慧把自己人格里的精神含量解析出來，使之成爲具體的文明成果，而把這種文明的成果轉化成實踐，這就是行動力。信念、智慧和行動力，可以說是一個人影響他人、影響社會的心靈鏈條，其中又以智慧爲核心。尤其是在中國，你做什麼事情都需要智慧，莽撞會壞事，不怕死的勇氣固然值得欽佩，但未必能成就你想做的事情。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才能完成信念與實踐之間的優美對接。

“領袖”這個詞太大，太沉重，我是不敢輕易用這個詞。我們這代人還在成長的階段。我很難下這個判斷，也列不出什麼人該是青年領袖。很多人都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影響公衆，但你說某人是領袖，我想很多人也會不服氣。因爲“領袖”這個詞有特殊的含義，帶有某種鮮明的烙印，但我們也沒必要把這個詞看得那麼沉重，就像我們平時說“大師”這個詞一樣，也不要太當回事，你把它看作是對那些特別有成就和影響力的人的描述就行了。

南方人物週刊：還在世的人當中，你最欽佩的人是誰？

謝有順：我的欽佩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道義層面的，爲某個人的勇敢、堅決，或有力地介入某個有危險性質的事件感到欽佩；另一種欽佩是智慧層面的，你爲他所創造的成果感到欽佩。我不願意將這兩種欽佩混在一起談。今天的人，普遍有一個誤區，就是把道義上的勇敢，和他在專業領域的創造相混淆，於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度洋溢着用勇氣來貶抑創造的風氣。其實，一個民族只有勇士和義士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她還要有創造，有智慧的、文明的成果。假如當年沒有李白、曹雪芹他們的創造，我們還奢談什麼中華文明？

我曾經欽佩寫作武俠小說時的金庸，他的小說有很大的涵括力，政治、經濟、文化、時代，他都寫。他的小說，不僅寫一地一事，甚至寫幾個國家之間的衝突，而他這些小說，居然是在他最忙的人生階段裏寫的，他辦報紙，寫社論，這麼忙，還能寫連載，不簡單。我也欽佩史鐵生，那麼堅韌而明亮。還有劉再復，他的思想一直在進展。其實還有很多值得欽佩的人，我無法在此一一列出他們。

南方人物週刊：你怎麼理解責任？

謝有順：責任首先是要對自己負責。一個只有對自己負責的人，纔有可能對世界和他人負責。對自己負責就是用健康的精神塑造自己。一個人如果內心荒涼一片，有明顯的精神殘缺，你和他談什麼責任？有一個負責任的自我之後，自然就會面臨另一種責任，就是你和世界、和他者取什麼樣的一種關係。責任其實是一種關係。你在關心自己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他人和世界？只有把他人和世界當作你人生的一個重要參照物的時候，一個人的責任感才能真實有效地建立起來。

南方人物週刊：責任、權利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謝有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三者有一種內在的聯繫。就我而言，我所有的權利在於我要有表達自我的自由，這是最根本的權利。在表達的過程就會產生責任的問題。我是做研究的，除了道義的責任，我還擔負着一個話語的責任：我的書和文字，要說出我想說的，同時又要能有效地影響哪怕是一個或幾個人。

南方人物週刊：請推薦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一部電影？

謝有順：影響最大書，那肯定是《聖經》。《聖經》裏有一種最爲優美的說話方式，同時它提供可以信靠的世界觀——它對世界和人的認識是根本性的，能夠讓人回到起初，回到一些根本的疑難上來考慮問題。現在的書大多隻是提供某一個方面的思索，很難像《聖經》這樣給人以整體和根本意義上的啓發。我現在對那些能夠帶我回到原初的典籍特別有興趣，包括老子他們的書，也呈現出了人類思想的原初狀態。

電影方面，我喜歡的有很多，但我想特別提及《肖申克的救贖》。它爲敘事上的動人心魄和精神上的莊嚴堅韌找到了一個完美的平衡點。好看，又能讓人意識到人是不可摧毀的。它爲一個最爲樸素的活着的信念作出了偉大的詮釋。

南方人物週刊：你覺得自己幸福嗎？

謝有順：這個問題令我想起安德列·紀德在《人間糧食》裏的一句話：“你永遠也無法理解，爲了讓自己對生活發生興趣，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在家人面前，尤其是還住在農村的父母和三個妹妹面前，承擔着一種基本的責任，我必須讓他們覺得我還有力量。但每個人都有自己難以排遣的的悲傷和無奈，我只能用卡夫卡的話來提醒自己，不要絕望，甚至對你不要絕望這件事本身也不要絕望。許多的時候，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但我也不藐視塵世的幸福對一個人的感召。人活着要解決一堆具體的難題，而不僅僅是解答觀念問題。我有一本書的書名叫“從俗世中來，到靈魂裏去”，人如何在俗世和靈魂之間找到來往的通道，這一直是我考慮的問題。

南方人物週刊：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你對你所從事的領域的前景怎麼看待？

謝有順：我對文學的未來懷有信心。當一個社會完成了一定的物質積累的時候，文化的需求又會重新回來——人們會渴望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一個沒有文學參與的世界，必定是一個堅硬、僵死的世界，它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而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軟化人心、創造夢想。誰都不能否認，只有那種存着夢想的人生，纔是真的人生。

（本文之前發表於《南方人物週刊》，採訪者爲該刊記者鄭廷鑫。）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