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的一生都在詮釋知識分子

▲漢娜·阿倫特 (1906—1975)

20世紀是極權主義總爆發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魏瑪共和國的夭折，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戰後曠日持久的冷戰格局，一種極權對抗另一種極權的偽合法性，民主與群氓暴力的真假難辨，民族國家與主權暴行相互之間的話語饋贈，精英理論與庸人之惡的互為土壤，民族與種族的混淆以及這種混淆所喚醒的道義力量、道德力量和正義非正義的力量，民族解放、民族獨立、民族國家與工業化規模資本擴張的全球化之間的衝突與傾軋，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阿倫特所生活的20世紀，政治哲學的場域到底有多大？政治哲學的空白又有多大？

能夠以政治哲學的姿態總攬20世紀政治哲學全局的，漢娜·阿倫特是一個制高點。從純哲學的角度看，阿倫特的思想並不具有在20世紀代言哲學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都對她的寫作持保留意見的緣故。但就一個思想家、知識分子所擔當的道義力量和無畏的勇氣來說，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責任來說，無論雅斯貝爾斯還是海德格爾都遠遜於她。

▲1924年，阿倫特在馬爾堡大學

當然，這是兩個領域的事情，嚴格來說是不可比的。但因為她是他們的學生，他們自然會以這種思想上的淵源對她發出期待指令。只是他們忘了，漢娜·阿倫特不僅是他們的學生，她還是女人，她還是猶太人，她還是在美國重構話語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歐洲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家。阿倫特的政治哲學道路是她人生軌跡各種合力的結果。但如果她不是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的學生(尤其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她雖然也有可能走上政治哲學的道路，但這種所謂的政治哲學很可能就是政治學意義上的東西，根本就運思不到政治哲學的高度，無法生髮對極權主義淵源的洞見，無法為政治哲學增加本無期待的思想尊嚴。

▲阿倫特與雅斯貝爾斯 (攝於1958年)

阿倫特是思想家，是女性思想家，這已經有一絲宿命的味道。如果再加一個定詞，猶太女性思想家，不知讀者您做何感受。猶太人，這使阿倫特原本複雜的命運變得更加複雜。猶太人，這不僅使她生來就被打上坎坷的烙印，不僅讓她在主流社會受盡屈辱並強化了她的反抗意志，扭曲了她作為女性的人格，改變了她思想的向度，增加了她對人性劣質成分的敏感度，而且也鑄就了她受迫與自虐的性格，自然也干擾了她對海德格爾的感情判斷和思想判斷。

但所有這些在理解猶太人方面都不是最根本的。在歐洲歷史和思想史上，相對於主流社會來說，猶太人始終是個變數，從斯賓諾莎到馬克思，到愛因斯坦、阿倫特等現代人物，概莫能外。一直潛伏在歐洲思想深處的二元論，其根源就在這裡。雖然猶太教被羅馬化為基督教，使西方思想的希臘源頭和猶太源頭完成了形式上的神學融合，但在生命的最後一問一答和世界推定的最終依歸上仍然各自緊守自己的源頭。彷彿兩條互為交叉的弧線，各有自己的成圓軌跡。從思想的原點來說，信證與證明始終各說各話，雖然猶太的信證也融合了希臘的邏各斯式證明，反之亦然。思想上各有自己的節奏，都按自己的拍子起舞。

自文藝復興(希臘精神復興)之後的近代性，實際上是大規模地奠基希臘理性的世界圖景，所謂科學的解釋系統替代了神學的解釋系統。猶太人信證的話語能力被大大地抑制了，使猶太人的思想方式邊緣化了。在社會體制上，由於工業化的擴張規模，猶太人在貿易領域所佔有的傳統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也相對弱化了，且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作為少數族群被分散在各個民族主權國家中，漸漸淪為任人宰制的弱勢群體。因此，猶太人在近現代社會主流的壓制下，普遍傾向於變革甚至革命的思想。如果把啟蒙運動以來歐美社會組織、社會團體、書籍刊物和輿論媒體的沿革梳理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猶太人對主流社會的革命姿態的脈絡。思想的二元論「血統」始終有變成社會體制二元論的傾向和動力，這也襯托出近現代(尤其是現代)猶太人在思想界和社會變革理論方面異常活躍的緣由。

雖然作為變數的猶太人十分活躍，但在工業化規模推進的技術理性運動中，猶太人始終無法成為常數。無論你作為猶太人多麼優秀，你卻始終在主流的擺幅之外。阿倫特自然也不例外。除了感情上的顛簸和政治上受迫害這些實存層面的困苦之外，她真正的痛苦卻在於她始終不能靠岸，總是往返於兩岸之間，一岸是希臘的證明式，一岸是猶太人的信證式。多少次的往返，總是差那麼一步，就是無法上岸，過一種在精神上有家園的生活。流浪是現代人的集體命運，但阿倫特更是經歷了現代猶太人在信證和證明之間的深層的流浪。這是一種不得不把流浪本身當做常數的生存軌跡和思想軌跡。

▲阿倫特與丈夫從法國出逃到美國

無論從身世上說，還是從思想和感情上說，漢娜·阿倫特都是流浪者。雖然她是在多重漂泊中書寫命運的人，但她卻勇於擔當，捍衛公理，甘為真理的僕人。什麼是知識分子？漢娜·阿倫特的一生都在注釋知識分子。斯人已逝，但她的思想軌跡和行動軌跡對知識分子來說仍具有標本價值。人們可能對她的思想層次有爭議，也可能對她的感情生活有爭議，但對她的知識分子良知想必無可爭議。

知識分子，這是一個近代生成的概念，既是工業化生產分工的產物，也是近代價值觀形塑的主流階層。這個階層具有無畏的批判意識，具有天然的以人權為原則的思想，具有趨向中性的話語傾向，對以偏見為前提的價值敘述深惡痛絕，對一切都要做科學的檢視，一切教條(哪怕再具有傳統道義的教條，哪怕上升到形而上學崇高感的教條)都要接受中性化檢視的懷疑和批判，絕不容忍以個人好惡為前提，絕對警惕利己原則，為真理、自由而犧牲是他們的當然使命。知識分子可以終結於自己的限度，但不能把這個限度設為公理和公義的前提；知識分子可以在生存層面滿足於知識性生產的分工，但不能以自己居有的分工為優先；知識分子可以在各種(民族、國家、黨派、團體等)複數語境中工作，但不能把這些複數語境視為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東西；知識分子要比其他人更理解一切實然的東西，但任何實然的東西都不能以犧牲應然為原則……

漢娜·阿倫特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她身為猶太人，受盡了屈辱和迫害，她當然希望猶太人能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樣，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享有公民社會應有的一切人權保障。但不能因為猶太人受盡迫害，就反過來迫害其他人。在猶太人建國問題上，阿倫特始終抱持這種清醒的、堅定的知識分子立場，不能把原則和真理交由民族和國家來左右。她為此招來朋友的辱罵，經受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攻擊，甚至以傷害她內心最隱秘的感情為目標。她在青少年時期結交的幾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朋友，是她成長的最艱辛時期賴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之一，但隨著個人的成長和時事的變化，這些人大都成了以侮辱她為快的敵人，這讓阿倫特意識到，他們不僅無力成為真正的朋友，把私人感情與公器分開的朋友，而且在一個女人面前連起碼的男性自尊都沒有，竟需要她以一個傷感的女孩姿態來喚醒他們的基本人性，而這些人看上去大都做出十足的知識分子模樣，骨髓里卻填滿了齷齪與偏見。

阿倫特終身探索極權主義的起源問題，促使她進入這一領域的初始動機，就是她的猶太人身世，並因此使她偏離了純哲學甚至純思的海德格爾道路。但她的研究和思考並不是為了猶太人而猶太人，不是為了讓猶太人揚眉吐氣，也絕不允許猶太人在現代公民政治上有任何優先地位的預設。不能因為敵人迫害了我，我就可以迫害敵人。報復與復仇是低級的東西，它只能滋養更多的偏見與傲慢，只能使一個民族和社會變得更淺薄更狹隘，更無知識分子的成長空間，更無公民社會的道義力量。

▲艾希曼審判

艾希曼審判是中年阿倫特著力最大用心最深的事件之一，也是她知識分子品格的集中體現。對這個案件的觀察和評論，她沒有問自己是猶太人還是德國人抑或是美國人，她在乎的是公民的權利，國際法的缺陷，犯罪者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政治與法律的區分，感情與事實的區分……。一個深受法西斯種族主義政權迫害的人，有N+1個理由站在受害人的立場上去，但作為知識分子，阿倫特對該事件秉持了純分析的立場，這當然傷害了那些持各種民族主義立場和受害人立場的人的感情。但公民政治與知識分子的特殊聯繫就體現在這裡。公民是一個權利與責任的集合體，公民政治的任務就是要去發現公民元素，對這些元素採取分析姿態，無論姓甚名誰，無論民族血統，也無論男女長幼，只要處在公民元素的規定中，都應一視同仁，不能為了主張自己的權利就剝奪他人同理主張的權利。知識分子就是探索這個同理的理型。阿倫特做到了，雖然傷痕纍纍，她做到了，並堅持住了。

如果抱持世故的態度(我們的「知識分子」？)講代價的話，阿倫特的知識分子代價鮮有人能比。美國人認為她是德國人，雖然她對美國公民政治的新鮮空氣讚歎有加；德國人認為她是美國人，雖然她在德國經歷了無盡的痛苦和辛酸，但她依然對歐洲尤其德國充滿了鄉思和歸屬感；反猶主義者認為她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而猶太復國主義者則認為她是猶太人的叛徒，她招致這些誤解和辱罵的唯一原因就在於她淡化種族、民族和國別色彩，主張人作為公民的權利，無論這個人屬於哪個種族、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她愛她的老師，但在真理和公義面前，感情不是蒙眼布，任何感情都要被分解為真理和公義衡量下的元素，為此她既批評過雅斯貝爾斯，也批評過海德格爾，批評有時是尖銳和冷酷的，但這並沒有妨礙她對老師的真摯的感情；作為女人，她當然在感情問題上指責過海德格爾，而且隨自己心態的變化指責的方式也不同，但她從來沒有像勒維特那樣，把個人的感受與海德格爾的思想混為一談；對海德格爾加入納粹黨和當納粹的校長，她的批評尖銳苛刻，但這並不妨礙她探索海德格爾當校長的大學理想，並不妨礙她在海德格爾和國社黨的思想之間做出嚴格的區分；從個人的溫情來說，她當然對雅斯貝爾斯的人格評價更高，但這並不妨礙她以更肅穆更虔誠的態度對待海德格爾的思想。讓思的事情回到思的事情，讓人格的事情回歸人格的事情，讓感情的事情限於感情的事情，讓政治限於政治的場域……。一個知識分子到底要做出多少區分？並因這種區分以及在行動上貫徹這種區分付出多少代價？世故文化中的圓滑人格能否做出這一區分並願為此一區分付出犧牲？

寫到這裡，我覺得有些奢侈了。在中國談知識分子問題，既覺得最緊迫，也覺得最乏資格。放眼望去，偌大的中國，悠遠的中國，變體中的中國，有幾根知識分子的脊樑？專業分工下的專家利益集團，人格的整體依附，追逐利益的自覺意識，惡俗的價值導向，國格與人格的背反，民族主義的畸形補課，世故到智慧等級的靈魂，以為了生存的名義被頻繁交易的原則與公義，權力透視鏡中的眾生相，相互欺騙的集體默契；本就貧弱的良知在各個角落裡無時不在經受著的拷打……。在一個以消耗良知來背書的社會導向里，知識分子的土壤在哪裡？知識生產的話語張力與知識分子的人格依附(甚至是自覺期待的依附)怎能塑造公民社會，怎能從權力導向過渡到權利導向，怎樣才能實現從權力到權利的現代公民政治？做一個公民而不是屬格的人，做一個捍衛自尊而懂得尊重其他同樣自尊的人，這是知識分子的當然屬性，這樣的知識分子自然也是公民社會的天然載體。如果知識分子只不過是知識的生產者和出賣者，甚至通過人格的自覺附庸來擴大知識的賣價，甚至不擇手段，那就是知識販子，而不是知識分子，就沒有任何現代社會公民政治的價值，反倒成為現代社會塑形過程中的負擔。餘下的只有人格依附和利益寄生的半吊子的知識分子，半吊子的文人和文化人，這是滋養偏見和傲慢的多麼理想的場所，這是極權主義和平庸之惡多麼期待的土壤！荒漠在延伸，我們都不過是荒漠延伸中的鬼影。

這裡不是展開這個論題的恰當場所，我只想藉此來參照一下，對有極深的(因被迫而成習慣的)明哲保身傳統的國人來說，像漢娜·阿倫特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何等值得我們期待！知識分子又是何等莊嚴肅穆的稱謂，沒有真正知識分子階層的所謂現代社會又是何等之空洞與虛偽！如果現代技術與惡俗的導向和空洞的人性化合在一起，以工業化規模倍增，那是怎樣的場景與後果？會不會重演阿倫特所說的極權社會的庸人之惡與平庸之惡，會不會又是極權主義復甦與強化的更大周期？我們是不是已經參與了極權主義的大業並在大聲叫賣？

雖然我們自命為知識分子。

【節選自《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愛和思的故事》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