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時期的社會形態決定了那時候的經濟就是原始經濟狀態，從捕獵過渡到耕地，伴隨著土地在社會中的引入，可以說是靠天地吃飯。國家為了富強。很自然地需要繼承當時的生產方式，於是這個時期基本都是重農經濟，不斷的積累國富。到了西周後期的時候，天下已經不穩定了，出現了大封建地主，也就很自然地出現了私有制度的雛形。重農時期的土地性質也是和社會形態有關的，封建地主階段的土地公私並行和為了擴大產量效率的管理方式，又進一步為之後的國營經濟積累了經驗。

到了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封建貴族領主的土地等級佔有形式解體並為封建的地主土地佔有形式所代替。手工業、城市、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是土地佔有形式變革的結果，也是促進這一變革的原因。封建貴族和封建地主的關係就是主要的社會關係，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地主能決定市場上物資的供給和人員的供給。由於諸侯太多，門客也就相對應的多，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多流派。其中比較突出的幾個流派的經濟思想各不相同，卻相互之間有著聯繫。儒家提倡集權下的經濟制度，孔子認為的主要矛盾是個人道德、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約束關係；而孟子將儒家的主要矛盾發展為「義利孰上」；道家的經濟態度是一種復古的自然式經濟，其核心矛盾在於「無為」和「有為」之間，如何以「無為」的思路創作整體「有為」的進步；墨家更多的關注點在交換上，也是最早提出交易成本和流通價值概念的；法家更有制度學派的作風，提倡「法、術、勢」的結合和統一，以法治人，以術遇人，以勢壓人，強調政府對於市場制度的建設和參與者的制度管理；農家顧名思義，重農主義思想深入每一個管理方式中，著重分析國家對於農業的管理政策並大力發展農業來使國家富強；兵家的經濟思想可以說是企業管理的先驅，關注點在於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應用，同時也關注人員效率的提升；商家注重價格的變化和，對現在的二級市場的基本面分析有很大的影響，同時也對供給側和需求側提出了不同的刺激與控制方法。另外，錯誤理解「市農工商」的順序也成了階級分化的一個原因，同時春秋時期的通過「禮」來迴避階級之間的越級錯位消費表現，也是一種到道德層面上的制度限制。從周朝繼承的「禮」滲透到春秋時期的經濟活動中，天子需要代表天來管好人民，而第一步就是農業的發展，同樣在春秋時期，由於國與國之間的特殊關係，軍事方面的考慮也融入了經濟制度的設計中，雖然各國的發展策略不同，但大體都是以農業發展為本，只是強國的方式不同，有的以商強國，有的以軍強國，有的以法強國。

整體來看，春秋時期的封建社會結構決定了上層建築的封建特色，從而反過來作用於經濟活動，形成了以鞏固封建貴族和地主階層為目標的特色封建主義經濟階段，同時國營計劃經濟和私營市場經濟並行，重在社稷的內外穩定與農業的發展，但是由於生產力達不到標準或者國營壟斷資源，工商業雖然有苗頭但也僅限於苗頭。

秦漢的社會特徵以中央集權為特色，秦朝時間雖然短，但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因此有著集權式的經濟管理制度。不過秦國自身對於軍事的依賴扭曲了經濟社會的市場特徵甚至封建特徵，既不重農也不重商，重軍事所帶來的就是軍事制度滲透到行政制度中，再由行政制度傳遞給經濟社會，這樣沒多久社會生產力上不去，國家開銷太大，收入增長沒多少，自然而然就內部起義瓦解了。不過秦朝基於高強度的政治體制下的經濟管理制度也是存在進步性的，這體現在貨幣的統一、國營體制建設、分工制等，為漢朝的進一步探索封建主義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漢朝開國的時候百廢待興，因此通過幾十年的潛心發展，恢復了不少的國力。為了迅速恢復因戰爭而凋敝的經濟，漢初實行了「與民休息」、放任主義的政策，「無為而治」是漢初統治者經濟管理的主導思想。所謂「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幹，而是順應自然規律去，農業為首要產業，穩定後的商業行為逐漸豐富起來，再往後纔是工業的發展。可以看到，重農主義是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基石。漢武帝時期由於國家內外環境的變化，以桑弘羊為代表將國家幹預主義作為政府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模式，所謂「國進民退」也不是真正的民退，只是人民覺得應該到手的財富少了，限制多了，但其實人們忽略了基建投資的享受與國家穩定的成本。重農的前提是土地制度的完善，漢朝的土地制度在公有和私有之間不斷尋找平衡，往往是根據國家發展環境來決定土地是歸統治階級、地主、還是私人，基於土地所有制的經濟制度也逐漸形成了貴族+地主+平民的社會形態，不過到了漢朝後期，貴族的重要性由於內外紛爭，也就不及眾多地主階級的聯合影響了。至於義利之辨，它在這個時期得到進一步解釋，為了維護封建專制+地主的體制形態，義走在了利之前。中國封建社會的商人資本，具有向地主階級轉化的要求，逐漸產生了「商人治生之學」向「地主治生之學」轉變的歷史趨向。

整體來看，秦漢時期包括之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整體經濟特點就是封建主義專制經濟。雖然維護的是同一個制度，但是由於時代和國情的變化，不同時期的經濟制度對於市場的態度就不一樣。大體的發展思路確實統一的：開國的時候多數都重農，在不斷積累基礎的同時，逐漸用專制力量去控制核心產業，開放其餘產業的市場制度。後因市場改革而迅速繁榮昌盛，卻由於「利義之爭」停下了市場盈餘向資本行為的明確過渡，市場思想迅速被「士農工商」意識取代，重新回到重農道路。這時由於市場上過多的供給無法消化，價格收到嚴格控制，盈餘所耗殆盡，又只好回歸到封建地主經濟中，直到內外矛盾激發進行朝代的變更。

唐朝之後的商業，為富人、富商辯護的思想無論在規模還是從業人數等各方面，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開始而且有了行會組織。人們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也更多地擺脫了重本輕末思想的影響，為富人、富商辯護的思想也一度盛行。從整體的社會體制來說，唐宋兩朝在地主階級市場的關係上都經歷過不同的階段，不過核心目標依然是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延續了300多年的均田制在唐代瓦解，而代之以一種新的土地制度——莊田莊園制。這表明，自秦漢開始的土地私有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租佃關係在新的意義上得到了發展。莊田莊園制是邁向土地私有化的一個過程，期間仍然存在地主制度的對抗，但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土地制度和之後的公社化運動有相似之處。從財政思想上看，西方國家直到19世紀末期纔出現「量出為入」的原則。中國在楊炎以前和以後，直到近代的財政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強調「量入為出」，這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分不開的，也就是說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狀態決定了統治階級對於財政的態度。生產力不足的時候，往往採用「量入為出」來利用有限資源和收入進行發展規劃；但當社會發展到繁榮階段時，統治階級又會採用「量出為入」的策略，根據國家需要的發展方式來決定財政的規劃與制定，沒有一定實力和穩定的增速，是不敢這樣進行幾年規劃和支出的，因為這樣對於供給側的壓力會有不少。另外，均稅、專稅、結構性稅收、稅負轉嫁等財政手段被唐宋元逐漸理解，並得到因地制宜的發展與改進。唐代以後，因商品經濟的發展，政府鑄造的貨幣數量不足，減重的私錢不斷充斥市場，招致了「惡錢」問題，僅就貨幣流通速度這一觀點來說，沈括的觀點在經濟思想史上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總的來說，這一段時期的市場和羣眾不斷明確了貨幣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也發現了作為價值尺度的通脹以及通縮的原因與一些表現：從「錢重物輕」到「錢輕物重」。特別是當北宋出現了紙幣後，對於紙幣和貴金屬的關係也進行了定義，這之後的紙幣也就開始有了儲藏價值。元朝相對於前兩個朝代有一些特殊性，因為本質上他是遊牧民族，由於氣候變化不得不南下和西進入侵，以獲得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所以它的政策是重商主義的，對商品經濟和貨幣有著高度的重視，特別是貨幣思想的突出成就也說明瞭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但前提都是國家統一壟斷鑄幣權，來確保市場的穩定性。

整體來看唐宋元時期的工商業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才能促使經濟社會的市場化得以進行。同時唐宋兩朝繼承了之前的農業政策，並加以調整，以符合工商業發展的基礎需要；而元朝的遊牧農業經驗也被用在新增國土的使用和管理上，進一步推動了農業體量的積累。同時由於疆土非常大，採用紙幣流通也是情理之中的發展。土地政策上，這個三個朝代對於土地公有還是私有並沒有明確的規範性制度，核心思想還是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至於是貴族階級還是地主階級，這個不重要，唐朝甚至有一個階段中給予地主階級權力去覺得自己的奴隸是否能夠獲得家庭分田，所以唐代之後便從均田制過渡到了莊田莊園制，這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代表了土地私有制的開端。

明初實行的工匠制度，部分地解除了元代以後手工業者的封建依附關係，適當地解放了勞動力，手工業生產很快得到了恢復，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這個時期出現了少數部門工場化的現象，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萌芽，雖然不宜估計過高，但也算是走上了「原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明代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崛起和商人社會地位不斷提高，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開始活躍。提倡「用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充分發揮個體追求私利的「本性」來使得市場更加活躍，國家只要在制度上加以限制與財政政策，就能獲得持續性的國富積累，這一點倒是和西方的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學相似。明朝中後期，社會主張富民第一，持這種觀點者多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他們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強權專賣，更反對「與民爭利」的官營。同時期的斯密所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實質上就是反對以壟斷和國家幹預為特徵的經濟政策主張，提倡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經營，以及勞動、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他看來，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廢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經濟自由放任的政策。 如果說亞當斯密的理論是為勢力日益強大的「工業資產階級」最終戰勝「商業資產階級」服務的，而晚明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處於封建社會晚期，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裡發育、生長的時期，他們的自由經濟理論也就有了為剛剛成長的市民階級服務，旨在免除封建政權對他們的壓迫、幹擾，從而有助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成長的意義。這個階段的「士農工商」概念已經逐漸地淡化，人民意識到國家發展靠國營是不行的了，因此依靠著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實現了不少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也自然而然的將商業化運作帶到了工業發展裏，促進了工業資本的形成與發展。沒有適當的社會氛圍，商人的錢袋是難以與封建貴族的權勢相匹敵的，工商業從業者在這個時期得到了極大的自由空間去發展市場經濟，同時越來越多的封建統治集團的成員也加入工商界進行財富的積累。這個時期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廢銀論」，廢除貴金屬的作為貨幣，用紙幣代替，以國家信用為支持。從貨幣發展的趨勢看，用貴金屬（金銀）取代賤金屬（銅鐵）是歷史的必然，用信用貨幣代替貴金屬貨幣也成了必然。明代中期以後，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社會風尚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逐利拜金的貨幣拜物教的思想開始出現，如果這種思想持續發展下去，配合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就很容易在中國出現了。但是很明顯的歷史結論是，統治階層為了維護封建制度統治，強行將這股思潮壓力下來，往後一段時期裏，又是強力地以國營經濟去摧毀了資本主義萌芽階段。

總的來說，明朝雖然是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唐宋元之後的另一個高峯，但其在市場經濟上面甚至比清朝走得更遠。首當其衝的便是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現，這也帶來了對私有制的探索，同時由於農工業產業的發展，也為商業流通提供了物質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明朝中後期對於貨幣的態度又衍生出「貨幣拜物教」，開始嘗試去追逐貨幣本身價值中的剩餘價值與利息收入。這可以算是在中國歷史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可是在明清交接後，並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運動和推翻封建統治階級的革命，而是繼續在封建統治下進行「復古」經濟活動，也因此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停留在萌芽階段。

清帝國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立了強大的統治基礎，國力強盛，商品經濟比前代更為發展，而從全國範圍來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佔重要地位。前前後後的社會性問題主要在於：人口劇增的現實與生產供給不足的矛盾、土地兼併嚴重造成的廣義私有化退化、白銀外流與貨幣購買力下降所帶來的商業蕭條、稅賦上升與腐敗帶來的市場扭曲、階級矛盾的激化所帶來的社會革命。清朝時期的土地政策其實核心目標很簡單，一個是解決過剩人力，一個是維護封建統治。解決人口過剩方法無非就是：將勞動力穩固地鎖在現有土地制度上（宗法、國法、禮儀等）或者將其用作開拓新的土地。之後的鴉片戰爭將中國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準確的說應該是中國封建制度和西方大工廠資本主義制度的直接衝突，清朝統治集團中並不是沒有提出資本主義道路的解決辦法，但代價是統治結構的逐漸解體，同時對於解體後何時達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標準，統治階級沒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因此不如繼續保守下去。往回看中國古代自西漢以來，土地兼併與反兼併的思想鬥爭持續了兩千年。其間出現過井田、均田、佔田、限田等許多種解決方案，有的一度變為政策，有的甚至付之實施，但是都沒有真正解決土地兼併和農民喪失土地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倒不盡在於方案本身的缺乏現實性，同時地主階級政權本身就是一股貪得無厭的兼併勢力，離開了對農民的壓迫與剝削，這個政權就無法生存。出於長遠利益的考慮，它也想稍稍控制一下過分的壓榨，以免危及自己的統治，但這種努力同受到根深蒂固的貪慾和權勢欲推動並與政權力量緊緊勾結在一起的兼併勢力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總的來說清朝時期是一個動蕩的時期，開國時剛結束了明朝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回到封建制度下的經濟體，但中後期卻被西方資本主義打開了大門成為了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雖然說幾百年間，資本主義的萌芽也重新誕生過，但是本質上來了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政治體制是反封建的，因此統治階級強行選擇了所謂的「穩定」，於是中國這一次徹底地錯過了工業化進程。與之對應的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也和工業化進程脫鉤，保留了封建貴族+地主制度下的貴金屬交易體系，沒能走到信用貨幣的時代。

清末時期，西方列強在經過工業資本積累後，需要不斷向外進行掠奪，同時中國內部的封建制度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衝擊後，也正在不斷地走向衰落，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外來的資本主義衝擊共同造成了封建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狀態，但由於清朝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無法改變當時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的工商狀況，這便延長了封建社會解體的進度。這個時候社會的矛盾主要是中華民族和外來力量的矛盾，同時也穿插著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資本列強將清朝政府作為形式上的管理工具，但是落後的上層建築已經無法匹配經濟基礎快速發展的要求，之後便是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為口號推翻幾千年來的中國封建制度，建立了資本主義傾向的民國。從本質上講，地主階級保守派、改革派以及洋務派是一致的，他們的爭鬥只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在經濟思想上爭論，最終的目的都是維護日益沒落的封建統治秩序，他們的區別只是在採取的不同方式上。新思想在鬥爭中逐步取得優勢地位，被繼承和發揚下去新舊兩種經濟思想的鬥爭本質上是落後的封建生產方式與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鬥爭。這一點決定了新經濟思想必然會在與舊經濟思想的爭鬥中取得優勢地位。洋務派也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因此首先興辦軍工產業，所謂「中體西用」也只是打著向西方學習的口號來維護統治。這時又出現了官商合辦的「企業」運動，試圖在封建體制下利用資本主義商業的特點進行發展，很自然的清朝政府掠奪了大部分剩餘，這些「企業」最後也沒有辦下去。後來維新派出現後，徹底地建立提出一套推翻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看到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提倡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一股潮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知道維新中後期才整合了西方的理論與實踐經驗，而不是像一開始一樣只看到政策或者制度。但這一段時期清政府聯合西方資本主義共同鎮壓戊戌變法後的運動，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擴張，雖然其主觀上是加強對中國的剝削和控制，客觀上卻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從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國的經濟出現了較快的增長。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力量得到了加強。於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一段時間後便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面，中國資產階級開始作為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總的來說改良派的目標還是「中體西用」，以學習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改良當時封建制度的矛盾，但對於土地資源這方面卻偏向地主派，因為改良派大多出自於洋務運動，多少都和地主階級有瓜葛。改革派就比較徹底了，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兩手抓，以三民主義為綱領，建設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提倡初期公有制經濟來實現快速的資本積累與制度建設，再逐漸開放私有制自由交易。革命派還對改良派的虛假的民主共和進行了揭露，認為改良派所謂的民主共和就是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為資產階級謀福利。革命派的兩種革命並行論，不僅使勞動羣眾掌握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而且在政治上讓一般百姓享有民主權利。

清末民初的近代各思想流派在對傳統經濟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彼此之間同樣存在著一種相互鬥爭、相互影響的關係，但救國圖強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旋律，這一點也決定了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必然從整個社會和國家的角度出發，在與國外經濟思想鬥爭和融合的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 這段時期的社會經濟制度七零八落，因為被各種經濟思想與政治運動所衝擊。應該注意到的是，除了維護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外，改良派和革命派在私有制度上也有短期矛盾。雖然承認個體經濟行為，但是改良派不承認民主與民權，只希望藉資本主義的手維護奴隸制度，至於民生就更沒有考慮了。但是改革派直接以三民主義為綱領建設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以政府信用發行貨幣，穩定了民生問題。但孫中山之後，民國卻又遭受了外來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內部的腐敗，迅速的出現了大資產階級，這樣便又同人民所對立了起來。

20世紀上半葉，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業經濟在整個經濟體中所佔比例也越來越多。工業化程度也在不斷加強，以基建為中心，同時不斷建設核心產業的工業化設施。商品市場上交易種類增多，流通的範圍也得到拓展。城市的商業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大型的商業資本集團基本都設於城市。商業分工進一步細化，商業行業增多，工商業間形成了良好的互相促動的形勢，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開始互相投資參股。 但是由於革命不完整、不徹底，導致地主階級和官僚資本主義階級仍然在繼續剝奪人民的財產，就拿地主來說，傳統農業中的生產關係和生產特徵依然沒有得到改變，農村土地佔有呈日益集中趨勢，土地的集中使得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農民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高額的地租制約了農民進一步擴大生產，絕大多數農民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這些因素都導致本時期農村經濟呈現總體衰退的狀態。農產品供需失衡又給市場帶來價格的扭曲和資源配置的扭曲。同時國民政府的官僚資本在國家經濟中把持壟斷地位，不僅極大地制約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使普通民眾的生活無法為繼，最終導致其統治的垮臺，中國歷史由此翻開新的一頁。20世紀前半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傳播為其日後在中國進一步的運用和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準備，為中國經濟思想領域增添了新的元素，開闢了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道路。之後產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新民主主義者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我國特殊國情，揭示了由特殊國情所決定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差異性。這一段時期中，也有大量西方經濟學理論知識傳入中國，一方面是由於之前資本主義進程中的引入，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借鑒西方先進經濟管理制度的經驗，從而在中國結合國情進行中和。很明顯的一個特點是，之前的社會形態決定了傳統經濟理論重文字論述，輕數字描述；重文體優美，輕數學推導；重形象思維，輕邏輯思維，也沒有科學的分析方法。隨著西方經濟學說的傳播，西方經濟理論注重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研究方法也開始為國人所接受，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研究方法簡單、側重於經驗性描述的不足得以彌補。西方國家的統制經濟思想和計劃經濟思想成為國民政府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思想淵源，而這一淵源和孫中山的思想淵源不同，它來源於西方各國的諸多經濟政策和理論。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以德國斯班所主張的全體主義作為我國發展的基礎，英美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都不適閤中國，必須從全體主義觀察重商主義的干涉政策和統制貿易。

整體來說，這個階段的中國社會從動蕩走向逐步穩定，從半殖民半封建走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分叉路口，然後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走了下去。最大的進步與發展應該就是探索到全面接受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領導人準確地判斷民國時代的整體結構就是地主+軍閥的變相帝國主義形式，要想解決人民的剝削問題，只有靠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建立社會主義特色化上層建築，從而對應相應的經濟基礎，將被剝削的人民解放出來，以社會化組織的方式提高生產力，促進國家發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會經歷資本的集中與為資本服務的階段，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判定為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道路，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同時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摸索出一條適閤中國國情的特色化社會主義的道路，並沒有走上蘇聯的歷史。這是因為能夠正確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問題與經濟發展問題的矛盾統一性，私有制和市場制與國家所有制並不矛盾，關鍵在於制度如何設置。全盤西化不可取，全盤蘇化也不可取，只有將中國國情結合兩者的發展經驗才能共同促進特色化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

50年代後，中國正式開始了自己的特色化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學習的自然是意識形態相同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大體上有三個基點：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二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貫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義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三個點其實可以認為是「意識形態建立+工業資產社會主義式定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建立」，首先「意識形態建立」是核心，是統領整個社會與國家發展的思想支柱；其次「工業資產社會主義式定位」是基於現有的資本主義工業產業的重塑，從而快速應對工業化生產與軍工生產，確保國防安全的保障；再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是基於當時落後的生產力與發展願景來說的，同時也是基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之間的區別來說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確立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轉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保護下發展生產力，建國後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找到一條最適合的發展道路。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商品市場和經濟市場主要的關注點在於國有制改革、市場機制建設企業改革上。理論界普遍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是主觀的、意識形態的產物。要使計劃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正確的指導作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計劃必須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就是說，計劃要能起正確的指導作用，要以它的科學性為前提。社會主義要發展是需要計劃價值規律，但核心還是在於價值規律的真正發現，經濟計劃不能只反應某一個規律，而應該是普遍的市場規律。結合實踐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科學體系基本可以概括為：制度建立、價值生產、價值流通與實現、價值分配。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本；同時以商品為社會主義市場分析框架，結合流通方式來進行分析。另一個重要的框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研究。國家所有制和市場經濟能否結合？如何結合？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和國有制實現形式如何平衡和相互調整？私有制和公有制能否找到一種制度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結合？公有制和私有制誰是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中的主要成分？關於私營經濟的作用問題，一般都肯定個體私營經濟的有益作用和積極效應，但在「個體私營經濟作用是否優於國有經濟」問題上，也各有不同看法。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因此公有制主體主要把握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私有制主要屬於盤活非經濟命脈型產業。

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大體上有三個基點：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二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貫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義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確立後，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轉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保護下發展生產力。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論著，一個共同的理論基點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提出後，基本上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理論基點。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商品市場和經濟市場主要的關注點在於國有制改革、市場機制建設企業改革上。理論界普遍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是主觀的、意識形態的產物。要使計劃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正確的指導作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計劃必須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就是說，計劃要能起正確的指導作用，要以它的科學性為前提。社會主義要發展是需要計劃價值規律，但核心還是在於價值規律的真正發現，經濟計劃不能只反應某一個規律，而應該是普遍的市場規律。關於私營經濟的作用問題，一般都肯定個體私營經濟的有益作用和積極效應，但在「個體私營經濟作用是否優於國有經濟」問題上，各有不同看法。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到了89年出現了關於改革的爭論，有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的趨勢，但領導人及時指出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等同起來。同時應該看到，改革不僅是一個靜態的利益格局調整或再分配過程，而且是一個與經濟增長和發展聯繫在一起的動態過程。一方面，改革通過排除原有制度各種抑制效率的因素，為各個經濟主體行為優化和效率提高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經濟越是發展，社會成員對於制度變遷和利益調整的承受力越強，從而越是有利於改革的推進。股份制經濟與「兩權分離」分析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是一種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上是循著這一思路展開的。這一思路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財產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離，財產所有權與資產收益權相聯繫；法人所有權與資產經營權相聯繫。這一思路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參照，是馬克思關於股份制經濟的分析以及西方現代公司法人制度。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學的文化傳統和理論來源之根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二是西方經濟學；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對這三個方面的側重點和立足點有不同的認識。也就是說，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為出發點，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為指導，正確對待並積極借鑒西方科學哲學理論和經濟學方法論。其中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較大影響的主要包括三個學派：一是以科斯為首的新制度經濟學，或稱產權理論或交易費用理論；二是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理論；三是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由於新制度經濟學對過渡過程的解釋力，以及它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需求相吻合，使它在20世紀80年代末及90年代上半期，成為或許是在中國最為流行的經濟理論。把時間段放長一點來看，中國經濟學在繼承了蘇聯時期的斯大林社會主義制度後，利用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經驗，結閤中國發展與改革的現實問題，對所有制以及市場經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不斷完善所有權、國企改革、股份制企業、交易成本等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同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過程中，實現了獨特的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積累。也正是在標定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上，不斷探索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有機的結合共同點，力求有效地進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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