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相親鄙視鏈：不是人之常情，是一種病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大概是中國婚姻觀念中最為流行的一句話了。戀愛可以自由，但婚姻不行。問題是，怎樣理解「兩個家庭的事」呢？

有的時候，它是指婚姻涉及到更複雜、更廣也可能更微妙的家庭成員關係，包括其中的責任。

有的時候，它只是一種被量化的交易。

近段時間備受爭議的「中國式相親鄙視鏈」屬於第二種。按照鳳凰周刊等媒體的描述，在北京的各大公園，最熱鬧的角落是在相親，父母拿著孩子資料談條件——「沒有北京戶口？免談！」「沒有房子？拜拜！」「如果是本地人，輕度殘疾也可以，但絕不能屬羊！」公園相親由來已久，只不過今年尤受關注。

回顧中國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影視作品，可能會看到一種轉變：所謂階層內的「門當戶對」婚配越來越佔據銀屏的主導地位。更早的電影有富老闆與底層女的相親，近年的電影越來越來注重表現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輕人，他們性格迥異，價值觀迥異，順理成章地「物以類聚」。

《楊德財徵婚》（2005）中的地產大亨與打工女孩相親。

《Hello！樹先生》（2011）中的底層邊緣人物相親。

在《歡樂頌》（2017）中，階層背景影響著人物性格及其婚戀結局。

是電影更加寫實，還是階層的一種現實映襯？本文從婚姻的角色演變談起，在作者看來，婚姻自主權已在現實階層困境中下墜。參加相親，同時就意味著「自由戀愛」的努力已經失敗，「對那些幫自己孩子徵婚的老年人來說，這更是一種雙重的失敗。他們的子女是孤獨的，而他們更為孤獨。」

撰文 | 張豐

相親

從傳統到21世紀的社交難題

在傳統社會，相親是進入婚姻最普遍的手段。在男權社會，女性很少有機會進入社交場合。相親就成為女方家庭用來挑選男性的一種手段，女方掌握主動，但這種主動轉瞬即逝，一旦雙方結婚，女性就成為被壓制的一方。生育子女，操持家務，即使在最開明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也不過是「相夫教子」。

相親的核心當然是門當戶對，媒人的主要功能就是評估雙方家庭的地位、實力。即便在當下，有中間人要撮合一對男女的時候，也會向他們講述對方的學歷、收入、房產，這種媒人的功能並未改變。最極端的相親是「指腹為婚」，兩家孩子都還沒出生，在完全不在場甚至生命的存在都還沒有保證的情況下，就被父母指定為夫妻。「指腹為婚」的前提是，兩家不但足夠了解，在利益上也已結成了同盟。

《中國婚姻史稿》

作者:陳鵬版本:中華書局 2005年1月

婚姻狀態、婚禮、定婚、結婚、媵妾、贅婿與養媳等婚姻制度的源流呈現。

不管是相親還是指腹為婚，都和最後婚姻是否幸福關係不大。16歲男女雙方第一次見面，有時候甚至都無法交流，但這也有可能讓雙方在結婚時充滿新鮮感。我有一位家庭幸福的叔叔，曾這樣形容自己和阿姨的幸福婚姻：「我們是先結婚後戀愛，所以更幸福」。這種說法，其實已經包含一種現代觀念。在傳統社會，所謂婚姻幸福（滿意度），其實是與愛無關的。人們可能更傾向於從功能的角度來評價婚姻的美滿與否：是否健康，是否生了幾個兒子。所謂多子多福，才是核心價值觀。

現代婚姻的核心，是「婚姻自主權」，這是個人意識覺醒的結果。結婚不再是父母說了算，而是自己說了算，幸福還是不幸，一切責任都由個人承擔。婚姻自由的本質就是婚姻自主，這是現代世界觀念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從100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開始，猛烈地推動這種婚姻自主的觀念，它成為眾多文學作品的主題。

人們開始賦予愛情在婚姻中的核心地位，到了21世紀，這已經是一種共同意識。大眾文化的普及，讓小學生都知道了愛情的美好。但是，要獲得愛情，卻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經濟成為主流，大多人都成為生產線上的一個螺絲釘：在整個人生中，人們仍然沒有獲得自主權，那要獲得婚姻的自主權，又談何容易呢？

最大的難題是，一個人為了生存而鬥爭，已經佔據了大部分時間。工作忙碌，影視和遊戲又佔據人一部分時間，他（她）很難再有時間去結交現實中的異性。一個後工業時代的青年，與傳統社會的精英相比，用於沉思愛情的時間，其實大為減少。

微信的誕生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社交，你可以隨意向一個異性發出聊天表情，但是在電子社交時代，人的孤獨感非但沒有減少，而是大為增加了，甚至有不少人產生了對面對面社交的恐懼。在這種情況下，相親再度流行起來，也就非常自然。

階層固化與固化階層

一種相親恐慌

並非巧合，在相親復興的時候，人們也開始廣泛討論階層固化的問題。

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進步催生了一個數量相當龐大的「城市中產階層」，這個階層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在大中城市擁有房產。「固定資產」，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象徵資本，是一種身份的確證。但是，隨著大城市房價的高企，那些還沒有買房的青年，想通過自己努力，加入到這個「有房階層」越來越難。尤其是京滬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個外地大學畢業生，靠自己努力買房的可能性已經基本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