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醫者日用而不知 —— 看看這些推崇“方證”的名醫們

原創：肖相如 誦明書院

葉橘泉、胡希恕、江爾遜、劉渡舟、黃煌等名醫都非常倡導方證，但是，從現況來看，認為方證重要的醫生還是極少數的，不承認、不支持甚至反對方證的醫生仍佔大多數......

▍全文共3641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這些推崇“方證”的名醫

作者/肖相如 整理/小葯童

—1—

葉橘泉

葉橘泉先生（1896～1989），是現代非常有影響的中醫學家，也是方證學說的倡導者、實踐者。他在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重視方證，並不斷地向中醫界呼籲“應該重視中醫方證學的研究”。

1956年在《中醫雜志》第7、8期上翻譯了日本醫家矢數道明的文章《中醫學骨幹——“方”與“證”的研究（上、下）》。

1958年在《中醫雜志》第12期上發表《辨證論治的關鍵——“證”與“方”》，文章中說：

“中醫診斷，不是以病名為對象，而是以患者具體的個體為對象，所以如果要求一個對任何人所患的某一種疾病（例如肺結核或腎臟病等）都有效的葯方是沒有的。

但是任何疾病具有對某一葯方和適應證時，應用這個葯方，都能治癒，換句話說，“證”與“方”相適應，則這個“方”可對任何疾病都有效。

所謂辨證論治，不是漫無邊際的，肯定療效，推廣應用，對主要的證候羣和適應證的主要方劑必須固定下來，當然必要時應隨證加減。

這種事例在張仲景的《傷寒論》經典方劑的應用上，體現得最為突出。”

文章中還列舉了桃核承氣湯方證的運用規律和病例，有理有據。

葉先生的地位很高，影響很大，但是，對於葉先生所倡導的方證，中醫界並沒有太多的響應，依然自顧自堅持着漫無邊際地辨證論治。

—2—

胡希恕

胡希恕先生（1898～1984），著名的臨牀家，胡先生的學術在當下非常火熱地流行着。

胡希恕先生強調的是，“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有是證用是方，有是葯徵用是葯”，重點學好用好“常遭遇的方證”。這纔是能抓住《傷寒論》要點的臨牀家的有得之言。

學好、掌握好張仲景為我們提供的方證，根據張仲景的理論，結合自己的臨牀實踐總結探索常用的方證，是獲得療效的前提，對尚無方證可用的情況，就用辨證論治。這是胡先生獲得療效，獲得贊譽的原因。

劉渡舟先生曾贊揚胡希恕先生說：

“每當在病房會診，羣賢齊聚，高手如雲，唯先生能獨排眾議，不但辨證準確無誤，而且立方遣葯，雖寥寥幾味，看似無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皆得力於仲景之學也。”

能得到劉渡舟先生如此評價，胡先生在學界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

—3—

江爾遜

江爾遜先生（1917～1999），四川名醫，現代著名的傷寒臨牀家。臨牀奉行病證合勘，方證相應。

江先生在臨證中發現，辨證論治並非完美，辨證的質量不僅要受一系列客觀因素的影響，更難免受一些主觀因素，如醫者的學術水平、見解及臨牀思維狀態等的制約。

這樣，對同一患者的同一疾病階段，不同的醫者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辨證及診斷。

臨牀還可見到學驗俱豐，且難分軒輊的幾位名老中醫，在會診時出現這種局面，試問哪一位更臻於“認證無差”的化境呢？辯證法認為，差異就是矛盾。

他們由於學術見解與臨牀思維的不同，而在提取和利用四診信息時所顯示出的差異，乃是辨證論治體系無法解決的矛盾。

縱然辨證無困惑，而選方時亦能產生困惑。因為根據辨證結論而確立了相應的治法之後，可供遣選的方劑絕不止一首，一種治法可統率多首方劑。

例如最常見的風寒咳嗽，其治法為疏風散寒，宣肺止咳，可選用金沸草散、杏蘇散、止嗽散等，到底哪一首是高效方呢？或謂只要化裁愜當，每一首都是高效方。

果真如此嗎？江先生謂：條條道路通羅馬，並非每一條都是捷徑。

如此看來，在實施辨證論治時，由於在辨證和選方兩個關鍵環節上都有可能產生困惑，醫生有時頗難預測療效，更遑論追求高效矣。

江先生認為，大約仲景當年亦曾顧慮及此吧，故他在創立辨證論治的同時，又推出了方證對應。

江先生60多年的臨牀經驗證明，辨證論治鞭長莫及或捉襟見肘之處，便能顯示出方證對應的優越性來。

江先生強調，方證對應，即“有是證用是方”的治療原則。

臨牀證候只要與仲景的描述契合，有時“但見一證便是”，即可信手拈來，而不必受八綱、臟腑、病因等辨證方法的限制。這實際上是在重複仲景當年的治病實踐，頗有執簡馭繁、駕輕就熟之妙。

並且認為，方證對應是準確運用經方的一條捷徑，有助於發掘運用高效經方。

除了運用仲景的方證，江先生還在臨牀中摸索總結了不少高效的方證。

—4—

劉渡舟

劉渡舟先生（1917～2001），是現代傷寒學界絕對的大咖，劉先生也在晚年對《傷寒論》中的方證予以了高度重視。

1980年在《北京中醫學院學報》第2期發表“運用經方的關鍵在於抓主證”；1981年在《遼寧中醫雜志》第9期發表了“《傷寒論》方證概述”；

1983年出版了《新編傷寒論類方》。

下面是劉渡舟先生對方證的論述：

《傷寒論》這堵牆很厚，怎樣才能穿入？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不遺餘力地為之上下求索，有一次看到晉代皇甫謐的《甲乙經序》，纔得到了答案。

宋林億《傷寒論序》雲：“夫《傷寒論》蓋祖述大聖人之意，諸家莫其倫擬，故晉皇甫謐序甲乙經雲：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

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大聖人之意乎？”

我從“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兩個“本”字中悟出了中醫是有學派之分的，張仲景乃是神農學派的傳人，所以，要想穿入《傷寒論》這堵牆，必須從方證的大門而入。

《傷寒論》的方，叫做“經方”，《傷寒論》的證，又叫“證候”。認識疾病在於證，治療疾病則在於方。

方與證乃是傷寒學的關鍵，而為歷代醫家所重視，所以“方證相對論”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積極作用。

其中，劉渡舟先生說“方與證乃是傷寒學的關鍵”是準確的，但說“而為歷代醫家所重視”則應改為“為歷代有見識的醫家所重視”。

因為歷代都是少數頂尖的醫家重視方證，大多數的人並不認為方證重要，現在依舊如此。

—5—

黃煌

黃煌先生（1954年生人），江蘇省江陰市人，南京中醫葯大學教授，著名的傷寒學家、臨牀學家，也仲景學說傳播學家。

黃先生在中醫界影響巨大，學《傷寒論》的人可能都對黃先生熟悉且崇拜，那麼，大家要注意啦，黃先生是倡導方證的。

黃先生認為，方證相應說是探討臨牀處方葯物應用規律的學說之一，該學說首見於《傷寒論》，後經眾多醫家的發揮，成為中醫臨牀的原則和方法。

方證相應說強調方與證的對應性，證以方名，方為證立，方隨證轉；臨牀上重視抓主證，有是證則用是葯，無是證則去是葯，而不受病名的約束。

方證相應說在理論上有鮮明的特色，在臨牀上也有較大的實用價值，是中醫基礎研究的重要內容。

方證相應說的研究也是實現中醫現代化階段性目標的必要途徑，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應當引起中醫界的重視。

黃先生強調，明確的應用指徵對於方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有方必有證，有證方能成方。

歷代中醫的方劑數量是驚人的，《中醫方劑大辭典》收方10萬餘首，但真正有明確應用指徵的方劑卻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及唐宋方書中。這些方劑配伍嚴謹，指徵明確，只要對證用藥，臨牀療效比較肯定。

有是證，用是方，方與證的關系，是相對應的，兩者渾然一體。方證相應是取效的前提和條件。方證相應了，就是特效方，就是必效方；不對應，就是無效方。

所以，一個中醫臨牀醫生的實際工作能力的標志，就在於能否識別方證或葯證。

黃先生強調，“對經方派中醫來說，‘方證相應’永遠是臨證始終追求的最高境界。”

—6—

任應秋、馮世綸......

任應秋先生說：我看到過一些有經驗的老先生，使用經方的療效都非常好，其關鍵還是“方證相合”。

胡希恕先生的弟子馮世綸先生說：歷代運用經方或時方的名醫，雖然學術體系各異，但都能應用其方葯治好疾病，最關鍵的原因在於暗合“方證對應”。

倡導方證的名家還有曹穎甫、陸淵雷、祝味菊、惲鐵樵、包識生、範文甫、嶽美中、吳佩衡、範中林等等。

—7—

吉益東洞、矢數道明

除了中國的一些名家，還有日本的名醫也有倡導方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與徐靈胎同時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東洞。

他對仲景方證相應的思想推崇到了極致，認為“醫之學也，方焉耳”; “《傷寒論》唯方與證耳”；“醫之方也，隨證而變，其於證同也，萬病一方，其於證變也，一病萬方”。

其著作《類聚方》只述方證，不及方意葯理，識證更重視實證。

前面在介紹葉橘泉先生時提到過的日本醫家矢數道明（1905～2001）是倡導方證的現代醫家。

雖然有這些療效好的、著名的醫家倡導方證，但是，從現況來看，認為方證重要的醫生還是極少數的，不承認、不支持甚至反對方證的醫生仍佔大多數......